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脉动：中美关系的复杂记忆
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结构性变革中如何处理好双边关系，不仅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更考验着双方高层的政治智慧。本文原载02期《多维CN》，原题为《历史的脉动：中美关系的复杂记忆》。
坐落华府国家广场中央的华盛顿纪念碑是当地的一座地标性建筑。鲜为人知的是，在纪念碑第十层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用汉语文言文撰刻的花岗岩石碑，碑文落款为“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这块石碑是1853年建造华盛顿纪念碑时中国赠送的礼物。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到过这块石碑，借以称赞中美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大清国的美国钦差
1868年4月1日，受大清帝国委派，一个中国外交使团抵达美国旧金山。令人惊奇的是，大清国的钦差大臣竟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西方人。看热闹的美国民众议论纷纷，有人却已经认了出来，“这不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吗？什么时候从美国公使变成了中国钦差？”
蒲安臣早年担任律师并投身政治，是美国共和党创始人。1861年由林肯总统任命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在清政府眼里，蒲安臣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相对于俄、法、德等国驻华公使的横暴，蒲安臣赢得了清政府格外的好感和信任。
1868年蒲安臣任期届满，当时清政府担心各国趁修约之机（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10年后修约）肆意要挟，准备遣使出洋，“笼络”各国，但苦于没有适当人选，蒲安臣毛遂自荐，表示愿代中国出使欧美。
美国政府对这个由美国人担任团长的中国使团颇有好感，给予极高礼遇。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之后，安排使团前往美国各地参观。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签署《中美续增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铁路、电报等“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美国从此成为中国公派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詹天佑等30名中国幼童前往美国留学。
离开美国后，蒲安臣前往欧洲继续敦睦之旅。在蒲安臣的努力下，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Earl of Clarendon）发表了一份照会宣布，“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与中国政府“以和济事”，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也发表了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出使俄罗斯时在圣彼得堡病逝。清政府追授蒲安臣一品官衔，赠抚恤银一万两。当蒲安臣的遗体运回美国，在波士顿的法尼尔厅举行葬礼时，大厅里挂起了中美两国国旗。
微笑的“豺狼”
蒲安臣去世30年后，早就图谋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借由义和团运动危及到其在华利益，于1900年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美国派出2，100余人参战，并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升起了星条旗。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在掩人耳目的西狩途中授权李鸿章等和列强斡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关平银（约合时价3.294亿美元），美国分到了7.32%，约2444.1万美元。但是，和其他列强恨不得尽吞赔款并向清政府不断提出更为苛刻要求相比，美国政府显示出了不一样的“仁义”精神。美政府审计部门发现，连同军费在内，清政府应付给美国的赔款为1，165万美元，再扣除各种费用以及已发行的债券利息，赔款存在1，079万美元的结余。
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与美方商讨赔款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时，偶然获悉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曾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语。于是，梁诚向美方提出“退还庚子赔款虚数的要求”，同时向清政府上书“请以此款设学育才”。此前，《辛丑条约》谈判美国代表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在得知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后，就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减免部分拳乱赔款（Boxer Indemnity），资助清国留学美国》的建议书，获得部分上层人士的赞成。他们认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上的影响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
经过中美双方三年的努力，美国核减赔款的文件在1908年7月11日由驻华公使柔克义递交清政府，“美国决定以部分庚子赔款还赠中国，但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美国将从1909年1月1日起，退还中国1，079万美元赔款，用于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
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即自退款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400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留学，直到退款用尽为止。双方还商定，在派遣留学生的同时，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4月29日，该学校在清华园开学，定名“清华学堂”，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美国人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许多考取庚子赔款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为中国学术界与政界等各领域最闪亮的明星。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超过日本，成为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先后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
教育之外，医疗也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便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建立的。从1916年至1947年，资助金额高达44，652，490美元，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资助项目。
现实的美利坚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受传统孤立主义政策影响，以及在华利益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完全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不承认主义”。“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美国继续采取中立政策，但仍向日本出口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
然而随着日本扩张的加速，美国日益受到威胁，两国战争冲突已不可避免。为了拖住日本，中国的角色吃重，美国逐渐改变中立政策支持中国，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从易货贸易、换取外援物资，到提供平准基金、帮助维持法币汇率，再到提供5亿美元贷款、稳定战时物价，美国先后八次金援中国，共计7.95亿美元。
1941年4月，在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停止援华后，为保障“先欧后亚”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美国将中国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宣布正式援华。据统计，通过《租借法案》，美国共援助中国战争物资16.02亿美元，占《租界法案》援助总额的3.2%，在38个受援国中仅次于英、苏、法。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指挥“飞虎队”创造了人类航空史上的奇迹--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中国的“驼峰航线”（The Hump），该航线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高的空运。据统计，与日军作战三年， “飞虎队”共坠毁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中国人迄今对“飞虎队”成员在此期间作出的牺牲还充满好感。
1943年4月，为获取东南太平洋的气象和军事情报，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根据协定，同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近郊歌乐山下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 Miles）为副主任。除了情报工作外，中美合作所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培训特种作战部队，约5万人接受了培训，在敌后成立了别动军、忠义救国军、铁路破坏队等，从事破坏、收集情报等活动，破坏了黄河大桥、炸毁了钱塘江大桥等，迟滞了日本进攻。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美国开始为战后国际局势考虑，中国成为其西太平洋战略的支柱--一个统一的中国向北可以抵御苏联，向东可以压制日本，美国开始抬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介入调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
1943年的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力邀蒋介石参加，使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在中国政府努力争取和美国政府带头斡旋下，中国又与欧美各国废止了一切不平等条约。
1944年，美国以撤销援华相威胁，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国向延安派驻观察组，美国第一次与中共建立了官方联系。按照罗斯福的战后安排，第一是“维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第二是促成某种形式的国共联合政府作为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途径。1944年11月，罗斯福私人特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突访延安，与中共达成《五项协议草案》，承诺中共可以保留军队、参加联合政府。但是赫尔利返回重庆后，草案被蒋介石推翻，1945年4月美国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也被迫撤离。
抗战结束后，失去了日本这个共同敌人的国共两党彻底决裂，仍不死心的美国派遣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赴华调停，国共双方曾一度达成停战协议，然而最终协议还是成为废纸，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1月18日，马歇尔结束了一年零十八天的调解，黯然回国。
从《别了，司徒雷登》到“欢迎尼克松”
1949年4月21日，在内战中乘胜追击的100余万共产党军队强渡长江，一举攻克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陷落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拒绝了国民党将大使馆迁往广州的建议，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保持一定的接触，而中共也希望了解美国的态度。在此背景下，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黄华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中共坚持要美国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司徒雷登则强调新中国政府只有愿意并有能力维护公认的国际准则，才能获得美国承认，双方鸡同鸭讲，自说自话，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一边倒”的倒向苏联的外交方针，至此美国对中共失去兴趣。此时，司徒雷登仍试图访问北京作最后努力，与中共高层接触，但被美国国务院拒绝，共产党方面也已经心不在焉。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复杂的心情登机回国，美国与中共政权建立正常关系的大门随即被关上。8月5日，在司徒雷登途经檀香山的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失去中国”辩解，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则先后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5篇文章回应：“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联合国军名义参战，10月，中国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一面扶持日本、台湾国民党政权，分别与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协防台湾“合法化”；一面则拒不承认中共政权，联合欧美各国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中成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禁运，并撇开中国签署《旧金山对日合约》，解决日本战后问题。
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特别是苏联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的扩张，给中美两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现实压力，两国都迫切需要借助对方来遏制苏联。共同的利益使双方产生了合作意愿，通过台面下的秘密运作，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访华，破除了中美关系坚冰。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在北京机场停机坪寒风中等候欢迎他的，除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等中方官员和身着冬装的解放军仪仗队，还有机场旁诺大的号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式标语，以及满大街张贴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红卫兵誓语！
北京中南海游泳池，刚从重病中逐渐康复，腿脚还带着浮肿的毛泽东和尼克松进行了海阔天空的历史性的会谈。双方从哲学谈到生死，谈到彼此间的厮打骂战，谈到中美台、及日苏关系，谈到驻日美军和世界局势。会谈后，尼克松等一路驱车登上长城，他还不知道，因为此前一天北京降雪，为了给他清扫出一条通往长城的道路，北京方面连夜动员了十万群众。
在尼克松此次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从此结束了敌对关系，实现了和解。1979年1月1日，在美国承诺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后，中美建交，美国邀请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中美交往的新篇章。
旋风九日：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已经开始执掌中共最高权柄的邓小平率团出访美国，中美高层首次实现互访。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农历大年初一是一家老少团聚，热热闹闹过年的日子。邓小平选择在中国的良辰吉日访美，以表明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美国总统卡特（James Earl Carter）对邓小平的来访也十分重视，作了精心准备。三个星期前，他已详细地审查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接待邓小平。
遏制苏联扩张成为此次中美高层会晤的重点内容。1月29日抵美当天，邓小平与卡特举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称越南是东方的古巴，苏联、越南是所有周边国家的威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的和平，中美应该联合行动遏制苏联。在小范围的私下会谈中，邓小平又表达了教训越南的意图。卡特表示了担心，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默认了。“卡特注意到，邓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严肃的任务之后，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当晚欢迎宴会后，卡特专门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齐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歌声响起时，邓小平被深深打动。表演结束后，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亲吻这些美国孩子。卡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邓副总理拥抱和亲吻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月30日，邓小平应邀前往美国国会，会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伯德（Robert Carlyle Byrd）、众议院议长奥尼尔（Tip O‘Neill），并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他准备的午宴。由于1979年1月出版的《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新闻人物，将其画像作为当期封面，议员们纷纷拿出杂志请邓小平签名留念。在更多人的记忆里，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的一幕，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时曾留学欧洲的中国领导人，用这种西方人最能欣然接受的方式，给美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影像。
在此次访美的9天时间里，邓小平到达了四个城市，参加了八十多场活动，发表了二十多次讲话，出席了二十多次宴会，十多次与记者面对面谈话。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和文化合作协议，教育、农业、外层空间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高能物理科技合作议定书，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等一揽子协议。2月5日，即将离开西雅图结束访美行程时，邓小平深情地说：“我们亲自看到了美国山川秀丽、土地富饶、经济发达，但是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我们两国是隔洋相望的邻居。太平洋不应该是一道障碍，今后应当成为一条纽带。”
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访美后，中美关系迅速升温。为对抗苏联，美国放开了巴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限制，制定了庞大的武装援助中国计划，准备将中国打造成对抗苏联的基地，还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两国关系进入了难得的蜜月期。
但是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宣布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交流、延长中国留学生逗留时间、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检讨双边关系等五项对华制裁措施，中美之间的蜜月期戛然而止。
更重要的是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背景下，中美的共同敌人消失，合作的重要条件不再，双方的公开矛盾开始增多，冲突也日趋尖锐。
1995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允许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于当年6月到美进行“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打破了此前近17年未有台湾高层官员访美的惯例。北京认为美方此举助长台湾内部谋求独立的政治势力。作为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简称二炮）和负责对台作战的南京军区于1995年至1996年分两阶段在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及举行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美国也因而派遣了“尼米兹”号与“独立”号航空母舰靠近台海进行应对，一时台海战云密布，中美双方一度走到战争边缘。
1993年7月，美国声称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在公海截停“银河”号长达三周。1999年5月8日，在南联盟战争期间，美国又以使用过期地图为借口，“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丧生，二十多名使馆人员受伤，中国爆发全国性反美游行。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EP-3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与一架中国歼-8战斗机相撞，中国战机机毁人亡，美国侦察机受损，未经允许迫降海南岛，中国再次爆发反美游行。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美之间经济、文化、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在互联网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伊朗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领域也达成广泛共识，成为双方持续交往的重要保障。1999年中国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美谈判，扫除了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美国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与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2014年中国贸易顺差3，825亿美元，其中中美贸易顺差达2，370.46亿美元。同时，中国还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截至2015年4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26万亿美元。美国还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2013年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的28.7%，位居第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亚太的快速崛起，全球格局开始进行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场范式转移，世界中心开始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出台了“亚太再平衡”国家战略，中国也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中美双方开始在国家战略层面进入新一轮调整磨合，世界正迎来一场四百年未有之重大变革。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结构性变革中如何处理好双边关系，不仅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更考验着双方高层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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