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如何看待元老 老人干政阴影将散

11月末，12月初的中国政治有三则新闻引发外界关注。一是11月30日中共政治局通过文件，将规范“党、国领导人”有关待遇，要求退下来的“领导人”要及时腾退办公用房，不能超标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轻车简从，赴外地休假要压缩时间，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 二是刘淇一家10口及随行警卫等10余人出现在西藏林芝的接待名单上，一时被认为是违抗中共整党的八项规定禁令，引起轰动。其三是已经赋闲的戴相龙在“消失”一年半后突然现身河北。

这三则新闻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卸任后的中共高官，尤其是元老，应该如何清楚的认识他们的“政治身份”和“退休状态”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在十九大进入关键的人事布局期之时，联想到在十八大前元老现身、“老人干政”乱象频出的状况，今天去洞察习近平是如何看待“政治元老”以及这些元老的“待遇”和“动作”的，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今日高层对元老的态度，或许可以总结为“尊重其贡献，警惕其影响，控制其待遇”。

所谓“尊重其贡献”，因为中共党内一向有尊老的传统，逢年过节，中共历代领导人都会拜访政治元老甚至他们的家属遗孀，习近平也未例外。而且有传闻称，无论是在调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还是调查令计划，习近平都曾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进行商量，而且也都是在两人同意后进行进一步调查的。这显然不是一种“遵从”、“听命”的表现，而是一种“尊重”的态度。

所谓“警惕其影响”，从十八大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五代对于“政治元老”干政政治的旧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老人干政”是中国政坛很特殊的一种政治现象，是指已经没有任何党务、政务的党内元老，凭借着巨大的影响力对现任领导者和政坛产生影响，是一种非程序化的表现。今天一般认为“老人干政”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到90年代中期间，八名正国级的中共元老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掌握中国的实际决策力，甚至接连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由他们所组成的“中顾委”甚至一度凌驾于政治局之上。

不能否认，在干预政治上，江泽民在卸任后并未起到示范作用（图源：VCG）

2012年9月，在距离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时，江泽民、李岚清开始频频露面——9月22日，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曾庆红、李岚清（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副总理）等人及其夫人前往国家大剧院欣赏李岚清编剧的音乐剧《美丽的蓝色多瑙河》。随后与江泽民同一时代的李瑞环、乔石也开始露面，10月5日，在南开大学哲学院重建五十周年之际，李瑞环为这所学院题词。两天之后的10月7日，李瑞环再次现身，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长王安顺的陪同下，与原国家副总理吴仪一同在2012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现场出现。再加上在十八大主席团常委的41人名单中，退休老人占了12人，因此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自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八老逝世、中顾委解散后逐渐消失的老人干政情况，再一次罕见地出现在了中国政坛之上。

后来这些事情最终随着胡锦涛十八大上的“裸退”得以平定。但是每到中共党内高层人事换届之时，频频发生这种政治元老利用影响力对外释放信号的事情，对于强势，并且希望党内政治“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习近平所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的一系列事情，虽然目前具体内情官方尚未透露，但是透过六中文件、《人民日报》文章乃至王岐山等人一再释放的“阴谋家、野心家”等言论，不难想象或许存在周、郭等人在卸任之后试图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某些政治阴谋的可能性。

所谓“控制其待遇”，是在中共决策层的概念中，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政治元老和刘琪一类的退休高官之间的不同。对于前者，习近平以尊重为主，但是警惕其政治影响力。对于后者，则是严格控制其待遇。他们应该也是政治局11月末那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瞄准对象。

胡锦涛在十八大上的“裸退”被中共党内评价为“高风亮节”（图源：VCG）

因为从政治局会议披露的内容看，主要篇幅都是强调约束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以后。老干部们对高层政治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之上。这种政治影响也体现于生活待遇上。一些领导人退休后，却仍霸占办公室。由于这些老领导一个个树大根深、人脉广泛，门生故吏众多，继任者往往也就顺水人情。从生活待遇到政治决策上，警惕新的“政治元老”出现，可能才是题中之意。

此外，可能也要认清楚，在中共的执政思维中，老一代领导人中必有较为强势者会作为下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参谋或顾问，利用其执政经验为各种不平稳局面出谋划策，在必要时候甚至会利用其部分政治资源平衡党内各种观点，已达到政局稳定的效果。尤其是每逢国家和中共的重大庆典，元老们集体出现才是一种“团结”的信号。

总之，我们在此处可以下一个判断，与5年前不同，从今日到明年10月份的十九大期间，尽管可能还出现元老现身的情况，但是政治大势因此受到影响的情况，将得到根本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