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说不完的故事，回不去的故土

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中国大陆山河易帜。在这期间，有众多难民逃亡香港，刚开始以为只是短暂停留，没想到数万人终生滞留调景岭难民营；有一支国民党孤军，从云南战场撤往东南亚金三角，在异国他乡热带丛林绝地求生；在120万追随国民党渡海迁台的大陆军民当中，有不少人居住在眷村，他们到此扎根，却被称为“外省人”。他们是烽烟散尽的幸存者，也是国民党的遗民，一生动荡，万里飘零。他们的命运，其实正是当时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缩影。

本组议题《散落的遗民》透过《调景岭：湮没于香港的“小台湾”》《金三角：消失在丛林里的国民党孤军》《眷村：说不完的故事，回不去的故土》三篇文章，分别讲述他们这几十年的困扰和如今的生活现状。这是第三篇《眷村：说不完的故事，回不去的故土》。本文原载07期《多维CN》与04期《多维TW》。

台北标志性建筑101大楼脚下不远处，一片低矮的平房，与周遭的繁华极不相称。逼仄的巷道内，早已没有居人的踪迹，只有随风嘎吱嘎吱作响的“四四南村”铁牌，无声地诉说这座台湾首个眷村的历史。这就是眷村，隐没于繁华间的记忆。

从“四四南村”眷村文物馆眺望台北最高建筑101大楼（图源：多维：刘育辰/摄）

国民党迁台眷村应时而生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众多天南海北的大陆人来到台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随后几年，国民党在沿海一些岛屿及东南亚打造的反共基地受到中共挤压，也先后撤往台湾；朝鲜战争中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身刺“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作为“反共义士”自愿被遣返到台湾。据台湾内政部户政司统计，1947年台湾人口为6,495,099人，1950年激增到7,554,399人，1958年已达10,091,928人，剔除自然增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迁居台湾的移民。

由于台湾孤悬海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在大陆能够搞到船票、机票撤往台湾者非富即贵，包括很多党政军教等公务人员，他们是国民党政权的支柱。大批人口涌入小岛，新移民在台没有栖身之所，政府为了防止“二二八”事件重演，并解决党政军教人员的后顾之忧，拨付专款，利用国有土地和日本人留下的军营、校舍为迁台人员兴建居所，这些居所被称为眷村。当然，这种集中居住方式对于防范共产党的渗透也十分有利。

最初的眷村由党政军教各部门自行兴建，在命名上多带有兴建单位的特色。名字中有“陆光”者是陆军，有“大鹏”“凌云”者是空军，有“宪光”者是宪兵，有“明驼”者则是联勤部队。另有一些由商会、妇联会捐款兴建的，名字中多带有“贸商”“贸易”“妇联”“仁慈”。眷村房屋根据眷户的人口、考绩、结婚年限分配，有甲、乙、丙、丁4种大小不同的眷舍，甲型12.3坪（1坪约合3.3平方米）、乙型10坪、丙型8.4坪、丁型7.6坪。不过，并非每个眷村都有这4种眷舍。

按照蒋介石“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陆口号，眷村之于迁台的外省人只是一个临时的寄居之所，他们迟早会回到大陆，因而最初的住宅大多因陋就简。上盖稻草，下围竹篱笆，配以竹门，即是一个家，浴室和厕所公用。台风一来吹得东倒西歪，大雨一下“水漫金山”。曾担任国军宪兵的陆军上校萧鹏飞，1949年赴台后申请入住位于桃园的“陆光四村”。据他回忆，“当时‘陆光四村’是克难、简易型平房，实际的土墙仅约一公尺高，架着竹篱笆、涂上白石灰和纸浆充当墙壁，外观差强人意，然而毫无隔音可言。由于我分配的是‘丁’型眷舍，也就是仅有一房的规格。”

眷村最初归各军种自行管理，1966年移交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军眷服务处管理，联勤总部负责物资配给。行政院设有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各地设有荣民服务处，专门为退伍老兵服务。眷村内部，设有军方掌控的自治委员会。“眷必归户，户必归国，村与国共存。”

据台湾妇联会1982年统计，全台共有眷村879个，98,535户，约有三成外省人居住在眷村。在台湾各县市中，眷村数量以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高雄市最多，其余西部县市次之，东部地区与外、离岛再次之。全台最大的眷村是台南“精忠三村”，有1,333户约5,000人居住。

1955年12月8日，台湾刚建成的眷村——光复新村（图源：VCG）

“反攻”落空眷村为家

随着1955年2月，18,000余名“大陈义民”和25，000余名国军在美军舰只护送下抵台，第二次台海危机落下帷幕，蒋介石“五年反攻”大陆的构想破灭了。台湾、眷村由寄居地不得已变成了家，海峡对岸成了回不去的故土。

有人就有家，华人随遇而安、勤劳乐观的天性显现出来，建设“竹篱笆”，建设新家园。从1957年开始，眷村建设进入新阶段，砖瓦房屋取代了“竹篱笆”，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出于维持国军战力、反攻大陆的需要，旨在严控军人结婚的《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被废止。1959年，国军公布《军人婚姻条例》，男性军人结婚年龄由28岁放宽到25岁；士官由在营服役期间不准结婚放宽到在营服役满3年准许结婚。还鼓励外省籍军人在台安家，眷村内部、眷村与台湾本地人通婚增多。新成立的家庭，新建的屋舍，打破了眷村的平静，增添了喜色和生机。

“许多长官们，带着腼腆新郎，穿着整整齐齐、背脊还印着三条烫痕的军服，和一个个的新娘子住进眷村。”“连头发也忘了怎么梳”的“外省妈妈们，才恍如由梦境中清醒了，从箱子里拿出珍藏久了的旗袍，在身上打量打量，又是一副千金小姐要出门般的排场。”

许多家庭添丁进口，子女多几乎成了眷村家庭的常态。随着孩子们的陆续降生，原本就狭小的房屋不堪使用，各家各户自发扩建房屋。独立的厨房有了，独立的卫生间有了，一房变两房，两房变三房，“东多一块，西凸一角”，杂乱无章。萧鹏飞在3个孩子降生后，“空间早已不敷使用，恰巧此屋是边间，所以就自费利用一旁的空地逐次扩建，先隔出厨房，后来又增建一个房间。”

左：台湾眷村分布图（图源：多维CN）；右：1994 年7月18日，台湾联勤总司令王文燮上将（右）主持四四南村重建开工典礼(图源：中央社)

走出封闭眷村变迁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原本处于荒僻郊区的眷村成为城市的中心，而设施简陋的眷村已经开始破败，“不免梁蛀栋朽，瓦破墙裂，随时有倒塌之虞，每逢雨天，屋内亦形同下雨。”

1967年，台湾国防部通过八年六期的“华夏集建”项目，向眷户提供低息贷款改建屋舍。眷村由平面走向立体，钢筋混凝土平房和二层小楼拔地而起，约1，510户眷村居民受益。通过贷款改建，眷户第一次拥有了房屋的产权，眷舍也可以买卖，眷村从公有走向私有化。眷村的改建，以及即将到来的拆建，打破了眷村封闭的状态，眷村居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那个熟悉而陌生的社会。

因应时势，1977年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决定，由军方提供土地，与各县市政府合作改建眷村，军方开始联合地方政府开展眷村改造。为了更进一步落实都市更新，1996年立法院通过《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明确了眷村改造私有化、社会化、市场化、高层化的方向。政府出一部分钱，眷户出一部分钱，通过迁建或原址改建的方式兴建多层住宅，并赋予眷户产权，改造后的眷村划归地方管理，不再由国防部列管。

2000年，台湾宣布裁撤已完成改建眷村的自治组织，彻底将眷村全面社会化、现代化、私有化，眷村半个世纪以来的使命似乎走到了终点。截至2016年1月，国防部列管老旧眷村仅剩162处，已安置眷户151,210户。

眷村文化保护

在写满“反攻大陆、消灭共匪、保密防谍”等蓝底白字口号的围墙内，眷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有自己的福利社、诊所、托儿所等，军车每月定时送来米、面、油等补给，几乎不需要与墙外的世界打交道。最初唯一的交流渠道，是“外省妈妈们与小贩的锱铢必较，她们眼中的本省人分两种：会做生意的和不会做生意的。”

眷村人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邻居，孩子们上学是同学放学是玩伴，形成了一个团结、动员能力极强的小区。他们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效忠于国民党，拥护中华民国，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他们是国民党的“铁票部队”。第一代眷村人可以不离开眷村而生活，年老的退伍老兵也宁愿蜗居在眷村终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却不得不跨越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沟壑，迈出眷村走向社会。由于国民党时常被称为外来政党，眷村改建被称为“独厚特殊群体”，引得老兵们不无嘲讽地表示，抗战时被日本人打，内战时被共产党打，到老了还被老百姓打，“让我们变得好像是既得利益者。”

随着旧式眷村不再兴建和改造为国民住宅，眷村逐渐走入历史，其独特的文化也逐渐消失，铁票生锈，绿营也开始渗透。然而，眷村人那种“清明无坟可上”，“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心结，可能只有眷村人自己才能理解。他们发起了眷村文化保存运动，要把那曾经的精神与肉体的家园至少部分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念想，一种历史倾述。与此同时，眷村文化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也日益引起台湾文化界的重视，今天有不少眷村美食，已经四海扬名。

1999年，因联勤四十四兵工厂而兴建的四四南村全部迁出，眷村居民及文化界人士组成四四南村文史工作室，发起眷村文化保存运动。台北市文化局顺从民意，经古迹审查委员会实地勘察，决定将四四南村列为“历史建筑物”，将其中四栋对称的建筑予以保存。2003年，四四南村以信义公民会馆暨眷村文化公园——台湾第一个眷村博物馆的新身份重新面世，与旁边的101大楼相映成趣。

在眷村人及各界的努力下，2007年新修订的《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通过，眷村改建不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了事，保存眷村文化被纳入改建工作。2009年，桃园县将大溪太武新村定为历史建筑；2010年，高雄市将左营海军眷村定为文化景观；2014年，新北市与国防部达成一致，将空军三重一村改造为眷村文化保护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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