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事件反转了？之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募集钱的事情，事主一旦在自己的财产问题上含糊其辞，或者夸大危机，总会有人发现事主并不像暗示的那样贫困而感觉受到了欺骗。

作者：姚遥（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据说，现在罗尔事件是评论家的灾难，剧情几乎每天要反转1到2次。有位知名的评论界朋友说，他很痛心看见许多人在被啪啪地打脸，像鼓掌一样。

对此，我也很痛心。罗尔事件所谓的反转，不过是针对舆论，尤其是批评观点，罗尔提供了新的主观陈述。反转能像翻书一样草率，那人比墙头草还厉害，简直是墙头的直升机。

因为募捐引发的争议事件，之前一直有发生，罗尔事件也未见更加特殊。如今，人类究竟是怎么了，一个简单的诚信问题，怎么能闹出那么多幺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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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6月，“救救这个南京小姑娘吧，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让更多的人相信”这条信息在朋友圈疯转，里面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南京4岁女童小柯得罕见病脊索瘤，急需200万元医疗费。然而，网友发现他们家共有5套房两辆车，小孩有医保，实际医疗支出额度并不高，随后引发大量质疑。此时，善款已经高达648.43万元。原本受托监管的公益机构因捐款使用不透明，退出第三方监管。

15年9月，媒体上大力报道安徽利辛女子李娟“见义勇为救小女孩”被恶犬咬成重伤，引发民间捐款超过80万元。10月，《现代快报》记者调查发现，李娟并非见义勇为，而是在男友张宏宇的养狗场内被狗咬伤。同时，张宏宇承认，是他对媒体撒了谎。有本地媒体人透露，一个多月前，这家人将编造的故事发给他，还表示得到捐款后会给他“感谢费”，但他认为并没有助人情节而拒绝。

16年3月，《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在朋友圈刷屏，中山大学校团委一名职员何金鹏的女儿31周早产，他需要捐助。据文章描述，他的女儿于31周早产，医药花费大概需要10-15万元，而他付“仅有几万元积蓄，无力支付此次的住院费用”，所以呼吁大家向他的私人微信、支宝及工行账户打款。此次虽然设定了捐款目标，但有人发现两个小时筹款已经超过10万以后，他的微信收款达到上限，转而呼吁往其他渠道继续捐款。同时，针对他有稳定收入、有行政人员医保、有房产的基础，有人质疑是否会真的缺10万元。最终，此事共收到善款945095.70元。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三件事情各有隐情，结局大相径庭。

第一起事件发生后，有十余名网友愤怒到以“诈捐”为名，集体向公安报案。家属原本承诺会公开捐款明细和使用明细，至今未见动静，事件不了了之。

第二起事件，数百名捐款人组建QQ群，要维权索回捐款。编造故事的张宏宇因涉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

第三起事件，何金鹏主动道歉，并对外公告退款约60万元。

这三起事件都有相似之处，悲情的故事是真实的，当事人的操作是令人不认同的，导致开局是感动中国捐捐捐，结局是今日说法批批批。

想来还是如今的罗尔事件更为离奇，一波三折六拐弯。甚至有人高喊，我就是被感动，我就是想捐，我不关心细节，谁也别拦着我。

个人愿意怎么捐，只要账号密码都在自己手中，绝对是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挡的自由。公共事件的探讨，关注的是公共伦理的建设，并不纠结于个人的偏好。宣称“我就爱捐”的朋友，推荐观摩知乎大V“童瑶”的故事，作为职业心灵鸡汤写手和煽情师，他突然有一天呼吁要帮助帮助患病大学生募捐，并成功获得15万捐赠。只是，所谓的患病大学生，根本不存在。

最近罗尔的太太说，这么多的钱并不是捐款，是稿费。我还不知道“童瑶”的事件进展如何，如果他的事情进入了法律程序，我建议他的律师参考这个说法，很有创造力，很感人。

2

我做过助学。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村里，我跟着乡干部和村干部去核实提交上来的贫困儿童名单。有些孩子明明在亲戚家的三层小洋楼里洗菜，可听说我是来核实名单的，干部们也马上带着孩子去到破旧的土坯房门前，让我拍照做记录。有些土坯房，确实相当的破败，也看不出有人居住的样子。我相信人的善良，他们不是随便找的破房子，房子还是归属于这些孩子名下。如果深入调查下去，有些孩子是村干部的亲戚。在中国这样传统闭塞的村落里，沾亲带故是很常见的事情，亲戚之间互相帮衬照顾理所应当。更加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些赤贫的地区，就是当地所谓富人家的孩子，生活水准相对于城市儿童来说也要低很多。村里面有个小洋楼，那是家里好几个壮劳力外出打工积攒下来的资产，在当地可以鹤立鸡群，放在城市里也就一个厕所的价格。要说资助，随便给一个孩子都不会错。不巧的是，名额总是有限度的，给还是不给，该如何确定？看标准。如果捐款人一定要以最贫困为标准，那么就不能跟着干部们跑马观花，得老老实实地去核算每户人家的总收入和总支出，拿出令人信服的贫困标准。

我也做过救灾。救灾的原则又不一样，在核心灾区的最艰难时候，不管是特困户，还是开宝马车的，生活物资的配给都是一人一份，人人平等。这个时候，自有的物资已经没了，完全靠有限的交通条件下抢着运入的物资。就算是身价上亿，也没有超市可以多卖一碗泡面，一瓶矿泉水。当救助是为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财富一文不值。决定物资分配的原则只有一个，物资的紧缺程度，缺少物资的地区可以优先分配，其他一概不论。

同样是慈善，同样是助人，持有不同的标准，并没有违和感。慈善是否靠谱在于有没有令人信服的原则，有些原则可以落在纸上，有些原则靠的是心领神会，无论哪样，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则贯穿始终——诚信。

如果承诺了是为济贫而来，就要摆出贫穷的排序。如果承诺了为救命而来，富人的命也是命。

募集钱的事情争议不断，募集罕见血型献血的事情从未见过争议，道理也是如此。募集钱的事情，事主一旦在自己的财产问题上含糊其辞，或者夸大危机，总会有人发现事主并不像暗示的那样贫困而感觉受到了欺骗。献血的事情就不会如此，罕见的Rh阴性血，缺了危及人命，受助人和爱心人士双方信息完全对等，童叟无欺。有了诚信，就没有伤害。

可是，有人非要将诚信的话题，故意分解为技术问题，比如信息公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合适，有房产的人难道就没资格募捐了吗？

这两个问题，可以合并回答，因为顶级富豪们找穷人公开募款的事情比比皆是。

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创业项目通过众筹的方式征集捐款，都是有钱人找不一定有钱的人募款。

出现争议的时候，一定是募款者不诚信，故意欺骗了对方。如果骗人的上市公司还一副扭捏作态状，惊呼股民难道不知道这里面隐藏的规则吗，或者委屈地辩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信息才符合你们的要求呀，那杀红了眼的股民早就一板砖拍上去了，哪里容得下那么多胡说八道。

有资产的人一样有慈善募捐权利，怕的是明明知道募捐市场中能勾起需求的套路是什么，却故意避开自己的劣势。这样不讲诚信的行为，让人受够了。为不讲诚信而辩护的行为，更让人受够了。

有需求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需求而践踏诚信。

3

我的朋友王五四将个人的网络募捐比作情怀大保健，如果觉得自己的情感受到了良好的按摩，那么就多给一些小费。大保健我不太精通，乞讨我比较熟悉，个人的网络募捐，就是个人的网络乞讨。

在网络上见到了一篇个人求捐赠的文章，等于街头看见了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他看起来很悲惨，按照他的表现或者描述，可能是钱包丢失，可能家境贫寒，可能身患残疾。在那一瞬间的感受，结合每个人的个性，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决定了是愿意掏出腰包，还是扭头走人。

这个行动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评分标准。给钱领不到好人卡，走人也不会道德丢分。问题，在于后续发生的故事。

如今，越来越多的都市传说中，乞丐不再等于可怜人，化身为神秘莫测的有关群体。据传言，有诸多职业乞讨者，有拐卖残害儿童乞讨者，有伪装残疾者，还有人依靠乞讨发家致富，下班了就开奔驰回家。这些传说，真真假假，混杂一团。

总有人并不关注这些传说，坚持愿意给乞丐打赏，保佑了乞讨行业至今没有灭亡。悄然变化的，是大众人心。基于乞讨行为中，确实有一些行为存在欺骗，不断有人在情感上感觉遭到了亵渎，产生极大的愤怒，开始厌烦和抵制行骗乞讨的行为。这种情绪不断地滚动发酵，变成地铁里的回响，“请自觉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

我很熟悉的一个乞丐，他是农村人，在外地打工混日子的时候，遭遇工伤，视力严重受损。治疗眼病很花钱，老板根本不愿负担一分钱，无可奈何之下，他开始了街头乞讨。之后的近二十年，稍微能工作的时候他都会打工，其余时间还是要乞讨。乞讨并不是个好工作，每个月也就一千出头，勉强负担生活和看病。这一类乞丐并不少见，他们确实是陷于困境之中，毫无其他谋生能力，被迫乞讨度日。我也目睹了他们遭受的伤害。

职业乞讨和行骗乞讨进入乞讨行业，营造了乞讨致富的谣言，让很多人开始抵制乞讨，开始鄙视乞讨，开始丑化乞讨。当拐卖儿童乞讨的说法兴起的时候，正义爆棚的白领青年们不由分说地就相信了，开始沿街执行正义，惩罚罪恶的乞丐。我认识的乞丐，日常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乞讨，免得智障的妻子无力照顾，可是小白领们揪着他的衣服，报警说他是人贩子。他气得发抖，冲上去和对方扭打，反被对方正义满满地暴打一顿。

想起这个故事，是听到有人说罗尔的事件不会影响大众的慈善热情，反而会激发起更多人参与慈善的动力。

因为有不诚信的行为，网络乞讨反而会变得更有生命力，我感觉到了中或最赢的力量。

4

如果微信支付不顶着争议将所有的捐款退回，今天一切的争议都如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不会存在。如同之前发生过的诸多故事一样，钱已落袋为安，后续风平浪静。

所以，罗尔事件的赢家还是有的，我相信是专业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慈善机构的募款，不是乞讨，是卖艺。如果一个乞丐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同一个地方风雨无阻地乞讨，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都被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成绩和错误也被铭记在心，他和周围的人群相知相伴，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而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给艺术家的捐款，不在回眸一刹那的感动，给艺术家的捐款，是心灵共振的握手。

网络让卖艺更美好，网络乞讨争议倍增，网络卖艺的规模在加倍扩大。制度化的诚信，是网络卖艺的必备技能。不讲诚信的机构，捐款人用脚做出了最现实的投票。

慈善机构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再认真的个人募捐也常常遭遇挑战。

12年，广州所有的媒体共同参与发起了“全城义剪”活动，拯救白血病患儿小碧心。媒体的全力参与，带动了爱心的汇聚，募集了93万元的善款。本该庆祝的时候，尴尬出现了，这笔款项超过了治病的需要。此时，小碧心的家人希望妥善地处理众人的托付，所有参与的媒体也希望能对公众的承诺负责，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如何机制化地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儿童。不巧，在那个时候，专门帮助儿童重大医疗的专业组织很少，找不到有意愿的机构来接受剩余款项的捐赠。发起一家全新的儿童疾病基金会，这笔资金又太少，远远达不到注册门槛。如何让爱心稳妥地落地，在当时热议纷呈，但缺乏可执行的模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这样的困境案例颇多。传统媒体载体有限，只有极少数个案有机会受到关注。受到技术限制，无法及时地显示捐款进展情况，超额捐款频繁发生。超额捐款发生以后，人们有心让捐款持续地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却缺乏机制配合落地。

短短4年以后，慈善机构和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这些困扰已经成为过去时。如今，有更多的慈善组织出现，便于个人直接求助。不经过组织，个案同样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募捐，平台上能够清晰地显示受助人的信息，展示捐款的进展，并且在达到额度以后自动停止。信息及时充分公开的问题得到解决，捐款一捐就爆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不仅如此，某网络微公益平台发现有一个求助人，将同样的信息同时发给了不同的机构。于是，微公益平台将风险提醒发送给了对应的机构。一家机构不可能掌握全面的信息，但一个平台可以。

腾讯乐捐平台连续两年举办“99公益日”，第二年的参与人数明显增加。腾讯平台也将信息披露的部分不断加强，平台上的机构向捐款人披露的信息增加。如果有机构拿一票就走人，不再对捐款人反馈资金的使用、项目的进展，将失去使用平台的机会。

互联网和慈善的结合，不断努力地推进慈善的诚信，搭建了信息充分共享的平台，建立了便捷的捐款通道，尤其是打通了问责的环境，互联网慈善蓬勃发展。

可惜的是，罗尔事件借助了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快速地扩大了影响，借助了支付优势，收获高额捐款。罗尔事件，也得益于互联网的问责机制，及时出现了捐赠的争论，并在争议关头，通过支付平台退回捐款，让事件平稳落地。罗尔事件的遗憾，在于互联网更多成为争吵的平台，诚信的重要性却被悄然忽略。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做个艺术家，非要去卖身沿街乞讨，到了有桥的地方，绷着劲去河里摸石头，值得反思。

虽然罗尔事件争议不断，对罗一笑的捐赠依然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去，无论事件争议如何，罗一笑治病的资金保障没有受到影响。

罗尔事件，也应当成为互联网捐赠领域的最后一起公案，信息高速流通的时代，还像乡长一样领着捐款人去老房子前面拍照就不合适了，非要绕过正规的捐赠平台去另辟蹊径也完全是作茧自缚。

大大方方地讲诚信，错了诚诚恳恳地说声对不起，都会有坦坦荡荡地回馈。无处遁形的互联网时代，讲诚信，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