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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超过90岁：最后的大陆黄埔老兵
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扩招学生20万人，战后生还者仅1万多人。精疲力竭的黄埔老兵随后经历3年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因为历史问题，留在大陆的幸存者又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现仍健在的黄埔老兵不到2,000人。他们平均年龄超过90岁，一些人生活在农村，无子女，无退休金，无医疗保障，仅靠每月几十元高龄补贴和低保维持生活……本文原载08期《多维CN》与05期《多维TW》。
不久前，台湾邀请9名大陆抗战老兵赴台旅游，老兵们前往忠烈祠致祭，受颁抗战胜利纪念章，并与在台抗战老兵互动，场面感人，也让人想起和他们同龄的黄埔老兵。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他们曾经是社会的精英，抗战的先锋，内战的棋子，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却在一波波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黄埔出身，成了他们被迫害的主因。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风烛残年中，焦急而无奈地期盼着国家对他们抗战功勋的承认。
少小赴国难老大得安生
与西山机场一路之隔的世纪城，是北京排名数得着的大型小区。95岁的黄埔老兵张君国就住在这里。记者的到来，让这位征战大半个中国的老兵异常激动，逐一细数胸前4枚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来历。熠熠生辉的纪念章，代表着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功勋。
七七事变后，日军势如破竹进逼山东，张君国就读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南迁。年纪轻轻、身材瘦小的张向祖父母与父母亲深深鞠躬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乡菏泽。1938年途经河南许昌时，赶上黄埔军校招生，他不顾校长再三劝阻，报名并通过考试，与20多位同学一起成为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14期学生。
第二年，张君国毕业后希望回家乡打游击，但被分配到空军军士入伍生总队任少尉班长，后来又在空军军士学校及黄埔军校第七、第一分校担任教官。张君国回忆说：“我总觉得前方战场上的将士们都在流血牺牲，浴血奋战，而自己躲在大后方，实在是于心有愧。”1943年，参战心切的张终于加入第16军任上尉连长，实现了带兵杀敌的宿愿。1944年豫中会战中，张连队所在的团全歼日军一个中队。这次会战挫败了日军西进潼关、威逼关中的企图。
抗战胜利后张君国升为副营长，驻防北平，并在1946年结婚。美好的生活似乎就在眼前，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内战，张曾率部与解放军数次交手。
平津战役期间，张君国所在的中央军将领因反对投诚中共，与傅作义达成协议，在打开城门投诚前将军中中级以上军官送出北平。张君国离开被围两个多月的北平后，取道青岛、上海，重回西安投奔老长官胡宗南，任第90军338师中校代理团长，招兵买马重组部队。
1949年12月29日，张君国所部在成都邛崃被解放军包围，弹药全部打光后，张下令撤离战场，带着警卫连逃到一处小树林休整。他在回忆录《一蓑烟雨任平生》中写道：“今天看来是12年军旅生活的最后一天了，我想我的生命也应该结束了。于是我拔出手枪准备自尽，却被警卫连长把枪夺走了。”张随后遣散部队，带领最后几十个人向成都方向逃走，途中被俘。解放军军官对张君国说：“你挺顽固的，在胡宗南部队里你们团打到最后。”张答：“这是军人的天职。”
依靠连襟李玉堂（黄埔军校第14期毕业生，1975年获特赦）通过关系拿到的释放证，张君国脱下军装恢复自由。1950年，张君国带着妻小踏上从成都回山东的路途，在与参加八路军的大哥、三弟、四弟团聚一段时间后，便离家回到北京做小生意糊口。
1952年，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局招聘中学教师，张君国报名被录取，分配到平原省(1952年11月撤销)滑县省立道口中学教书。1955年肃反运动，全国几十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被捕，张君国也不例外。审查一年后，张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遣送浚县农场喂猪，1959年刑期结束前，张被加刑11年，原因是张系国民党骨干份子，最初是重罪轻判，故改判15年，“这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地方巡视公、检、法，抽查判案的结果”。不久，张君国被遣送青海浩门农场劳改。
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努力改造。1970年，张君国“刑满释放”，就业谋生，每月能拿到32元工资，但“反革命”的帽子没摘掉，继续留在农场改造。
1975年，中共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293人获得新生，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毛泽东曾经在释放安置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警宪特人员的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14,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农场的大门，张君国也是其中之一。张对这段残酷的经历有着复杂的情感，他在回忆录中说，仅凭中共建政后仍在西南与解放军对抗到底的历史，在文革中“恐怕再有十个我也得被斗死”，但在劳改农场不搞批斗，可谓因祸得福。
1976年初，张君国从青海回到河南，住到安阳化肥厂儿子家，妻子也调到安阳和他团聚。在安阳市公安局的安排下，张到安阳钢铁厂工作，先后在卖煤点和职工浴池负责收票。1984年张君国参加了安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同学会成立时有34人，其中有位黄埔四期的学长年龄最大资格最老，他与林彪同学，曾任国军团长、城防司令。1949年后，为了不受冲击隐姓埋名，靠拉黄包车谋生，过了数十年的苦力生活，一直到安阳成立黄埔同学会，才公开自己身份。
1986年，张君国到北京大女儿家居住，后来成为大女婿供职的中国人民大学《外国经济管理》编辑部的一名临时工，负责收发信件和发送杂志，1994年退休。
脱下军装不能为民
比张君国年长两岁的尤广才1919年出生于山东台儿庄。不满4岁时，祖父与父亲同时去世，家贫如洗。尤广才高小毕业后无力升学，在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1938年台儿庄大战期间，尤的小学老师邀请他加入游击队，他考虑片刻便放弃了，“去大后方报考军校，接受正规军事训练更有发展前途。”
混在撤退的国军队伍中日夜兼程，尤广才穿行战火，历时十余天行程上千里，最后到达河南潢川，考入由李宗仁创办的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然后在武汉被编入由蒋介石任团长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长途跋涉到四川綦江。1939年毕业时，他所处的队伍并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16期。尤广才毕业后留团使用，在战干一团当区队长。1941年加入第54军，先后任军部特务营中尉排长、第50师师部特务上尉连长，戍守中越边境。
1944年4月，第50师穿越驼峰航线，途径印度进入缅甸对日作战，先后改隶新6军、新1军，尤广才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亲历1945年西保战役，同年5月随远征军班师回国。2005年，新1军军长潘裕昆的后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一份《陆军第五十师缅甸西保战役有功官兵勋绩表》。里面记载了尤广才的抗战勋绩：“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3月16日攻破敌坚固阵地……”
尤广才同样被卷入内战的洪流。1946年2月，第50师在香港九龙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登陆艇，开赴东北战场，在新1军第50师150团2营副营长任上，尤广才参加了四平战役和德惠战役。辽沈战役突围时，整团官兵四散奔逃，已经是少校团副的尤广才只身一人逃回沈阳与新婚不到两个月的妻子相见。
1948年11月10日，他手持“国民党投诚军官介绍信”到收容所报到，但婉拒了对方劝其参加解放军的邀请。尤广才在自传《血鉴：一个远征军抗战老兵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原干国民党打共产党，而今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成何道理？”然而这次抉择，直接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脱下军装后，尤广才希望东山再起，但他没想到自己辞去扫大街工作后，街道办事处再也不给他介绍工作了。这时他如梦初醒，才知道早已被打入另册。做小生意多次失败后，尤广才隐瞒“历史反革命”身份，混进沈阳新阳公司做打桩工，半年后因身份暴露被开除。1952年初又混入东北工学院木工队当学徒，两年后由于同样原因被开除。尤广才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当时白天学习做家具，晚上读夜大。可能由于我工作认真，组织学习时积极发言，领导觉得我不像普通工人，就查了我的历史，查出我是国民党少校军官。”
被开除一个月后，尤广才在医院当护士的妻子与一名共产党干部私奔了。为了生存，尤只得去做苦力，拉着上千斤的货物爬天桥，全身冒汗，口吐鲜血。1957年经妻子介绍，尤广才到北京学习中医后到私人诊所工作。不料除夕当天，北京当局“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尤广才又被拘留，1959年春，被发配到位于天津的北京飞地——清河农场，开始劳教生活。不久，妻子与他离婚。双重打击下他一度失去了活着的勇气，直到10多岁的女儿从北京坐火车到清河农场看望他，骨肉亲情成为支撑尤广才活下去的力量。1962年，尤广才结束劳教后留在农场当“农业工人”，又过了3年，被遣返回乡。
回乡后，因受不了生性孤僻、早年丧妻的哥哥的冷漠态度，尤广才只好离家在枣庄西王庄插队落户。文革爆发后，尤广才成为批斗对象，还被诬陷“被俘后不服管教，在哈尔滨越狱潜逃”之罪，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小队计分员之职被一一撤销。1978年，尤广才在枣庄公安系统工作的一个堂孙，担心尤的身份影响自己前途，私下查了他的档案，发现里面真有“尤广才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曾在哈尔滨越狱潜逃”之词。其实，尤广才是自动投诚，从未去过哈尔滨，仅仅是不愿参加解放军而已。也许正是这个捏造的罪名，使尤广才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苦难。
1979年秋，60岁的尤广才获得平反，恢复民办教师职务。凭借远征军时与美军联络官和中国翻译经常交往而打下的英语底子，他在西王庄中学任英语教师，由于教学成绩突出，破格转为公办教师。1984年尤广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枣庄市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理事。1992年，73岁的尤广才从西王庄中学退休，被女儿接到北京居住。
隐居深山的抗战英雄
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乔树芝的家乡山东栖霞陷入战火之中。19岁的他去县城报名参加军校。乔树芝老人回忆，当年他衣服都没来得及回家换，只跟在赶集的父亲告了个别，就匆匆与同学一起踏上了从山东到陕西的征途。在路上，他亲眼看见同学死于日军轰炸，于是与护送学生的国军一起抗击日军，队伍被打散后，一个人深夜穿过冰冷河流和漆黑树林，在1941年到达西安，成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七期的学生。
乔树芝毕业后，被分配到第85军，成为炮兵营一名排长。之后，多次随第85军参战，如豫中会战和豫西鄂北会战等。讲起抗战的经历，乔树芝总是说“太惨了”。日本投降后，“炮兵营奉命经西安、洛阳至新乡，途径滑县路段时，与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寇相遇，他们走铁路，我们走公路，日本鬼子早已没了当年的不可一世，看着垂头丧气的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乔树芝是少数没有参加内战的黄埔老兵。抗战胜利后，已经成为炮兵副连长的乔响应政府裁军号召，携家眷到妻子老家湖北襄阳务农。然而这些黄埔老兵，无论是否参加过国共内战，是否在内战中开过枪，最终是投诚还是被俘，黄埔身份都成为他们历史污点的标签。
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不断，镇压反革命、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在这些运动中，黄埔老兵命途多舛。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相对于讲述光荣的抗战经历，黄埔老兵都不愿多提及那段残酷的历史。
乔树芝同样在多次运动中备受迫害和摧残，成为最为穷苦的农民，子女也都因此受到牵累，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社会地位低下。乔树芝不到30岁时开始务农，一直住在湖北襄阳卧龙镇毕庙村，长达60多年，两间小房，四面漏风，生活艰苦。直到2013年初，乔树芝居住的山沟卖给了开发商，他和妻子才得以搬出深山。
文革结束后，乔树芝一直希望自己的抗战经历能得到官方肯定，但总是事与愿违，心中悲苦不言而喻。2013年7月4日，乔树芝在《新华每日电讯》上看到民政部肯定国民党老兵贡献的消息，立即让家人为他联系相关机构。
2014年，襄阳草草义工协会志愿者访问了乔树芝，为他送上黄埔校训“亲爱精诚”间距，他看后激动不已。老人明白这是蒋介石撰写的校训，又怕引起麻烦，不敢挂在墙上，经一番劝说鼓动后才挂上。与张君国、尤广才等领有退休金不同，乔树芝仅有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提供的每月500元资助，以及微薄的基础养老金和高龄补贴。如今老人每月购买治疗前列腺炎的药费达300元，依然需要境况一般的子女赡养。
67年的身份跨越
抗战时期，日军不断攻陷大中城市，但在南方山区，如黄埔18期老兵殷显政的家乡湖北利川，生活倒还平静。殷显政高小毕业后，因无钱上私立中学而辍学。国难当头，他没有苟安于远离硝烟的家乡。
1939年中秋节后，在黄埔军校任教官的乡亲写信回乡动员有志青年从军报国，刚满16岁的殷显政决定到与利川相邻的重庆万县报考黄埔军校。拿着已出嫁的大姐给的10元钱，殷显政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同年11月，上峰下令长途行军到敌人后方去建校。殷和同学们从万县出发，经过湖北老河口、河南汝南等地到达安徽临泉，成为中央军校鲁干班第18期学生。
1942年殷显政从黄埔毕业。当时许多同学选择投身李仙洲部队，身为湖北人，殷显政则选择加入第五战区下属的鄂东挺进军，任干部训练班少尉区队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大概训练了四五批学员后，殷显政被调到班本部教育科任中尉科员，负责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检查等工作。鄂东挺进军是一支有桂系背景的部队，这些年虽然历经战争，但像殷显政这些外来的军校学生始终没有机会带兵，一直在训练班默默无闻地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鄂东挺进军被裁撤，殷显政到汉口军政部第八军官总队集中待命。国共内战开打，殷被派往东北，在青年军207师继续从事教官工作。1947年10月，任207师9团9连上尉连长，但这是一个没有士兵的空头连长，殷带领4个排长到辽宁北镇招兵。由于大环境的不利和带兵经验的缺乏，新兵开小差者甚多，团长认为他不适合带兵，又将他调往207师教导总队任教。
辽渖战役期间，在尤广才突围失败的同时，殷显政带领的教导总队也与总部失去联系。考虑许久后，殷显政决定遣散部队。与尤广才婉拒参加解放军不同，殷显政在中共干部的劝说下加入了解放军，并在1949年五四青年节宣誓入伍。后来在东北军区军政学校任教。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1958年响应当局“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召，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肇东四方山农场工作。
在采访殷显政老人时，他聊起了1964年导致他被撤职降级并下放连队劳动改造的一次粮食霉变事故：“我当时是副科长，粮食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但粮食发霉了，总得有人顶罪，由于我是黄埔的，所以领导挟私报复，我就代人受过了，这完全是因为我的黄埔身份。我的中共预备党员转正也被取消了。”记者问起老人9年劳改经历，他表示应该放下对历史的抱怨，他说：“在9年劳改期间，很少有人欺负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殷显政是代人受罪。虽然失去了许多，但劳动也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宽广的胸怀”。老人说着举起双手比划了两下。
离休以后，殷显政觉得还有使不完的劲，又在街道办主任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14年。当了几十年中共预备党员的他，终于在85岁高龄时得以转正。
别让老兵带着遗憾离去
迄今为止，大陆官方并未对全国范围内的国民党幸存抗战老兵作过跟踪统计。据长期从事关爱抗战老兵工作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估计，“许多老兵仍未被发现，全国目前幸存大概两万名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平均年龄90岁以上，52%的老兵在农村，无子女，无退休金，无医疗保障，仅靠每月几十元高龄补贴和低保生活。还有一些中国远征军老兵在滇缅一带生存，远离家乡已经70余年。相对于这些生活困难的老兵，每月领着退休金的尤广才很满足，“国民党老兵很艰苦，每天靠救济生活。我现在很好，环境也不错。”
2010年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大陆政府拨出专款，向12.3万名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补助，每人3,000元。按照民政部当时解释，所谓在乡抗日老战士指的是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目前健在的农村抗日老战士，但仅限于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换言之，补助对象并没有涵盖国民党抗战老兵，他们还得依靠民间救助，或自我挣扎。
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抗战老兵的问题近几年得到广泛关注。2013年，湖南图书馆出版《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收集了87名老兵的口述史。他们的命运与上述黄埔老兵类似。在这87名老兵之中，1949年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判刑，被剥夺公职，被下放乡村者有34人之多（未包括那些不愿谈不公遭遇的老兵）。这些曾经为抗战做出贡献却遭到不公待遇的国民党老兵急需得到政府的认可。
同年，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向民政部递交了关于优抚抗战老兵的提案。3个月后，民政部回复称，符合条件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将纳入相应保障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国民党孤寡老兵优先优惠入住敬老院、福利院；支持社会组织救助国民党老兵；举办纪念抗战胜利以及元旦春节活动时，建议政府邀请国民党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这是中共首次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当时被视为巨大突破。
然而，这种优待口惠而实不至。当年民政部就关怀原国民党老兵问题，召集广东、湖南、河南、云南、贵州、四川、新疆等7省区民政厅到北京开会，因大多数省区有抵触情绪，最终不欢而散。有的担心关怀国民党老兵会“让老八路有意见”，有的推说政府没钱、国民党老兵身份不好核实，有的甚至说：“这个事情让民间机构折腾去吧。”民政部文件没有效力，地方政府未见动作。
根据乔树芝孙女讲述，湖北襄阳襄城区民政局始终不承认乔的国民党抗战老兵身份。“民政局说要人证物证档案。爷爷的战友都过世了，人证基本无法提供，黄埔军校毕业证、抗战旧照等物证几乎都在文革期间被销毁。唯一能提供的是爷爷跟一些黄埔老同学的通信和合影，还有一张身穿军装老照片，再就是爷爷的自述。”“我的叔叔不知去民政局反映了多少次，办事人员都是冷眼相向，还说‘我们只管共产党的老兵，不管国民党的！’”
2015年，中共举行前所未有的阅兵纪念抗战70周年，并向5万余名抗战老兵发放补助，每人5,000元。除了中共抗战老兵，抗战时期在国军服役，后在国共内战中起义、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国民党老兵，参加抗战后回乡务农的国民党老兵，也获得补助。这是中共首次向国民党抗战老兵发放生活补助。不过，参加国共内战，但没有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并不在补助之列。
抗战老兵需要物质救助，更需要精神上的认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共给全国70多万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国民党少将以上抗战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纪念章，曾令普通国民党抗战老兵羡慕不已。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1937年参加抗战、1949年率全营起义升任解放军团长的广州市财政局离休官员张润进，在该市纪念大会上领到纪念章，第二天竟被相关单位索回，还没有捂热的纪念章得而复失。其理由是他虽然参加抗战，但不在中共领导的部队，也不是国民党将领。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间组织不断呼吁，希望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能正视历史，给所有国民党抗战老兵颁发纪念章，以表彰他们的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体现对民族英雄的敬意。2015年，约21万名国共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国民党抗战将领或其遗属获颁纪念章。不过，对于普通国民党抗战老兵，仅限于在国共内战时期及以后参加革命（或入伍）以及回乡务农者才能获颁纪念章。没有起义、投诚的普通国民党老兵，仍然没有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我最大的期望，是得到一枚由国家正式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2015年，尤广才、殷显政如愿以偿。由于家属到北京上访，乔树芝也获得了纪念章，在此之前，老人生了一场重病，得到纪念章成为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抗战老兵张君国，则因为国共内战有过被俘经历，始终没有拿到纪念章和补助，这让老人倍感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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