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年巨变 中国模式再“进化”？

近日，正在秘鲁召开的APEC利马峰会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成为全球瞩目焦点。在很多人看来，美中两大国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变化能够由此可见一斑。国际舆论中出现了所谓中美角色对调的声音，是当下国际变局的一种外在映射。

正如很多人尚未意识到美国的相对“衰落”，很多人也不理解中国的突然“崛起”。美中两国内外形势此消彼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政治方面的差异尤其关键。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和中国政治所存在的一些优势，通过四年前后的纵向对比和中美两国的横向对比，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不应否认，中共十八大前的中国面临全面深重的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更因自身的腐败遭遇合法性挑战。然而四年之后，该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际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这些变化的主要方面和产生关键都在于政治领域。具体来说，是中国官员群体的变化。

可以发现，过去四年来，中共对官员群体的要求更为严格，其群体特征越发明显，与其他普通中国人群的界限也更分明。这体现在他们的所思、所为，运行程序和规则约束等方面。不过，这种区别也引起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的外界人士的不解和批评。

这些围绕政治的一系列动作是有争议的，复杂的，让人看不懂的，却也是极富成效的。如何理解这些变化？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背后是否存在一个尚未所知的主要逻辑？

中共整党纷争背后的逻辑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执政党中共对中国各个方面的领导控制明显增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说法的再度流行便反映了这一趋势。“党政军民学”之外还有经济、舆论、文化等等方面。

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在公开正式场合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称陈云等早期革命领袖是“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要求中办、军队等单位“绝对忠诚”，号召官员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

选人用人思路也有所调整。除了忠诚、干净的要求，敢于担当的官员频获重用。同时增加对地方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的赋权与问责。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官员纷纷上位。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治的结构、规则、生态都已发生很大变化（图源：新华社）

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第四个也既最关键的一个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整风、党建肃纪、以加强监督为方向的政治结构变革，是其中三个主要版块。中纪委地位的提高既是其因，也是其果。另一个重要变化在于正在试行的“国家监察委”，这被视为一次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十八大前，中国政坛深受“政令不出中南海”舆论的困扰。而在过去四年里，中共通过反腐、人事、财政、立规、肃纪等方面诸多手段，强化了中央权威。

四年后的另一项重要政治变化是“核心”的出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国政治运作机制因之将有大幅调整。

另外不得不提的一方面变化表现在中共所依据的规则体系。该体系以党章为基础，并有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则等等。十八大后，这方面的改革强化动作非常之多。多维新闻此前文章《中共转型自治习近平迈出关键一步》，对此有过一些介绍。

不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起到凝聚和团结执政党的目的，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团结、稳固、高效的集体。

可以发现，上述诸多动作的施加对象都是一个独立系统、规模庞大、相互协作、长期稳定的从事政治方面“工作”的人群，或者说是官吏。而当下中共所为，或许都可谓针对该群体的政治体系建设。当然，该群体基本被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中共所囊括。

这一群体拥有规模庞大和相互联系的基本单元，拥有长期稳定的运作规则，又能主动调整适应新情况，实现自我监督，因而具有了完整、独立、系统和稳定的形态。

事实上，每个社会中都会存在因为区域、职业、性别、民族、宗教、年龄等因素而划分的众多群体，从政者需要与所有群体打交道且需将其联系在一起而最为特殊。这是官员群体得以形成的一个现实根由。

西方政治没有的一环：治官

也可以发现，这些变化皆是源自中共自身的逻辑、传统和规则，与普通民众所思所想和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甚至引起西方政治观察者的反感。

理性的观察需要破除一些西方媒体和舆论长期塑造的傲慢与偏见的烟幕。一些西方观察者对中国政治管中窥豹，陷于傲慢与偏见之中难以自拔，缘于中西两地政治的巨大区别，这一区别就是在西方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中相对缺少一个与之类似的群体。

中国官吏设置和制度至少从公元前三世纪秦朝之前已开始成建制地探索改进，其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复杂、秩序之稳固，运行之高效，远非同期西方可比。

即使是在近现代西方文明大举反超东方的背景下，基于契约论、分权制衡、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理念基础上的政治建设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文明进程，但至今尚未造就一个类似于中国官吏体系的群体。

而如今中西内外形势对比再现逆转的迹象，似乎证明这是西方制度体系的一些不足和中国政治在某些方面的相对合理之处。

事实上，先于英国发生并传于欧洲随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文官制度，正是引用借鉴自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特别是隋唐时兴起的科举制度。而该制度尚是中国官吏治理体系的其中一部分。

外界对此不解和误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所在社会国家中，主要依靠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而无类似中共党章、准则等制度的另一套以官员为对象的复杂体系，并认为双方存在冲突。

其实，这也是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之外。如果能够客观准确地理解这一制度体系，特别是“党纪”和“国法”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中国政治，以及对西方制度本身而言，都将有所裨益。中共已经对此有过多次解释和强调。观察的几个关键视角有：官员需要同时遵守党纪和国法规定，党纪国法能够兼容，党纪严于国法等等。

中国政治确实要比西方政治复杂的多。中国或许倾向于认为这是政治制度成熟和专业的特征，而十八大后的变化则可视为中国政治的进化。而西方承认这是一种兼有高收益和高风险，且需得到更长久检验的“实验”已经实属不易。

中国政治模式的高效率已经人所共见，高风险则正在于其特殊性。因为如此更容易造成脱离其他社会群体，进而产生代表性和合法性危机，另外还有党纪与国法的可能冲突，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侵犯。就此来说，中西不同的政治形态的交流互鉴或可使双方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