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时评引发的民国“社会主义”大辩论

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一篇不到600字的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没想到，这篇时评竟然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辩论，而这场辩论成为“五四运动过后政治思想论坛上一场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大辩论”，对中共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摘自2015年第6期《齐鲁学刊》，作者高波，原题为《社会主义论战缘起再审视——知识、认同与形象构建的视角》。

社会主义论战被当作是“五四运动过后政治思想论坛上一场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大辩论”，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被视为其在思想与组织两方面“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关键事件。论战由张东荪1920年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一篇不到600字的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所引发。该时评以他之前与罗素等人赴湖南演讲为背景，强调这次内地之行让他发现了中国内地的贫穷，并认为各种外来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当下现实并不相关，因此要放弃谈主义而主张“发展富力”，以让内地人能够过上“人的生活”。此文被认为是以曲折的方式否定社会主义并主张资本主义，引起了上海等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员以及趋新青年的激烈回应。论战持续数年，深刻地影响了五四后新势力的分野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

论战主题与各方观点

如前所述，张东荪引发论战的时评，文章不长，观点也不复杂，核心在于把中国内地的情形与各种西方的“主义”对立起来，反对当时人人“谈主义”的局面。该文被放在《时事新报》第二张第一版发表，就位置而言，并不及首张头版的社论来得重要，且文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就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字样）。但从论战一开始，邵力子、李达与陈望道都对该文高度重视，并都把张东荪主张不谈主义而发展富力当作是要主张资本主义。 由此，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是否有资本主义，或是否需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论战的中心。

张东荪随后的回应多少已受到这些最初批评的制约：他不得不对资本主义表明态度。他声明自己主张为了发展实业，必须对资本主义“长期的忍耐”。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是否正当，而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拒绝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不可逃避”。因为“中国只有几个交通的商埠有工人，纵使在这几个商埠有什么举动，也决不能影响全国。结果至多也不过做到一个半生不熟的变化，好像辛亥一样。”换言之，因为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跨越，因此，他虽然不欢迎资本主义，但却准备接受它。由此更进一步，梁启超等人主张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必须以发展富力的名义支持民族资本家的发展。这实际上是半正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民族资本家的问题。

面对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与民族资本家的问题，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凸显中国的特殊性，因此倾向于对二者均持否定态度。其辩护策略，则是强调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跨越，或干脆认为中国此时已有了足够多的资本主义。即要么是反对“爱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因为“劳动者没有祖国”， 要么放宽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严格定义，主张出租土地或雇工的农民就是“无数的小资本家”。

大体上，在这次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强调中国与西方从政治到文化的区隔，并因此认为必须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加以区别对待；而早期社会主义者则竭力拉近中国（尤其是广大内地）与世界的距离，认为二者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必须被当作一个整体，用李大钊的话说就是：“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

在这种心态下，此时的社会主义者多表示出一种特别的担心，那就是若在中国内地造成资本主义，将会增加他们想象中的人民的痛苦。他们因此常用“病”与“药”作比喻，认为“一定要把中国现在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只是“庸医”干的事——这一比喻隐含着早期社会主义者心目中内地形象的两面。疾病总对应着健康，若果真“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则中国内地前资本主义的状态多少就可被看作是“健康”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内地是极端落后而急需改造的。

问题在于用什么来改造这一“健康”而又“落后”的内地。对早期社会主义者来说，相对正面化的资产阶级形象是对其社会主义理想重大的威胁。比起这些多为青年学生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清末民初就活跃于政坛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受晚清以来实业风潮的影响，对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家都更了解与亲近，他们对本国资本主义“长期的忍耐”是为了以此抵抗世界资本主义的威胁，显示了比早期社会主义者更明显的国族意识，并表达出对之前新文化运动强烈的世界主义的一种修正与反拨。反过来，虽然“反帝”是之后“国民革命”的两大口号之一，但大多数早期社会主义者因其与新文化运动的紧密联系，更熟悉的仍是“反传统”，将中国的困境主要归咎于外国，多少会让他们觉得是在减轻传统的罪责，且与其外向的世界主义认同也有着冲突。

不过，在论战中，比起这种心态层面的对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双方观点与思想资源的趋同。虽然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被认为是要在中国主张资本主义，但就否认资本主义的价值而论，他们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事实上，不管是出于本意还是顺应时势的自我禁抑，当时的趋新知识分子在其公开发言中几乎无人真正对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五四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大共识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更是已如同清末的“立宪-革命”以及民初的“法政”一样，成了“很时髦的一种‘口头禅’”。双方所争论的，更多仍在于是否需要立刻抑制甚至消灭资本主义这一手段层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既存研究对梁启超、张东荪的评价前后变化很大，但大致都承认二人的观点中多少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越往后肯定的程度越强）——他们主张先发展富力再谈制度变革问题，多少切合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尚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离唯物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并不太远。可以说，正是其思想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符合，才激起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张东荪等人不仅挑战了他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更挑战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们反应则是指责张东荪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似是而非”，“最易淆惑人心”，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这种措辞显示了他们当时所感到的压力。

反过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既存研究也大都注意到，在论战中，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非他们的反对者在对该主义施以更加变通甚至是片面的解释（且越往后越倾向于明确指出其不足）。如面对中国内地与“资本主义阶段”的距离，早期社会主义者大都强调精神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如李季就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只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不可“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李达则说“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强调不可墨守马克思主义，显示了此时他们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的距离。李季指责张东荪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论证其主张不过表明他是“懂得西文的新顽固”，就清晰地显示出他试图为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变通解释寻找心理平衡的心态。

对论战参与者阶级属性的探讨当时也已出现。在论战中，双方互相质疑对方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发言的资格。张东荪被攻击为是不敢明白主张资本主义的“自欺欺人的伪善者”，为暗示担任报馆主笔的他就处在革命对象的位置，陈独秀在说明中国存在无产阶级时，就以报馆的排字工为例。张东荪则直接回击说：“先生谓报馆排字即工人，然则先生家应门之婢亦工人”，若发生革命，他们就应该首先“牛刀一试。”这种互相攻击是破坏性的：论战的参与者大多属于中国的精英读书人群体，如果按照阶级分析，他们不仅无法被归入承担革命历史使命的阶级，甚至很难避免沦为革命对象（中国此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事实更凸显了这一局面）。虽然梁启超等人更容易被指责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早期几乎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组成，它工人阶级政党的属性也经常受到质疑，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的关系也很快就成为早期党员反复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主要发生在远离中国内地的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辩论。这种精英性以及与一般民众的距离在论战的另一关键主题——布尔什维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能否又应否像俄国那样发动一场暴力劳农革命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李大钊与傅斯年等人在之前就看到了俄国革命的潜力，但只是到这个时候，它才成为了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关键主题——以至于张东荪一度认为这场论战根本就该叫做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论战。

这多少提示了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走向。此前的社会改造运动本均具有明显的以社会刷新政治的特征（王光祈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与清末新派的基本不同所在），且李大钊在一年多前已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的著名主张，但社会主义论战则提示着一个相反趋向的出现，那就是政治解决重新开始上升。

与之相关的则是五四后“德先生”理想的分裂。“德先生”的最大推动者陈独秀在论战中对布尔什维主义式的“开明专制”作出毫不含糊的肯定， 就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虽然“德先生”之前被当作是属于平民的主义，但由新派知识分子与学生加以提倡的该观念有着内在的精英性——晚清以来对中国人民政治程度的讨论在论战中再次出现，陈独秀等人倾向于否定人民的能力，认为必须在精英群体主导下彻底改变民性才能建立民主政治。这种强烈的启蒙心态让他们与中国的广大内地拉开了距离。

大致说来，不管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跟随，试图超越中国内地的现状并直接将自己心目中“最新最好”的西方学说应用于中国的趋向程度不等地存在于论战双方的身上。虽然自清末以来，俄国就被认为是西方列强中与中国国情最为接近的一国（当然这里不言明的是，它被认为是西方诸强中最落后的一国）。但此时陈独秀等人对俄国的推重，却是着意于其“超越旧世界”的一面；反过来，为表示回应与对抗，张东荪等人不得不忽视英国与中国巨大的国情差异，开始主张英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由则是“大凡最晚出的比较上必是最圆满的——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较上是最圆满的。”很明显，他们的着意所在也是就代表“最新最好”的西方而言，诞生尚不足十年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似乎比马克思主义更有资格。这都显示出试图“进入世界”的心态对论战双方思想与认同所具有的巨大约束力。

事实上，对这些大都居于通商口岸的新知识分子来说，论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一个外来主义是适合中国（尤其是内地）国情的，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各不相同，这“复数的中国”里的每一个又都有着很大的虚悬想象的成分。虽然陈独秀主张自上而下变革多少是退回到了清末忽视下层的“政治解决”路向，但主张社会刷新政治的王光祈等人与内地与中国国情也并不接近。考虑到论战的思想主题选择、论辩方式甚至是论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受论战参与者社会位置、心态与认同的影响，因此，要理解这一外来主义与本国国情的争论，就必须首先把握新知识分子与广大内地与民众的多层面距离，具体言之，在论战的思想层面之外，张东荪论战发生前曾陪伴罗素到湖南演讲（历时不到半个月），这是论战得以发生与展开的特定心态与认同语境，影响着各方的参与方式甚至是具体主张。以下，我们将借助地域与认同的视野，考察这一特定事件的多方面象征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论战的思想层面的复杂勾连。

论战中各方的内地形象与认同

张东荪与罗素等人的湖南之行虽然以引发社会主义论战而被记入历史，但记入的方式却颇为简略，专题性研究与通论性著作大都强调社会主义论战爆发的必然性，因此对该事件的作用多仅仅一带而过。

不过，除了主张资本主义，当时人对张东荪尚有另一个共同的质疑，那就是他是否有为内地代言的资格。论战参与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不仅自认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也是在上海或北京的内地人，身上交织着内地与沿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多重矛盾，这些都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或隐或显地起着作用。就这个层面而言，湖南之行对理解社会主义论战则至关重要。

张东荪的短评激起强烈回应的，是他说自己到了内地才知道住在通商口岸的人实在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并以此作为自己转而主张发展实业的理由。他此前作为上海的知名报人与政论家，是新文化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在1920年上半年一度参与了中共最初的组党活动。仅因为一次内地之行就改变之前主张社会主义的立场，自然很难取信于之前与他过往颇多的陈独秀等人。尤其是他就住在上海，这番感言却不是自责而是指责“住在通商口岸”的“有一部分人”，这种评论姿态很容易被敏感地理解为以对内地的了解质疑对方的论辩资格。陈望道就直接质问说：“你东荪是不是这一部份里的一个人？” 明显是对他这种将自己排除在外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而内地情形到底如何也因此从一开始就成了论战的一个主题。

初看起来，他们似乎不无道理。张东荪之前始终活动于北京、上海与苏州三地，都是中国最西化的地方；他这次到内地前后不过半月，在湖南不过约一星期，如此短的时间，只够走马观花（两湖地区的方言他未必能听懂多少，跟真正的当地人恐怕也沟通不多），很难有什么深入认识。反过来，与出生于杭州的他不同，他的论辩对手中倒有不少出生于湖南的人——参加社会主义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湖南人为最多（较著名的就有李达、周佛海、蔡和森与李季）。另外，两湖本是国民党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黄兴与宋教仁便出自这里，辛亥革命也是在两湖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的主张在他们听来不啻是说他比自己要更了解家乡与故地，这自然让他们深感不满。事实上，攻击张东荪最激烈的人，除了陈独秀，就是李达与李季这两个湖南人。李达在他那通篇嬉笑怒骂的《张东荪现原形》中特地强调自己是“一个由内地初到上海的人”，李季则处处以“我们湖南人”自命，自称“我是湖南平江人，我住在乡下十四年，我的亲戚朋友半是乡下人，所以我对于农民的状况，颇知道一点，”并颇具反戈一击意味地说他是看了张东荪的时评，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一个市民，是不常到乡下去的”。两人都以其作为湖南人的资格，刻意凸显江南与湖南的地域差异，言下之意自然是张东荪对内地与乡村的了解无法与自己相比。

当然，时间长短与了解程度并不成正比关系，身在庐山中之人有时反不如山外人能看到全貌，而了解程度与能否提出要害问题更是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一点上，今人爱说的“问题意识”倒是更关键的。张东荪的评论中真正涉及内地的仅仅一句，那就是“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这确是如他的批评者所说，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的大白话；不过，重要的是他借此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运动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问题；更广而言之，在晚清以来一系列新政治与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下，他实际上是在重新提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新派与一般民众的疏离。

因此可以说，湖南演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引起了社会主义论战，而在于它提示了这些新知识分子（尤其是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位置与其思想、认同的复杂关系。 需要问的是，为何张东荪这样一篇只有一句涉及内地情形的短评会引发他们当时对内地问题的普遍触动？造成这一触动（不管是赞同、不满还是反对）的内在原因与动机是什么？以下本文首先对这一时评的对象（湖南）与论战的发生地（江南）在近代的地域关系略作疏理——并非是要全面重建两地的区域差异，而仅就其与该论战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认同最相关的几个面相略作说明。

如张灏所说，近代中国已形成以沿海与通商口岸为一方，以内地与乡村为另一方的“两个世界”。上海（以及更广义的江南）自然是前一个世界的代表——作为中国最大租界所在地与外人在华的中心，它在信息、文化与认同上均趋向于西方，在1920年又几乎成为了与北京同等重要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而湖南虽然自晚清以来就以新学闻名，但其新知识分子在当时仍相对边缘——作为湘籍青年代表人物的毛泽东，在北京因语言等问题被北大中人所轻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不过，若说湖南有多“内地”同样是不确切的。作为沿江省份，它居于中国最发达的沿长江经济带，其省城长沙此时也已开埠为通商口岸，仅就交通而论，由于新式轮船的出现与粤汉铁路的通车，从该地到上海或北京均只需四、五日，因此可算是内地信息较为流通、也相对较为开放的地区。货物、人员与信息的更快传递同时也加强了沿线心理与文化的一体：长沙的新派青年离京沪的心理与文化距离并不太远。进而言之，作为自晚清以来素得新学之先的省份，再加上湘人勇于任事的传统，湖南在眼光向外的程度上有时还超前于京沪等地——长沙的湖南学会在1920年4月便要研究罗素思想， 时间上甚至早于陈独秀等人对罗素学说的关注与介绍。

事实上，比起江南与湖南的差异，更大的差异恐怕倒在新式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例如戴季陶从上海走到不过100多公里外的湖州地区，便感觉如同走回到了18世纪中叶（后者的生活方式、节奏与价值观念都与上海有着约一个世纪的距离）。 二者同属于作为江南核心区的长三角地区。由此也可见内地与非内地之分绝非仅是地理距离的问题。更进一步，与今天几十公里尚看不到多少泥土的超大城市不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所谓城市不过略似于改革开放前后的县城，一般仅有一两条街，即使为数不多的被称为大城市的地方（如上海、天津、汉口与广州），其范围也远较今日为小（如上海在近代被当作是摩登的象征，但在这里，仍可以在高楼大厦里直接看到水稻田或菜园）。换言之，此时乡村与新式城市之间的区隔是信息、文化与认同的，而不是地理的。当时有新学生认为一离开通商口岸或主要城市几十里，便是苗瑶的世界，甚至视到乡村如同西方探险者到了非洲。这种出城如到异民族的感受，正可见地理上接近的城、乡在文化与认同上的断裂。

大致说来，新式交通在拉近内地城市与沿海的距离的同时，却隔远了它们与其周边乡村的距离——就社会、文化与认同而言，上海或长沙与其各自乡村的距离，要比上海与长沙之间的距离远得多。此次湖南演讲的主要受众就是长沙各师范学校与中学的学生，其中自然以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第一师范为代表。有人认为它“是湖南小学教员的一个大制造厂，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都有影响于全省的小学教育。”但事实却是，由于科举制废除后新学堂向城市的集中，以及学生基本不再回乡，结果“一般教师群趋城市，遗弃乡村……甚至乡间每每数百方里只见私塾林立，找不到一个小学，即间有一二，多不完善。” 由此也可以想见长沙新学生与湖南乡村的距离。

这多少也是这次湖南演讲与长沙当地老百姓间的距离。在演讲前几个月（1920年6月21日），当地人因为学生占据城隍庙为校舍而与他们发生冲突，酿成学生丧命的惨剧。 这一事件成了此次演讲中一个被经常提到的主题。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杜威在赞同学生变革风俗的同时，也委婉地要求他们注意方法与态度，因为“旧思想已经久藏住人民脑筋中间，猝然教他用新的方法，并不讲一点道理给他们听，他们觉得太怪，必不肯附和同做。”。吴稚晖则在演讲中一般性地论及信仰与民俗问题，认为端午、中元与中秋各节，以及丧亲、生子等事，其相应的礼仪都花费太多， 直接将老百姓最切身的婚丧嫁娶礼仪视为不合理。以上趋向源自晚清以来新知识分子用西方文化改良固有风俗的努力；可以想见，对这些将当地风俗视为是“愚昧”、“迷信”的人，湖南老百姓很难有多少认同与心理的亲近感。新派学生对此也自有认识，那就是“我们在乡下，最遭乡愚忌讳的，就是‘破除迷信’，最遭腐儒忌讳的，就是‘无父无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新学生几乎反对张东荪的每一观点，但却对他立论的前提——内地贫穷、人民甚至没有过上“人的生活”均以默认表示同意。身为浙江会稽人的杜亚泉，此前在离开上海回乡时已看到：“农民生计甚为稳固，惟世家多中落”，而他认为“殊可慨”的则是：“现时吾国青年子弟之求学或实习工商业者，其生活费与生活能往往同时并进。学问知识稍稍呈露头角，则服用之品已悉尚时髦，甚则生活能之增进仅以寸计，生活费之增进乃以尺计。” 会稽在长三角通商口岸附近，此处的乡村或与内地不同；但来自内地的新青年的生活方式，实也与此处杜亚泉的观察差别不大。也正是这种相对西化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生活标准与价值，让从前被认为是简朴的象征的乡村生活，被视作是不能忍受的贫困的标志。

在文化与认同上，离乡新学生不仅与农民日益分裂，即使与他们一般性地承认其“神圣”的工人，也有着很大的距离。罗家伦在五四后便曾说起“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学到长辛店去演讲，问一个工人的生活丰富不丰富，弄到那个工人瞠目结舌，骇而疾走”。这是主动要去与对方结合，并用自认为是对方能懂的言语来谈，得到的却是错位的效果，比起被动的不愿接触甚至是漠视，这表现出的社会、心理距离更大。罗家伦的解决办法是强调学生必须用工人的方式生活与言谈，理由却是“真正能养猴子的人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明显可见俯就的心态。而这还是他们与离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并没有多远的长辛店工人的距离——恰好对应了郑振铎的观察，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很薄弱，一旦出北京城十里，就没有了影响。

在这一点上，既存研究中将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社会主义论战的前导，具有很大的提示性。张东荪在引发论战的时评中主张：“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这对于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想必是十分亲切的——二者对空谈“主义”的反对都是在表达要回归当下中国国情的某种自觉。 因此，虽与陈独秀同属于“新青年”一派，但胡适却在这次论战中不顾后者的不满，选择坐壁上观。

比起胡适的沉默，年长一辈的章太炎的态度则更为直接。他在这次湖南演讲中对新兴的社会运动闭口不谈，之前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更是以清末老革命党的口吻专门批评当时的青年看事太易、虚慕文明且好高骛远。 在他看来，新学生不过是暴起一时，此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与俄国问题也不过是盛雨后的横潦。因此对杜威、罗素等正受到新学生热烈追捧的西方导师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虽然当时有人以他不通西文未能与罗素深谈为憾）。事实上，此次湖南演讲有一略可见的区别，即五四前后兴起的新人物谈论的主题都比较虚悬（如李石岑的讲题是尼采哲学），而清末的上一代新派（如章太炎、吴稚晖等）都谈得比较具体（章谈联省自治，吴谈留法勤工俭学）。大致可说，新人物在谈主义，而上一代人物则在谈问题。章太炎不肯屈就此时“谈主义”的潮流，也自然被新学生视为是落伍。

不过，与内地疏离并不是新学生造成的问题，倒多少是渊源于清末革命党人。虽然孙中山在后来的国共合作时期认为新学生“自以为是”， 并一直认定自己的主义要比共产党人更合乎中国国情（戴季陶甚至将他当作是中国道统的代表），但国民党人（尤其是孙派）在晚清革命时期本就具有注重沿海与外洋的特点（即使在内地运动，接触最多的也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会党），孙氏更以其早年的西式教育背景与脱出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事方式，被自认“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的胡适与傅斯年看作是真正“在安身立命处”“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的人，并因此自感不及。 多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因为自身与蔡元培、陈独秀的密切联系，将新文化运动当作是自身革命事业的延伸（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发生在“民国八年”的运动）， 也就显得并非没有道理——至少在疏离于中国内地与传统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是前后相继。

由此，我们也就接近了这些激烈反驳张东荪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文化位置与心理动机——他们显示出护乡的一面，但其地方认同却存在着内在的吊诡。他们所认同的，是自己心目中那个未来的故乡；又因其对未来故乡的认同，自认为具有评判当下故乡的独一无二的资格。作为几乎清一色的学生，他们大都就学于废除科举前后兴办的新学堂中，是中国第一代与传统科举教育绝缘的新人物。对他们来说，疏离于内地与故乡，意味着所求学与谋生的新式城市已从异乡变成了替代性的“故乡”，而自己也自觉地“且认他乡作故乡”了。但正因此，他们又最需要获得代表内地（以及其所象征的“真正的中国”）的资格，也最敏感于自己的代言资格。张东荪这个来湖南一游的异乡人站在湖南的立场上发言，说他们不了解内地，这被当作对他们代言资格的挑战。 理解社会主义论战的爆发与展开，必须注意这一立足于地域差异的心态与认同背景。

另一方面，此次论战又是在高度依赖西方思想权势的背景下展开的。大致说来，不管具体的政治与文化主张如何，五四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多具有“世界民”的心态。一战后形象与思想资源层面的“西方的分裂”， 又使得他们必须调整其自身对世界与中国的认同与言说。作为新世界象征的罗素虽并未直接参与论战，却从一开始就是新知识分子认同与言说争夺的关键对象。因此，讨论社会主义论战的发生，必须不仅关注罗素所引起的思想论争在内容层面的交锋，且要将这一论争置于各方（包括罗素）的心态与认同（尤其是其中边缘与中心的复杂互动）中加以考察。以下我们转而考察这一层面的地域与认同因素对社会主义论战的影响。

“世界民”心态下西方思想权势转移

比较而言，相对于这一次湖南之行所提示的地域因素，既存研究（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更重视罗素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思想权势对社会主义论战的影响，且多已注意到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对罗素思想的借用，如李新等人就认为张东荪决心“向马克思主义公开发起论争。一个并非全属偶然的机会，促使他采取了这一行动，这就是罗素来华。” 彭明也认为：“罗素的讲演受到了研究系分子的喝采，他们认为从罗素那里找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武器。”

这些判断部分是出自论战中社会主义者对张东荪的批评。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中，张东荪特别说：“罗素先生考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且他对李达、陈望道与邵力子的最初回应，题目就是《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其中说自己对罗素“佩服到百二十分。” 虽然作为这次湖南演讲的主角，罗素确实说过此时的中国应该先发展教育与实业，而非空谈社会主义，但张东荪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引用他，很难不被看作是在借助罗素所象征的西方思想权势来阐发自己的“主义”。为此，陈独秀甚至写了一封致罗素的公开信，要求他对“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的问题表明态度，以免被“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指张东荪所主办的《时事新报》——作者注）所利用，使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这里存在着罗素与其中国听众之间期待与认知的错位。不管是运作他来华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从青年学生到政府官员的各类听众，都将他当作一名象征着“德先生”权威的人，甚至认为他是“世界改造的指导者”， 但罗素并未做好担当这一角色的准备。他来自刚经历了一战的欧洲，游历东方本不是为了布道，而是要寻找解救欧洲危机的方案。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愿将自己定位为一位“传教士”。在演讲中，他表现出一种对中国与西方差异的敏锐感觉与对中国国情的有分寸的尊重，试图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改造方案，而非仅仅依靠自己的理论或主义一般性的“说法”。 具体说来，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他不谈自己先前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主张中国应先发展实业与教育。但却正是让陈独秀这样的趋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的中国人”感到失望的地方。

罗素演讲与张东荪时评在湖南当地引发的反应则更具意味。在该次演讲结束后不到两个月（1921年初），新民学会开会讨论学会宗旨问题。部分是因为会中主要骨干大都是湖南演讲的现场组织者与记录者，结果讨论几乎变成了是否接受俄国道路的表态。核心则在于，在一战后思想与政治领域出现“多个世界”的局面下，选择加入到哪个世界中去。会中的讨论具有明显的眼光向外的特征，具体争论的也不是俄国道路与中国广大内地的距离问题，而是改造世界还是改造中国这类更为超越与虚悬的主题，且甚至讨论到是否应包括改造东亚以及澳洲与非洲的问题。 梁启超在晚清论及“新民”时提出的一大要求就是要“知有世界”，这个会名便清晰地体现了梁氏影响的学会的会员，其心态与思想的“世界民”程度则已远超清末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无需有意即可自动换位到“世界”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更具对照性的是，此时学会在湖南关于俄国道路的讨论尚可以大致达成共识；但早在1920年7月，远在万里之外的巴黎新民学会成员却在蒙达尼会议上因为同一问题而分裂为对立的两派。这一分裂的背景是显而易见的——此时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面对着俄国革命提出的挑战，需要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与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的道路表明立场（法国社会党就为此发生了大分裂）。而这一国内与海外的对比，则相当明显地提示了社会主义论战的国际渊源——因此才会出现即使是关于中国的问题，也是国内滞后于国外（且往往前者受后者带动）的局面。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对罗素感到非常失望了。大致说来，近代中国新派的“眼光向外”不仅意味着从内地望向江南，也同样意味着从中国望向西方。其认同也是指向未来的世界，而非当下的中国。另一方面，他们虽在政治与文化上都自居于世界的边缘，但却时时希望能够进入世界的中心。杜威与罗素的来华，在尊西崇新的大语境下，使部分人产生了以西方道统取代中国道统的联想，但也让他们在心理上有从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边缘跃入中心的感觉。正是出于这种心态，罗素将中国与西方区别对待的做法令他们愤怒，因为这是将中国排除出了他们正努力进入的那个世界。胡适说罗素是“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就明显地表达了这种不满情绪。

不过，若借用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回应说，则新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多少也是“中国回应”的能动性的反映。五四时期西方导师与中国学生的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杜威与胡适。但与通常认为杜威单向影响胡适不同，胡适对后者在中国的演说与活动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胡适而非杜威本人在主导着后者施加于中国的“冲击”的形式与内容。这也正是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期待于罗素的：他们所预想的，是一名将确证自己对国情判断的传教士式的人物——深入内地演讲的罗素形象，最初与这一期待十分吻合。而也正是出于这种对外来思想权势的想象性期待，使得他们既不能容忍罗素竟然不肯担当这一角色，更不能容忍张东荪对罗素思想权势的借用。

当然，罗素引发的争论中更根本的是对新俄的心态与认同问题。他虽然立场左倾，但在来中国之前游历俄国的时间并不长，很难谈到对俄国有什么深入了解。但以并非来自俄国且对它颇有保留的立场，能够仅凭借之前在俄国不长时间的旅行，就成为向中国人介绍俄国道路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当时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从信息、思想到心态的边缘地位。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本身的内政与外交都处在激烈的变动中，把握其内涵颇为不易；另一方面，由于地理、政治与文化的阻隔，中国对新俄的变化的了解不仅途径受限，且时间滞后， 在这种相对匮乏的局面下，由一位来自十九世纪世界的主导国家——英国的文化精英来介绍时人心目中二十世纪新世界的中心——俄国，其所蕴涵的强烈的新旧更替意味，与当时新知识分子的期待颇为合拍。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湖南演讲多少象征着美国与新俄对中国思想权势的争夺。张东荪在这次演讲中认为“现今欧美新学，有两大干，一为‘实验主义’，一为‘社会主义’”，在湖南演讲中，最具象征性的是，美国与俄国的代表竟然汇聚一处（杜威自然是前者的代表，罗素以其新俄游历者的身份，则成了后者的代表），一个多中心且互相竞争的西方呈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眼前。李石岑说：“杜威罗素，他二人是绝对相反的”，“今杜威告以左，罗素告以右，到是从左呢，从右呢？”其所表达的选择与竞争的意味甚为明显。

若回溯以观，大致可以说，此次湖南演讲与随后的社会主义论战体现了西方在中国的思想权势的微妙转移。此前一年的杜威来华被看作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超过日本的象征，他甚至被胡适认为是“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最大的西方学者（且认为将来几十年中也将如此）；但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不久，便看出此时新俄已来到了论说的中心，并因此认为此次论战应该改名为“关于Bolshevism的讨论”，这样争论“方有集中点”。

这一思想权势转移的关键，仍在于试图做“世界民”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与认同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缠结。如罗志田老师所说，新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本身就与该主义在西学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它一方面是西学的一部分，由此也分有其思想权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当下整体的政治与社会持否定态度，相当符合中国人不得不学西方却又对其深怀不满的心态。 余英时则指明了另外的关键一点——俄国作为西方的边缘，有着与中国类似的不得不学西方而又试图超越于其上的心态，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就扮演着“反西方的西学”的角色。 这种相似性则加强了俄国道路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而此后列宁通过为布尔什维主义补充以民族、民主革命的新解释，将中国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发达国家与民族解释为是世界革命的关键， 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了世界历史层面的意义（至少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比起悬想性的杜威与罗素来华所带来的世界中心感，这一新的中心与边缘的换位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与吸引力。社会主义论战后俄国思想权势的持续上升，以及张东荪、梁启超一方主张的边缘化，也与此相关。而这一过程本身，则显示了非思想因素对这一“思想论战”本身的影响与制约。

余论

1922年9月，梁启超、张东荪一方最主要的杂志《改造》停刊。就在同一个月，在俄国主导下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人在广州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讨论集》。这似乎宣示了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编辑讨论集本身就是当时常见的宣示思想论争胜利的方式。

但问题并未结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知识分子为了吸引听众，往往要故意立言激进，以求得以过正而矫枉的效果，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而一旦其思想进入实践领域，倒是这些主张“拆掉屋顶”的人会首先退回到“开窗”。1922年7月，在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共产党二大上，党的纲领中已开始策略性地为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留出位置，由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最先提出的这一问题多少已被他们的对手所吸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作为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在显示了自己主张的思想生命力的同时，也以不在场的方式参与了这一部分针对他们的革命。

这提示了既存研究所强调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在论战中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胜利的原因所在——并非前者在思想层面驳倒了后者，而是前者的立论与中国新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的心态与认同更为契合。归根结底，论战双方所面对都是一个“复数的中国”：沿海与内地以及区域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想以某种单一的主义一劳永逸把握它的努力总是显得捉襟见肘。事实上，外来主义与本国国情（尤其是广大的内地）的距离，迫使早期社会主义者不断吸收其论敌的观点，以使得“主义”能够更好地切合于“问题”；但又正是他们这种思想上对论敌的吸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要进一步与后者“因相近而区分”，思想的接近与认同的区隔表现为一体两面。

地域与认同因素在随后的国民革命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南北之分对推动北伐具有重要作用， 国共两党从中国的另一沿海地区——广东开始冲向两湖内地，并引发了这里浩大的农民运动，这多少也可以看作一种新的试图从通商口岸一面改造内地的努力。而在1927年之后，新兴的国民政府未能在武汉站稳脚跟，权力最终转移到居于江南中心地带的南京，则多少可见这一革命再次显现出脱离内地的趋势。同时，在北方各派看来主张与作为都差别不大的国共两党，却在1927年发生了北洋时期前所未见的激烈内斗，也再次体现了思想层面的接近所带来的“因相近而区分”的问题。

梁启超在论战后不久曾说：“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在各区之间存在着多层面断裂的近代，“最新最好”的西方主义与“复数的中国”之间，不可避免地有着多重的心态与认同的错位，且在思想与实践中都有着巨大的距离。罗素在湖南演讲中说他在俄国时曾亲自向列宁请教：“譬如一国以农立国，这个国可行共产主义么？” 却并没有得到后者的正面回答。1927年后中共在内地与乡村所发动的革命则一直面临着这一连国际导师也加以回避的棘手问题。伴随着1937年抗战开始后中国区域间新的大流动（人员、资源与信息开始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向乡村反向流动），共产党人开始以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回应这一问题；但直到今天，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也仍在持续的争论中，可以说是远未完成。回向源头， 考察一场偶然的内地演讲引发的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地域与认同因素，以及其思想论争层面与社会、心态以及认同层面的区分与互动，多少也可以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渊源与复杂性有一点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