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列车长揭秘九一三前南巡惊险29天

岳素花曾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过8年。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期间他收到消息指林彪之子林立果策划刺杀，临时改变计划提前回到北京。作为专列的列车长，岳素花亲历了这一事件。本文摘自2013年第28期《 环球人物 》，作者岳素花 ，原题为《毛主席专列列车长回忆：惊心动魄的29天》。

岳素花，195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66年到铁道部专运处工作，1968至1976年在毛泽东专列上工作，1973年起任专列列车长。1980至1987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1988年进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历任信息研究室主任、《党建研究》杂志副主编、党建研究所副所长等职。2011年8月退休，现为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时光飞逝，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7年。我曾经作为乘务人员，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过8年，数次执行毛主席乘专列出行的任务。在此期间，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将近时，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也愈发强烈。这促使我在花甲之年拿起笔，将心灵深处珍贵的回忆记录下来。

初见毛主席

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的农家女。1966年，铁路部门到我的家乡招工，经学校推荐，刚刚完成初中毕业考试的我被列入了候选名单。经过面试和一系列的政治审查，我被录取了。

1966年11月，我来到了首都北京，成为铁道部专运处的列车员，工作任务是为中央首长和外宾乘坐火车提供服务。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经过一年的培训和实习，我被分配到了毛主席专列包乘组。包乘组的老同志们跟我讲了许多主席关怀工作人员的故事，这激发了我想见毛主席的急切心情。1969年5月29日，我第一次接到了执行任务的命令，心里十分高兴。我一边紧张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一边想象着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

列车驶出北京后，我们几位新同志按捺不住想见主席的急切心情，不断问列车领导，主席能不能在这次任务中接见我们。列车领导回答说，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车就开始工作，要有合适的机会才能向主席提出请求。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列车仍在运行，主席公务车上的列车员张玉凤来到宿营车，对列车领导说：“主席听说来了新同志，现在要见见她们。”我们这些农村女孩从小唱着《东方红》长大，只见过墙上的主席画像。想到马上要面对面见到毛主席了，我们的心

情格外激动。我尽力抑制着心跳，和几个伙伴一起跟张玉凤来到了主席的公务车上。

主席正在主卧室里休息，穿着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宽大的木板床上。见到我们进来，他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我们齐声说了句“主席好”。主席点点头，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接着就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主席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我们听不太懂，直发愣，主席就让张玉凤在一旁当起了翻译。

主席问我们多大了，是哪里人，读过多少书。当听说我们是初中生时，他又认真地问：“你们读到毕业了吗？”有同志说：“我们是66届毕业生，快要中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们就参加了工作。”听到这里，主席若有所思地说：“你们是最后一批毕业生了。”

我们这批来自农村的新同志，不过二十来岁，一张张黑红的面孔透着健壮。主席握住餐车服务员小周的手，摆出掰腕子的架势说：“来，看看谁劲儿大。”就这样，主席和一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掰起了腕子。不知过了多久，主席说：“我累了，该休息了。”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主席的房间。

回到各自工作的车厢后，那些和我们同时参加工作的男同志听说主席接见了我们几位女同志，羡慕不已。大家一起又向专列领导提出了同主席合影的请求。列车领导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并向与主席同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达了这个请求。他答应合适的时候安排，我们自此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主席这次外出历时4个月，途经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9月23日到达天津，在专用线上停了下来。大家这时都很失望，因为列车再一启动就回北京了，同主席合影的愿望也就泡汤了。那天，我正站在车门口值班，突然感到车上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和我同在一个车厢工作的列车员小王跑过来告诉我：“一会儿主席下车散步，和大家照相。”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不已，但很快心里就犯起了嘀咕：“乘务纪律规定，当班时不许擅离岗位。我正值班呢，怎么办？”这时一位和我在同一位置站岗的警卫战士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去吧，有我呢。”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快步赶上大家，朝主席下车的方向跑去。

看到主席下车，大家都热情地鼓起掌来。主席朝大家挥挥手，鼓着掌走进了人群。专列刘队长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随口应道“万寿无疆”。这时有人搬来了藤椅，想让主席坐下和大家合影。主席却用手拨开藤椅，顺势坐在长满杂草的地上，对大家说：“我们是自家人。”大家快速围在了主席周围，摄影师连连按动快门，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听摄影师说“好了”，主席打算起身，却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起不来了。”人们赶忙扶主席站起来。

值班的同志合过影之后，大多很快回到了岗位上，我刚要离开，不知是谁说：“主席，和我们女同志单独照一张吧。”主席没说话，笑眯眯地站在那里。摄影师朝我们使了个眼色，十几位女同志又迅速站到主席身边照了一张。周围的同志见还在照，又陆陆续续跑过来。主席环视了一下四周，问：“还有没照的吗？”这时，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又围过来照了一张。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与主席的合影，想起与主席一起聊天的情景，我仍然激动不已。

特殊时期的准军营生活

1969年10月14日，主席又一次乘火车南下，前后历时6个半月。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当年3月，两国在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基于苏联在两国边境陈兵百万的情况，中央做出了时刻准备打仗的部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传遍全国。

林彪在主席离京后的第三天下达了紧急战备的一号命令。三年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命令其实是林彪集团的一个阴谋。但在当时，我们都极为认真地从战备需要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努力落实主席关于准备打仗的指示。因此，这次任务中的专列生活和以往很不一样。

主席外出的第一站总是停留在武昌，这次也不例外。只是专列停放的专用线由王家墩机场改为山坡机场。这里地如其名，停放专列的线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山丘，是个很隐蔽的地方，除了油库以外没有任何住房，我们只有吃住在列车上。

主席外出后不久，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军宣队就进驻了铁道部专运处，其中两名同志还专门到了武汉，负责领导专列上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为适应战备的需要，军宣队同志要求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学一些军事技能。

在驻地等待任务的日子里，我们一面搞本职业务竞赛，一面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夜间拉练、站岗，每日按时出操、学擒敌拳、练习瞄准射击、拆卸半自动步枪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持续了半年之久。

所有的训练项目里，我对练习瞄准和拆卸枪支十分着迷。为了支持我们的军事训练，驻地的部队给我们配备了半自动步枪。工作之余，我就练习瞄准、卧姿装子弹，经常开饭了还在“阵地”上趴着练瞄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多掌握一点军事技能就能多一点保卫毛主席的本领。

军宣队的同志说，部队战士练兵要限时摸黑拆卸长短枪；部队比武时，战士们用黑布把眼睛蒙上，几分钟就可以拆装一支半自动步枪。这令我十分佩服，也激发了训练热情，即使在非训练时间，我也会把枪借来做瞄准和拆装练习。

8341军宣队还开展了组织和思想整顿。在执行任务中，列车工作人员向主席汇报了开展思想整顿的情况。主席听说我们内部还存在不团结现象时，指示说：“你们要讲团结，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想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以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要多读书，光读我的书还不够，还要学习马列的书。”

当他听说专运处推荐了两名工人到北大、清华上大学，又说道：“我们国家还很落后，要想办法改变老一套，不能都去上大学，要坚持自学。”

这次外出途中，主席还问身边的乘务员：“没有任务时，你们在家干什么？”乘务员回答说，学习业务和文化知识。主席关切地说：“你们也要办个小工厂，除了学习政治，还要学点技术，为国家创造财富。”遵照这个指示，专运处于1970年创办了一个小电机厂，专运人员轮流下工厂劳动。

直到1980年初，我离开专运处时，这个小工厂还在生产电机。

随主席上庐山，遵照指示学马列

1970年7月22日，我们再次随主席专列南行，途径武昌、长沙、杭州，8月19日到达江西九江的当天，毛主席就上了庐山，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在九江待命并忙里偷闲地游览了庐山。

从风景区下来，我们队列徒步返回驻地。我们排队走在很窄的山路上，经常要避让往来的车辆。我们在行进途中正好遇到了毛主席的汽车。主席车中的工作人员告诉主席，这是专列工作人员。主席听说以后，隔着车窗向我们招手，并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的队伍。”后来，主席的这句话传到专列上，每一位专列工作人员都以自己成了毛主席的队伍而自豪，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更加坚定。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会议围绕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两个问题，斗争激烈。9日，毛主席下山并乘专列返回北京。返程途中，专列的工作人员对庐山会议的情况已经有所耳闻。

回京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1月6日）》。通知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读6本马、恩、列著作和5本毛主席著作。11月16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至此，我才知道了庐山会议的内幕，也知道了毛主席要求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因。

后来，当我从文件中看到1970年8月31日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时，第一次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复杂尖锐，也体会到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注：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讲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这个文件我反复看了多次，触动很大。我当时想，那么多中央委员上陈伯达的当，就是因为不读马列，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之后，我认真学习了这些马列著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大有裨益。

誓死保卫毛主席

“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冬夏，不分昼夜，只要中南海一声令下，立刻出发。从来没有人埋怨、叫苦，也从没有人讲自己的家庭困难。每一个人都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实践着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但事实上，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毛主席保卫了我们。这要从“九一三”事件之前主席的南巡谈起。

1971年8月15日，主席乘专列南下，这一路和往常一样走走停停，而实际上却非同一般。这次外出的20多天里，毛主席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一路上，主席很少休息，总是不停地同各地主要领导人谈话。虽然我们并不知晓谈话的内容，但是一路的行车情况还是让我们感到了这次旅途的异常。

在武汉，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跟路线，不要跟人。”“要学唱两支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要唱，还要学着去做。”一路上，警卫部队和专列工作人员都遵照主席指示，反复学唱了这两首歌。

专列之后途经长沙、南昌，9月3日到达杭州时，主席下车休息，专列停在了笕桥机场专用线待命。9月8日，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空军基地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在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

这时，其他同志陆续也醒了，我们麻利地收拾好东西，悄悄上了列车。按主席乘车的要求，我们检查了各项工作，列车长便通知机车启动。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所以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一探究竟。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顺势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专列进入杭州车站，稍作停留就出发了。我很不解：“主席从没在夜间行动过，这次为什么夜间行动？为什么停靠杭州车站时，并没有见到首长的车队，专列就开出了？”我不禁联想到老同志曾说过，以前也有过为了确保主席安全，列车在地上空跑，主席乘飞机在天上飞的情况。我猜想，这次是不是又遇到紧急情况了？但由于多年来养成的“知道不说，不知道不问”的保密习惯，我并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猜测。当天凌晨，专列停在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用线上。列车在那里停了一天一夜，直到10日中午才由绍兴返回杭州。

下午，主席上了车，专列随即出发，并于当晚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主席没有下车。第二天，主席静悄悄地休息了一天。11日的上午，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了主席的专列上。

后来，我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一天的时间是在等许世友，他到靠近大别山的军垦农场去了。主席为此批评许世友说：“一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今后这样的情况要注意。”然后主席又和他们谈了庐山会议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王洪文和许世友就下车了。

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列车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过了几分钟，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的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