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必须卸下中国人肩上的“冤”

很少会有一个字，能像“冤”那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肩上达数千年之久。上至贵为王侯将相的伍子胥、韩信、于谦等，下至平民百姓的东海孝妇、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历朝历代，不计其数的冤案接连发生。为了洗刷冤屈，古代反复上演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的场景，希望遇到一位青天大老爷，这也是中国人清官情结产生的根源。受此影响之下，自古以来诞生了大量的艺术作品，既是用来表达冤屈，如根据东海孝妇故事创作出的戏剧《窦娥冤》，又是为了颂扬包拯、海瑞之类的大清官。而且这样的冤案、伸冤和艺术作品，已经延续到今天，继续牵动着人民的心弦。

近期中国社会恰恰发生了两件与“冤”有关的事，一件是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司法标志性冤案的聂树斌案在时隔21后获得平反，那是真冤。另一件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热映，片中女主角李雪莲申诉的假离婚和“我不是潘金莲”，尽管根本不冤，她还是高举一个“冤”字，不知疲倦地层层上访十多年。这一实一虚两件事虽然只是个例，但是其激起舆论强烈讨论的背后，仍然折射出了“冤”对于所有出生、成长、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来说，依旧是一个足以压垮肩膀的沉重包袱。

冤案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从这两件事来分析，聂树斌案之所以酿成，是与那个时代“命案必破”硬性政治指标有关，是因为公安机关草率抓人，特别是审讯过程中违反程序正义，涉嫌证据造假和诱供，是法院在难以对检察院、公安机关形成有效监督的情况下造成的直接后果。而此案之所以难以纠正，是由于正常的上诉机制存有漏洞，尤其是在发现重大疑点后，作为该案原审地的河北省政法系统一直消极复查，甚至暗中阻挠正常的司法程序，这才一再耽搁至今。《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情况同样如此，明明主角的申诉毫无道理，但各级官员以维稳心态对待，能挡则挡，以至于一件小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难以收场。

往更深层次思考，之所以会有“命案必破”之类政治指标，之所以公安机关敢于草率抓人和违反程序正义，之所以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难以形成互相监督的闭环，之所以冤案难以纠正，归根究底是过时的执政理念在不同截面酿成的弊病。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的人治官僚文化浸染着整个民族。虽然在近代民主共和浪潮下，君主专制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封建的人治官僚文化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封建残余渗入官僚及司法系统，固然在特定时期巩固了政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公检法体系长期充满人治逻辑和斗争思维。不单制度设计上缺乏监督意识，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被严重弱化，而且缺乏人权保护意识，长期实行有罪推定，削弱辩护制度，经常粗暴对待犯罪嫌疑人，动辄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在周永康主管政法委期间，这种情况更是明显，政法委领衔下，公检法之间的互相监督功能遭到严重削弱，强力机关常常以维稳之名侵犯人权，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聂树斌案也因此迟迟难以平反，影响极其恶劣。

时代在不断发展，十八大以来新生代领导层，为了应对面临的空前复杂挑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目的正是提升执政思维的现代化。而全面依法治国则与先前进行的反腐行动、党建一起，掀起了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革命，有助于涤除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人治官僚文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加之为了清理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遗毒，司法改革被提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几年以来，中共既改革了司法体制，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法院检察院设立了跨区域法庭或分院，增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出台两大中央文件来防止人为干扰司法，又着重强化了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废除劳教制度，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禁止刑讯逼供，还耗费大量精力纠正过去多年尤其是周永康时期的错误，平反了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诸多冤假错案。

要注意的是，任何宏大叙事归根结底要落在个案上，任何伟大的目标同样要体现在具体事情上。中共转变和提升执政思的努力能否成功，包括司法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能否获得人民普遍认可，一个至关重要的判断依据是能否彻底解决冤案难题。当然，这并不是指从此不再有任何冤案，那样也根本不现实，而是说要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即便一旦酿成冤案，也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纠正机制。因为冤案负面效应极大，不单对当事人是一场灾难，甚至可能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对司法公信力和为政者形象同样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一桩冤案，即便再小，都有可能迅速通过网络传遍世界，破坏人心的稳定，撼动中共的执政根基。同时，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曾经老大难的“穷”不再沉重，人们注意力逐渐发生变化，对于司法正义的诉求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急切，对冤案也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不可忍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前中国必须以十八大以来释放的信号为契机，利用习近平成为“核心”的本质意义在于解决问题的政治氛围，彻底解决冤案问题，卸下这个压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沉重包袱。这除了要求中共高层继续以“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转变和提升执政思维，消除封建的人治官僚文化，将依法治国和保护人权落到实处，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外，负责执行的中共各级官吏更要跟上要求和思路，跟上时代发展的趋势和人民不断增长的司法正义诉求，摒弃专政思维和人治作风，彻底摆脱高高在上的傲慢官老爷心态，努力让每一位公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