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何为不造原子弹：拒绝对同胞动用核武

1973年4月，金庸曾访台10天。访问期间，他采访了台湾政坛与军方高层，他将台湾是否会制造原子弹的问题抛向了严家淦，“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严家淦回答得干脆、漂亮。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老鼠记者”，原题为《金庸曾经追问台湾最高当局：造不造原子弹？得到这样的回答》。

1973年4月，时任《明报》社长金庸受台湾当局之邀，访台10天。期间，他遍访台湾各界人士，上至当时台湾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下至贩夫走卒，就两岸关系、台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做了深入的采访。回港后，写出4万多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长篇游记，连续在《明报》上刊发。

采访中，金庸紧紧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台湾有没有制造原子弹的打算？

这一问题可谓扣人心弦。金庸追问这一问题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大陆刚刚进入联合国不久，而台湾则刚刚被赶出联合国，全岛上下异常震惊，悲情弥漫。中美建交也被认为是迟早的事。于是，台湾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

造还是不造，这是一个问题。金庸将这一敏感问题，抛向副总统严家淦与两位军方人士，也得到了角度不同的回答。

“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严家淦回答得干脆、漂亮。

他进一步说，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科学技术根本不是问题，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二三十个国家有能力造核子武器，但都不造。已经有人批评台湾在国防上花钱太多。

“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花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要发挥最高效应。”

严家淦的用词表明，他想必知道，几年前的《明报》与香港左派报纸之间，曾经爆发过激烈的“核子与裤子”之争。金庸针对陈毅说的“宁可中国人穿不起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句话，撰写社论，予以犀利批评，引发与左派报章之间旷日持久的辩论。

一位军方人士则告诉金庸，台湾曾经详细考虑过是否造核子武器的问题，认为只要有一些小型的战术性原子弹，能对付中共渡海来攻的舰队，就能形成有效的阻吓力量，台湾的防卫就“笃定泰山”。不过，台湾最高当局所定的政策是决定不发展核子武器。

具体的原因是：“第一、中国人不能对中国人用核子武器，否则的话，成为民族罪人，历史罪人。第二、花费太大，影响民生。第三、中共的核子武器比我们可能发展成功的更大更多，如果我们炸了他们的舰队，他们来炸台北，害死了全台湾老百姓。第四、我们所拥有的导向飞弹非常新式，威力极大，打喷射战斗机都十分准确，要打军舰可说百发百中。军舰体积这样大，速度这样慢，哪有打不中之理？单是为了攻击他们的渡海舰队，飞弹的效果和原子弹相差不会太远。”

这位军方人士还说，自从当年台湾海峡空战，台湾的响尾蛇飞弹一下子打下大陆几架喷射战斗机后，大陆的战斗机从此不在台湾海峡上空出现。现代的科学发展太快，有了热向追踪的飞弹之后，飞弹跟着喷射机的热力系统，空战就和驾驶员的技术很少关系了。大家只是按钮。越南战争中美国飞机损失很多，因为北越有一些苏联的飞弹。“现代化的战争，尤其是台湾海峡的攻防战，那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战争，不是我们军人的战争。”他摇头叹息说。

另一位军方人士从心理角度解释了台湾不造原子弹的原因。他说，台湾如果有了核子武器，不论是自己造的还是美国送的，全台上下就不免有了苟安心理，影响刻苦奋斗的精神，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腐化起来。

以上，就是金庸得到的答案。

那么，金庸信吗？

精明而审慎的他，没有直接作出判断，更没有作出首肯的表示，而只是直录了三人的话。我猜测，他是将信将疑的，因为中间他曾经以怀疑的口吻问道：那么台湾发展原子反应堆纯是出于民用的目的喽？

金庸的两岸立场，是超越党派的民本主义，他认为，两岸政府应该展开和平竞赛，按照中共当年在对待南北越统一问题上所持的态度，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有趣的是，尽管金庸是受台湾当局邀请访台，但他回港之后写的游记，对台湾绝少赞美和谀辞，相反，却十分不客气，对台湾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而台湾方面也并不以为忤。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在金庸受邀访台的前一年，也即1972年，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驰名世界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也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片。安东尼奥尼很下功夫，带着人马，穿梭北京、河南、苏州、南京、上海，拍出三个多小时时长的纪录片《中国》。不过，他的运气可比金庸差多了。

安东尼奥尼大概无论如何也料不到，受邀而来的自己，片子拍出来后，在中国竟遭到了轰轰烈烈的批判，报纸、广播上连篇累牍地批他反华、抹黑中国，弄得他灰头土脸。这些批他的文章，还结集成好几本书。

不过，今天看《中国》一片，可以断言，它将成为未来研究中国那段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安东尼奥尼拍此片的立意是，记录普通中国人的表情、行动。他的镜头，始终专注地对准普通的老百姓，为特殊年代的中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独特的记录。比如，从北京到南京，幼儿园里那一场接一场的儿童跳忠字舞的完整场面，对于未来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人而言，其价值岂是文字所能比拟？

金庸与安东尼奥尼，都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