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与中共十大元帅的恩恩怨怨（下）

在1955年中共首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萧克名列榜首，他有着与同时授衔的中共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他长期在朱德、陈毅、彭德怀的麾下工作，做过罗荣桓、徐向前、刘伯承的直接下级，担任过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的副手，还两次出任林彪的参谋长。本文摘自2009年第4期《百年潮》，作者周炳钦，原题为《萧克将军与共和国元帅的相识相交（续）》。【相关阅读：萧克与中共十大元帅的恩恩怨怨（上）】

襄助叶剑英办学、治军

叶剑英在北伐战争时已是军中的高级将领，萧克早已慕名，后来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相识。内战爆发前，叶剑英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会商热察两省的军事调处问题，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的萧克，数度与叶剑英一起同机往返于北平、张家口、承德之间，进行停战谈判和军事调处，相互间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此后，萧克曾两度作为叶剑英的副手与他共事。

他们初次共事是在华北军政大学。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决定在这里办“大党校”、“大军校”。这是中央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军委任命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在此过程中，萧克感到叶剑英的办学理念使他深受教益。

萧克说，叶剑英当时提出的两句警语在校内深入人心，这就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叶剑英认为，军队一定要有教育，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同时教育者应先受教育，教员不仅要有“诲人不倦”的态度，还必须有诲人的本钱，否则就会害人害己。为此，叶剑英提出教员要当专家，要精通业务；号召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为师；要求学员大队以上领导干部，每人都结合自己的工作，选学一门课程。叶剑英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萧克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就是在那时听了叶剑英向他谈了列宁对这本书的评价后读完的。叶剑英还将自己读过的《苏联国内战争史》送给他看，他发现书中画了许多圈圈点点，作了不少眉批。

华北军大建校之初，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剑英提出“从那些脱离敌人营垒的旧军官和被我们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学校任教”。叶剑英把这一想法告诉萧克后，他积极拥护。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学校挑选和接受了一些有文化和军事知识的俘虏与起义人员来学校任教。叶剑英要求学校各级领导和有关同志，对旧军官要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关心。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们对话交流，主动与他们商讨教学中的问题。虽然他们大都有受过中外各类军事学校教育的背景，但在叶剑英面前多属晚辈。因此，他们不仅敬仰叶剑英，而且更感受到人民军队对他们的信任，从而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萧克说，自己过去也赞成使用旧军人中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为革命做工作，在叶剑英的言传身教下，对争取旧军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在实践中方法也改进了。

1955年4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成，因部长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当时兼任该部副部长的萧克，又一次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两年多的相处共事中，叶剑英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提出新的治军方略，给萧克留下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训练，主张军事训练工作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上任不久，叶剑英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和战斗的训练，很快得到军委的批准。叶剑英认为我军几十年战争经验有许多是带有普遍性质的，这些原理现在和将来也是有用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直接依存于技术的战术、战役来说，就有一定的时代性，技术装备改变了，作战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萧克说，叶剑英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在上述思想和方针的指导下，先后连续组织了9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多团以上干部参观见习。叶剑英还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以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训练和作战的经验。这次参演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近5万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些友好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观摩。通过这些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把军队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心中永远的“聂司令”

在十大元帅中，萧克将军与聂荣臻元帅相处共事的时间最长，一起在正副司令员的任上就有7年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时。那时聂荣臻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委，萧克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当时，萧克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聂政委，你是我的老长官啊！”聂荣臻注视着他：“这话怎讲？”萧克说：“南昌起义时，你是我们二十四师的党代表，我是七十二团二营八连指导员。”“是吗？”聂荣臻握着萧克的手用力抖了抖，似久别重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39年初，萧克奉命组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离开一二？师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平山县，从此他就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工作。1942年初萧克到晋察冀军区任职后，聂荣臻与萧克先后为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正副司令员，直到1949年初萧克到第四野战军任职。萧克说，在此期间他们在一起办公，一口锅里吃饭。在共同战斗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信任，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让萧克难忘的是，在此期间聂荣臻两次紧急派他执行保卫石家庄的任务，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

一次是1948年4月，晋察冀军区得到情报，国民党军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和骑兵师将由保定偷袭石家庄。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当时正成为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党中央已搬到石家庄西北几十公里的西柏坡，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也在此筹建中。而这里除警备司令部不多的兵力外，几乎没有战斗部队，附近也无主力可调。就军事力量而言，石家庄近乎一座空城，形势十分危急。聂荣臻召集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领导，一起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萧克提出就近火速调遣兵力的方案，并提请在这次保卫战中，授予他对战区范围内党政军民最高指挥权。聂荣臻听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好哇，看来保住石门是没有问题的！”

萧克迅速赶往这个华北重镇研究对策，在做好军政机关和重要物资保护和转移方案的同时，想方设法迷惑敌人。他们通过市区的广播，不断通报敌情，告诉敌人的动向和我部队、民兵阻击的情况。每日晚饭后，萧克与市里的领导故意走上街头，还不时地同行人打招呼，让人们知道他们也没有撤。这样既安定了人心，也示敌我已作好准备。敌方不知虚实，果然不敢贸然前进。几天后，国民党军进到沙河就缩回去了。

第二次是1948年冬，萧克正在华北军政大学开会，突然接到聂荣臻的电话：“老萧啊，有情况了，敌人又要袭击石家庄，兵力和上次一样，你马上去那里，安排部署。”萧克这时兼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就在石家庄附近。聂荣臻向他概略地介绍了敌情和自己的考虑。尽管这次我方的兵力已有所增加，但较之欲犯之敌的兵力，仍然是敌强我弱，而且复杂的是城内的机关、团体更多了。不过这次萧克却成竹在胸：既然你故伎重演，我也故“计”再施，并将作战方案报告了中央。他除带了由学员组成的临时教导团参与设防外，还利用控制的敌方通讯设备迷惑敌人。为配合这次行动，党中央还利用广播、报纸等新闻工具，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军见自己行动被和盘托出，不得不又收兵回营了。事后，刘伯承说：是聂荣臻唱了一出空城计。聂司令听后笑笑说：不是我，是老萧他们搞的。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与聂荣臻虽然直接的工作关系逐渐少了，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战火中锤炼的真挚友情，又经历了政治风浪的考验。

由于反“教条主义”的错误处理，1959年国庆节后，萧克被安排到国家农垦部任副部长。他离开军队后，虽然与聂帅没有直接工作关系了，但聂荣臻还常往趋问，同萧克谈与他工作相关的话题。聂荣臻在一份报告上看到海南岛水土流失严重时，马上告诉萧克：“你在农垦部，可要注意水土保持，不然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你们开荒是好的，但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现那场饥荒时，他们在一起谈到粮食问题。聂荣臻对萧克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没有粮食，军队不能打仗，老百姓也不会安定。”后来，萧克每当在工作范围内涉及此类问题时，他总要想到聂帅的这些警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聂帅也受到冲击，大街上有“万炮齐轰聂荣臻”的标语。萧克说当时非常担心聂帅的处境，经常与他保持联系，给他以精神上的支持。但不久萧克也被造反派抓走了，被弄到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听说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萧克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老伴蹇先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她想到了聂司令，跑到他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聂司令转交给周恩来总理。虽然聂荣臻当时处境也很困难，但还是设法很快将信转到了。萧克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感到后来对他放松了管制，10天后就回家了。每当提到这件事，蹇先佛总是感激地说：“多亏了聂司令！”

可敬的良师刘伯承

萧克说，他与元帅们的相识都是源于革命。南昌起义时，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布告中刘伯承的名字，被参加起义的革命青年萧克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他们终于见面了，那时刘伯承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刘伯承奉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来给二方面军的干部讲打骑兵的战术，那次报告会是萧克主持的。刘伯承讲述了学习这一战术的重要性和基本要点，从实战队形讲到平时的演习，详尽而生动，使萧克对他丰富的军事学识和实战经验深为敬佩。

萧克与刘伯承较多的交往，是建国初他任军训部部长时。刘伯承的严谨和效率，给他的工作以极大支持。军训部成立后，当时亟待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两件与刘伯承有关。

一件是编写军队共同条令。这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内务、纪律、队列三大条令编写完成后，由刘伯承审定。但此时刘伯承还远在西南前线，萧克就决定每写出一部分，即派人给他送去。刘伯承在戎马倥偬中，拨冗指正，每次退还稿本时都有附信，具体说明他的意见和建议。条令几经修改，从未在他手中耽搁过。由于刘伯承的全力支持，1951年2月三大条令即颁发全军试行。

另一件大事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老一辈军事家们从人民军队创建之日起，就希望我军有一所正规的高等学府。萧克一上任，军委就指定他负责此项筹备工作。正当军委和军训部物色校长人选时，刘伯承主动请缨，恳切地向军委提出：“战争结束了，让我去办学校吧！”军委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毅然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立即投入创办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学院开始准备设在北京，朱德还亲自同萧克一起看过几个地方，结果都感到不理想。后来萧克去南京，发现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址比较合适，就提出将学校设在南京。萧克去向刘伯承做了汇报，刘伯承欣然表示：“这事你定就行了。”接着，在可不可以选用旧军人来当教员问题上，他们又想到了一起。在当时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准备选调部分“解放”的国民党军官来校任教。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习呢？对此，他们在交流中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哪个阶级都可以用。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军事学院于1951年1月15日在南京正式开学。

在与刘伯承的交往中，还有一件事是令萧克难忘的。1972年，萧克重新恢复工作后，军委任命他为军政大学校长。他一到职，就专程去看望了刘伯承，想听听刘帅的意见和建议。那时，刘帅已近80高龄。当萧克将情况向他汇报后，刘伯承高兴地说：“你又去教书了，好！我年老了，你还年轻，好好干吧。”不久，他还委托家人将自己保存的2000余册军事书籍赠送给军政大学。从刘伯承的所言所行中，萧克深深感到了他的殷殷之期和厚望所寄。萧克说：“在我的眼里，刘伯承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元帅教育家，我视他为良师。”

“上书”彭德怀后的遭遇

萧克是在井冈山斗争中认识彭德怀的，当时他为有彭德怀这样的好军长率红五军来井冈山而高兴。在革命战争年代，萧克虽然与彭德怀直接交往不多，但一直对他非常敬重。

萧克与彭德怀接触最多的，还是建国以后在军训部部长和训练总监部部长任上。1950年6月，萧克任军训部部长。1952年彭德怀回国就医后留在中央，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1月萧克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4月训练总监部成立，萧克兼任副部长，1957年11月任部长。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萧克感到他工作中魄力大，要求严，建章立制，强调效率。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推动全军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他的主持下，根据部队建设的实践和发展，修订军队建设计划，探索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军队院校初、中、高级培训体系，还于1953年、1957年两次重新修订和颁布三大条令。萧克说，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无论从我们党、我们军队还是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是一个齐心协力搞建设，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时期，大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处充满了朝气。然而，就在他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不久，那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把他一下搞懵了。虽然其中有着复杂的背景，但他认为也与他给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有关。

萧克说，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不加选择地套用。在南京军事学院，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等。对于这些，他们也逐渐察觉了，并已在开始纠正中。但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又在整风反右的背景下，影响了军队对学习苏联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在机关和院校中争论很大，以至反映到中央、军委，有人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对此非常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亲自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作调查，并向中央和军委作了书面报告。其中指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参加军委秘书长主持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萧克表示不同意上述评价。后来虽在措辞上作了一些改动，但认识上并没有统一。

1958年2月，彭德怀将一篇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40周年大会而准备的讲话稿，送给萧克征求意见。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联系到对军事学院的评价，萧克感到有必要同彭总交换一下意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这两个口号的正确性，并引证了《共同纲领》总纲及毛泽东等和彭总本人过去对这两个口号的论述。萧克提出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但建议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当时党内军内的民主风气比较好，萧克给彭总写信开始并没有什么顾虑，并一直在等待回音，但彭德怀没有找他。因此他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彭总的反感。不久，他得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回应。先是在训练总监部召开的贯彻中央“双反”（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决定的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上，总政突然派来的工作组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5月下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发展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萧克受到严厉的指责和被点名批评。萧克的这封信也成了他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他是“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7月19日，彭德怀在会议总结中点名批评萧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军委决定撤销萧克在国防部和训练总监部的一切职务。

然而，就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一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萧克说，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挑刺”和“反党”的把柄一样，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下战书”，招致了沉痛的打击和磨难。也许是因为相同的遭遇，使彭德怀对“左”的错误有了痛彻的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萧克说，“伯伯早就要我向您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萧克听了非常激动。萧克说，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怨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历史终将会恢复其本来面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