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中国人基因退化？政治干预科学的奇葩

如果割掉一代牛的耳朵，总有一天能培养出只有一只耳朵的牛？

孩子长得应该像与母亲共同劳动的同事老王，如果孩子长得像父亲,那就是用资产阶级的遗传理论生出来的？

或许你会觉得这些猜想有点儿荒诞，但是在上个世纪苏联，这一遗传思想流行长达30余年，理论的提出者正是前苏联科学家——李森科。

他是科学家但做的是伪科学，胡乱编纂研究数据和科学理论却名扬海外。

甚至有传言今天流行中国大江南北的秋裤就是他的发明。当年斯大林想让中国人失去在苏联远东地区生存的能力，李森科便献策让中国人穿上秋裤，称从遗传学角度，假如一个国家穿了60年秋裤，人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会在几代后消失，再也没有可能脱下它，不能在高纬度活动。

传言显然不靠谱，但他确实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宠儿，被奉为“斯大林的科学红衣教主”。

反对他的苏联遗传学家全被开除、或被流放、或被逮捕，苏联遗传学泰斗尼·瓦维洛夫院士等更是被判死刑。

袁隆平在科研初期跟着他的理论走，种出来了四不像的植物，差点与杂交水稻失之交臂。

导致了亚洲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滞后，过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伪科学才终于被推翻。

1898年李森科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读过两个园艺学校，1925年从基辅农学院毕业，随后受聘到育种站工作。

他的父亲老李森科把原该在雪地里过冬的冬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好收成。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所谓“春化作用”的概念：把夏季的农作物留下的种子经过低温干燥处理，便可在冬季派上用场，继续耕种。

李森科父亲意外成功的经历加上李森科当时还很靠谱的教育背景让人们相信了他的理论，甚至吸引了来自苏联机关报、全国第一大报的《真理报》注意。

李森科随之制造了一批假的数据，声称实验成功，《真理报》宣称这是“非比寻常的大发现……来自卓越的实验数据”，以及“伟大的观点，前途不可限量”。

尝到甜头后李森科尝试移植来自更高纬度的植物，选择了豌豆作为自己的第二轮实验品种。

第一年冬天不太冷，他的计划幸运地相当成功，让人们在冬季还能品尝到最新鲜的豌豆。

于是，《真理报》进一步大肆宣传李森科的成果，还把他封为“赤脚教授”，评论他“现在拥有追随者、学生、还有块实验农田。农艺领域的杰出人物在冬天造访育种站，站在绿油油的农田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机关报的宣传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跟随者，第二年他大张旗鼓地进行第二次试验。

但遗憾的是，第二年冬天非常冷，实验失败之际他迅速提出了“春化处理”的理论（即指植物种子进行一段时间内的低温处理从而影响其开花时间），试图转移人们对失败的注意继续创造宣传话题。

1928年前后，乌克兰因霜冻而造成过冬作物的大幅度减产，也因斯大林紧缩了新经济政策、大力度打击藏有余粮的富农而造成人民群众严重缺粮。

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为此烦恼万分，李森科提出的“春化处理”正符合了要在苏联严苛的气候条件下实现了作物高产的要求。

乌克兰农业部和苏联农业部竟也没去核实，就立即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创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机构，并且由李森科负责。

1935年，苏联召开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斯大林也出席了这次大会。李森科在会上的讲话中，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把那些反对春化处理的敌人们等同于富农等资产阶级，渲染出反对春化处理就是反对人民的恐怖气氛。

从此李森科的“科学”理论引入了政治届，逐渐得到了苏联高层领导人的垂青，开始被神化为正统理论。

批判会上的李森

在强权政治的压迫下，欺骗也罢，威胁也罢，反对春化的人不再发声。在“春化、春化”的喧嚣声中，在发出关于春化处理指示的同时，向下发出的还有几种报表，这些报表上要求必须填写播种春化处理种子的面积和增产的幅度。

既不需要统计分析所必要的重复试验，也不需要加上对试验田和对照田施用肥料差异的说明，李森科对实验本身根本不关心，他只是需要能让广大群众们信服自己永远正确的报表。

在把“反春化处理者”当作阶级敌人的政治压力下，农庄主席和农艺师们宁愿虚报增产数字，也不愿反映实际情况。这样，汇总的结果往往是“根据来自几千个集体农庄田野的报告”，“用春化处理使国家获得了几百万公斤的谷物”。

就这样，李森科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一步步走上神坛。1935年，当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并入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时，李森科当上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并被遴选为该院的院士。

当上院士的他内心是惶恐的，因为他的实验数据来源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来的，随时都有可能会被他人推翻。

为了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开始对那些反对和质疑他的科学家进行疯狂的清洗。

瓦维洛夫

很多顶尖的科学家被撤销职位，有不少人还受到捏造的指控而遭逮捕与审判，甚至被处死。

把李森科引入遗传学大门的瓦维洛夫也难逃一劫。1938年因为批评了苏联的农业科学政策和李森科伪科学，他遭到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而被判处死刑，1943年死于狱中。

李森科对苏联生物学界的清洗在1940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才暂时中断，但二战结束后不久，李森科就又开始着手延长自己的统治。

1947年，李森科给斯大林写信继续寻求支持,打着“米丘林学派"的旗号，给与他的主张相反的“摩尔根学派”戴上“资产阶级”等政治帽子，又再一次将科学与政治结合起来。

灵活运用遗传学理论，他声称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于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宣布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为非法的“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而李森科的理论是唯一正统的“无产阶级科学”。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因而得以继续完成对他们的反对者的残酷清洗。

受苏联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遗传学李森科化的运动，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科学家的人格和良知为强权所践踏。

新中国成立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

1956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农业大学遗传育种专业的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开始做研究。他按照李森科的理论将番茄嫁接给马铃薯，将月光花嫁接给红薯，结果西瓜结在南瓜藤上面，种出了不伦不类的东西且没办法遗传。

搞了三年，终于是一事无成，他只好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开始研究，用其指导育种。1960年他开始研究水稻，1961至1962年在水稻的研究过程中他以实验获得的数据证实了自己的选择孟德尔遗传学是正确的。

“幸亏我猛醒得早，如果老把自己栓死在一棵树上，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事后袁隆平感叹道。

同时期，还有一批因为李森科的伪科学而受伤害的中国科学家，其中就有李景均——“中国遗传学之父”。

李森科将学术与政治相挂钩，但李景均却是恰恰相反，他坚决不能容忍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

“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李景均决定离国出走。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抵达香港，1年后前往美国。

李景均

李森科主义盛行期间对苏联农业和遗传学界的种种打击难以详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年—1938年间,苏联就有100多位著名科学家被捕,一批科学家因不愿意屈服被饿死在劳改营中、甚至被枪毙，因此事流亡者则无法统计。

好在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根基毕竟是错误的，即使傍上了政治也不足以长年支持下去。

自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李森科也随之开始失势；1956年赫鲁晓夫展开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李森科的地位也一落千丈，1958年原本捧起他的《真理报》也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的错误立场》的社论，引起了一场批判李森科的科学运动。

直到最后1965年他从遗传所离职，宣告他的时代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