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表里不一！扭曲的战后日本外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12月26日访问美国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安倍表示，“我要代表日本国民，去珍珠港访问，哀悼所有的战死者。”可以说，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在任的到访珍珠港的首相，美日此行主题明确，即缝合珍珠港事件、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留下的历史伤痕，进而利用这种“政治正确”增强自身的舆论霸权。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卸任的大背景下，安倍晋三此行应是精心策划的一步，目的即是推行价值观外交，提升其国际存在感。但通过梳理日本战后外交史不难发现，从75年前的偷袭到今日在“日美基轴”框架下进行战略性外交的尝试，战后日本外交呈现出极为扭曲的特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这一主体外交思想可称为“旧金山体制”，即以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以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日本获得“独立”，但同时又规定美国可以在日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为主要内容的日美合作机制。

彼时日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建设中去，这一战略获得巨大成功，并于1968年成为西方阵营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此基础上，1970年代的日本加强了自主外交的探索，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并积极推进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时间的坐标迈进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开始追求“正常国家”的国际地位，希望能以同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家身份参与到国际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去，经济优先的观念遭到挑战，转而变为经济政治并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将自己提升至美日欧三极中的一极，并寻求欧洲对日本大国化战略的支持。

尽管1995年的“村山谈话”承认了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范畴，但追求正常国家身份的理念出现后，日本外交产生了较为深刻与复杂的改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度出访珍珠港（图源：AFP/VCG）

2016年1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某论坛上发表题为“2016年日本外交”的演讲，在演讲伊始，岸田文雄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就外交而言，‘战略’与‘原则’至关重要，自2012年底政权成立以来我始终以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推动日本外交。”他同时称：“在与各国首脑、外长的会谈中，我始终展示出一贯重视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法治以及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纷争等姿态。”

岸田文雄的发言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日本在进入21世纪后是如何定位以及实施自身的外交战略的。大体而言，日本希望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推行“价值观外交”。无论是岸田文雄在广岛主持召开G7外长会议，还是安倍晋三出访珍珠港，都是日本努力推行价值观外交的一种体现，甚至在其积极干预中国东海与南海的一系列活动背后，都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即“尊重和维护建立在开放的海洋、法治等普遍公认的原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这是贸易立国的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原则在理论上都是政治正确且具有吸引力的。

但事实仅限于此么？日本于2013年12月出台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在国会通过的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导致其与中韩俄等国的矛盾不断，其强硬的外交姿态不仅引发邻国的不安，更与其所宣称的“积极和平主义”相矛盾。

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根据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放弃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即禁止行驶集体自卫权。

安倍晋三始终致力于让日本抛弃历史包袱（图源：VCG）

日本的这一转变意味着，奠定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基石的宪法第九条将逐步被架空，日本在专守防卫、应对“灰色地带”事态，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等国家安全政策领域将发生重大变化。日本能够以“盟友”遭受攻击为名，主动参与超越本土防卫、非作战行动之外的军事行动，甚至是帮助美国“反击”第三方。在此之后，日本或放弃“专守防卫”方针，逐步转向“攻击性”军事安全战略。

无论日本怎样美化自身的外交战略，但在实质性的军事扩张行动面前，日本显然未能安抚亚洲邻国的不安之心，包括此次安倍首访珍珠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和解，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加害方的真诚深刻反省基础上，这样的和解才会真实可信，才会持久牢固。”

由此可见，即便安倍始终致力于实现美日历史和解，试图让日本放下历史包袱，走出战败国阴影，但在其扭曲的外交政策指导下，日本还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其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的合理性亦在经受外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