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扫黄，让我想起这些中外名人都曾嫖过妓

作者：西门哥

最近，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据@平安北京通报，12月23日晚，北京警方依法对涉嫌存在，卖淫嫖娼违法活动的多个俱乐部进行查处。京城就是京城，这场北京公安局的行动，震惊了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界、金融界以及媒体圈，引爆了整个网络。

因为一位接近保利俱乐部的核心信源，表示：“（保利俱乐部是）某著名商学院的据点，也是互联网投资人的据点，互联网公司CEO有一半去过那。”

因为这份名单里有网红，还有金融界、互联网界的大佬。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弄清楚被抓的名人是谁，造谣的，辟谣的，捞人的，各路人马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古代娼妓业合法，不少文人士大夫都是青楼常客，比如李白、白居易、杜牧、柳永、苏轼、欧阳修，大家也都有有所耳闻，在此我们只介绍一些近代的名人。

贝多芬——天价的嫖娼

贝多芬经常去妓院。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灵魂的交流，只有肉体的欢愉，没有一丝高尚的感觉，事后只是遗憾和悔恨……”多么深刻的嫖娼总结。西奥多·佛利莫是专门研究贝多芬的医生，他从贝多芬的病史中发现诸多梅毒症状，而贝多芬耳聋也是梅毒引起的。从这一点来说，贝多芬嫖娼的代价太大了，因为音乐家的耳朵是无价之宝。

梵高——与基友争妓女

1888年，梵高来到了法国南部的小城阿尔，在这里他与画家高更共用一个叫做拉谢尔的妓女，梵高没钱的时候会让高更请客嫖娼。我们都知道梵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但一名研究梵高的德国学者指出，梵高的耳朵是高更割下来的，原因是两人争夺拉谢尔，争执中高更割下了梵高的耳朵。

雨果——铁打的雨果流水的妹子

没错，他就是《巴黎圣母院》的作者，圆明园打砸抢事件之后，痛骂英法联军的维克多-雨果。他几乎每天都要嘿咻几次，他通常上午找个年轻妓女作乐，下午又和歌女厮混，晚上跟又和情人朱丽叶啪啪。从雨果的日记得知，他在83岁还保持着一定的性生活，他死前4个多月里还进行过8次啪啪。

莫泊桑——口味杂、不挑食

我们都读过莫泊桑的《羊脂球》，莫泊桑好色出名，他热衷于和各种女人啪啪，包括饭店女招待、农庄姑娘、寡妇、甚至黑妹子，此外他也是妓院的常客。最终，醉生梦死的纵欲生活，让他染上了梅毒，最后他在疯人院里离开了人世。

康有为——百忙之中不忘嫖

康有为，有一次在上海讲完课后要赶船去北京，结果他在去码头的途中顺道去妓院嫖了个娼，当他完事后却发现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提起裤子就往码头跑。快到码头时他发现有几个人在追他，而且追到了船上，他这才想起来没付嫖资。但他大概怕挨揍，所以躲进了救生艇里，最终逃过一劫。

孙中山——用日本人的钱嫖日本女人

孙中山嫖娼也不算秘密，他公开说自己一生所好：革命、读书、女人。李敖说孙中山曾去台湾，在一个日本旅馆里留下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此地有花姑娘否”。更有趣的是，孙中山在日本用日本政府提供给他的“革命资金”嫖日本妓女。除了嫖妓，孙中山也用妓女掩护身份，他在南洋活动时就找了个日本妓女冒充他的伴侣。

陈独秀——最牛逼的骚客

民国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是著名的红灯区，陈独秀是那里的常客。陈独秀很潮，写过嫖后感《乳房赋》 ：“……其色若何？深冬冰雪。其质若何？初夏新棉。其味若何？三春桃李。其态若何？秋波滟滟。动时，如兢兢玉兔。静时，如慵慵白鸽……，” 陈独秀后来在妓院里被警察抓了，当然罪名不是嫖娼，因为民国时期嫖娼是合法的。

蒋介石——纠结的嫖娼爱好者

蒋在青年时代经常逛妓院，并且事后又感到懊悔，于是就写在日记中自责。有一次他去香港，就曾经过去妓院还是不去妓院的痛苦思想挣扎。他在日记中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 然而，经过痛苦思想挣扎的蒋介石，当天晚上还是去了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郁达夫——初夜给了日本女优

郁达夫生性风流，对此也很坦荡，他写过自己留学日本的经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不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

马丁·路德·金——既来之、则嫖之

FBI在监视马丁·路德·金的过程中发现，他在巡回讲演的同时兼顾巡回嫖娼，每到一处都要召妓，有时同时招两个以上的妓女。即便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期间，他都会抽空招妓。有意思的是，FBI后来把金先生的性爱录音带寄给美国媒体以及金夫人，结果美国媒体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全部拒绝发表这些资料。

历史上的伟人名人嫖娼实在是稀松平常，以上例子只是仓海一粟。而有些名人虽不嫖娼，但也他身边黑木耳特别多，因此也无需嫖娼了吧。其实对于这些道德问题，我们还是宽容为好，因为人都摆脱不了欲望的干扰。况且这些私德问题一点也不影响伟人名人们的社会价值。

圣经里有一个故事：一个女子通奸被抓，众人问耶稣应当如何处置她。耶稣说：如果你们没有淫邪之心的话，就用石头砸死她，结果众人散去了。奸淫是道德问题，应当由上帝来审判，而人没有资格审判，因为人都有奸淫之心。

退一万步讲，即便有个别人超越了自我，不再受欲望控制，那他也不能要求别都跟他一样无欲无求，更不能因为别人有欲求而抡起道德大棒。人生在世，只要不损害他人，做什么都无可厚非。

延伸阅读：

一次轰动京城的嫖娼，改变了中国的轨迹

来源：谈资有营养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终于答应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我愿意出任北大校长一职。

蔡元培做过教育总长，但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当校长的梦想，那样才能真正改变一个学校，推行自己的办学理念。但是，他的很多朋友都反对他当北大校长，因为那时的北大，实在太烂了。

当时的北大，学生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多数学生都雇有仆人，在学校里，这些学生被称为老爷。上课铃响了，仆人要向学生通报说：“请老爷上课。”这些“学生老爷”上学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学生老爷”们放了学不是去图书馆，而是跑到妓院、戏园，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社会上盛传关于“两院一堂”的说法是，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更名北京大学）的人，因此，当时的北京大学几乎是堕落的代名词。

100年前的今天，蔡元培下定决心接受任命。他抵达北京，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1917年1月13日，他发表就职演说，正式开始了北大的新时代。

蔡元培要给中国一个新的北大，就职不到10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另外，蔡元培还聘请了夏元瑮为理科学长。

胡适后来说：“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这个浮筠，就是夏元瑮。夏1884年出生再杭州，算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到北大当理科学长，也才30出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当然，夏是一个很牛逼的人物，他先是就读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伯克利和耶鲁大学学过物理，1909年他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老师是著名的M．普朗克。

蔡元培与陈独秀

一个大学，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都嫖娼，这还怎么办学？

其实，嫖娼在当时是文化圈的生活方式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民国期间，北京“八大胡同”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视频）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老北京城的妓院由来已久，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

陈独秀和夏元瑮都是南方人，两人作为“学长”，收入又高，想必玩儿的是南班。

蔡元培当了校长，要整顿学风，但却从来没有规定“嫖娼就开除”，现实中，也没有因为嫖妓开除过学生。他曾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嫖娼是个人自由，只要不影响教学就无所谓。蔡元培的办法，是办一个“进德会”，进入这个社团的人，大家先从自我做起，把嫖给戒了。这样，慢慢开始养成一种不嫖娼的校风。

陈独秀就是“进德会”的成员。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关系很好，学生拍摄的各种毕业照中，两人总是做到一起。所以，陈独秀加入“进德会”，很有可能是给校长一个面子吧。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陈独秀的意思是，作为公众人物，不提倡嫖娼，但是嫖娼是隐私，如果真的嫖了，也没什么可攻击的。

1919年3月，北京城乍暖还寒，小报爆出猛料，堂堂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的时候，竟然“挖伤某妓之下体”，一时间，舆论哗然。

大家反感的不是嫖娼，而是嫖风。一个文化人，怎么能如此粗犷呢。

陈独秀平日为人非常傲气，在北大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人因此要求校长蔡元培采取行动，开除陈独秀。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聚在一起讨论商量对策。蔡元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北大本来要搞一个改革，取消文理科的学长，而用教授委员会来管理。蔡元培把这个改革提前了，这样，陈独秀就不再是文科学长了，算是对舆情的一个交代。

北大没有因为嫖娼而开除陈独秀，在庆祝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一百年的时候，人们必须记住北大的包容。

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说陈独秀因为嫖娼辞职，蔡元培还专门辟谣。北大先是改聘陈独秀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他答应了。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这时的陈独秀，越来越激进了。他制作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抗议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

《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撤掉曾经镇压过学生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的职务。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要求确实有点大胆。

大家一起喝茶，这次没有喊小姐来助兴，陈独秀对此也兴趣不大了，他感兴趣的是散发传单。茶局散场，胡适和高一涵走了，留下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

半夜，胡适接到友人电话，陈独秀被捕了。

这次风波比上次嫖娼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胡适为这个安徽老乡多方奔走营救，但是陈独秀还是被关了83天。

从监狱出来，陈独秀就没办法在北大继续待下去了，他南下上海。1921年夏天，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他成为一个新生政党的领导人。

曾经有一个说法，陈独秀嫖娼改变了中国命运，这个说法并不太成立。

作为最了解事情真相的两个人，胡适后来与汤尔和反复讨论过此事。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娼是事实，但是抓伤妓女下体，却绝对是谣言，从根本上说，这事也缺乏目击者啊。他还认为沈尹默的人品有问题，背后使坏，要排挤走陈独秀。

胡适有一个大胆的看法：如果陈独秀不被排挤，在北大的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不会那么激进，当不至于迅速左倾，终于创建了共产党，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缰而演变为“五四运动”，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呢。

但是，这只是一种推测。在历史的洪流中，一次嫖娼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