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灯塔在黯淡？中国面临机遇期

2016年，国际政治舞台充满戏剧性，在民粹风潮的裹挟下，强人政治回归，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全球化进程面对严峻挑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在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指出，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未像今天这样摇摆过。他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周期，特征是再全球化、再国家化，和再意识形态化。面对这样一个喧嚣而陌生的外部环境，中国要把握机遇，但更要保持战略定力，以内为主。以下是我们的访谈实录：

FT中文网：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了很多黑天鹅事件，其中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特朗普的当选。他当选后的一系列举动，包括和蔡英文直接通话、质疑“一个中国”原则、重用军人，以及他要显著扩张美国海军，都显得咄咄逼人，都好像在针对中国。您认为美中关系近期是否面临严峻考验？

朱锋：事实上我不是很同意这种看法，就是特朗普上台后和蔡英文通电话、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在中国议题上说了一些狠话，美中关系就会迅速发生逆转。特朗普除了嘴大、愿意成为话题中心之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而且他在美国电视上做了很长时间的真人秀，他唯恐媒体不把他放在关注的焦点。我更多地把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发难，看作是他在制造中国议题。他目前还是一个候任总统，对“一个中国”的挑战，还有要和中国打贸易战，是否会变成真正的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我们还需要观察。短期来看，中美彼此都在一个调试期。中国也不会对他嘴上的这些言论做出极端反应。如果说特朗普廉价的几句话就把中国弄得顿足捶胸，那太便宜特朗普了。

朱锋：世界政治进入“再国家化”新周期

FT中文网：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是否打了北京个措手不及？

朱锋：我们的确没有想到特朗普会拿台湾问题来开刀。但其实也很简单，美国共和党右翼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有所谓的同情，有亲近感。别忘了特朗普一心要把美国前总统里根作为榜样。里根当选总统后，曾扬言要邀请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一步可能迈得更狠。只不过当时中美关系地位的不均衡更加明显，所以里根的做法没有引起更多的国内的反击和国际社会的重视。35年过去了，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接个电话我们都要跟你急。我的看法是，首先，特朗普还没有上台；第二，让共和党右翼亲台情绪发泄一下，天塌不下来；第三，相比较82年里根那种表态，特朗普还算含蓄的。我坚信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哪个普，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去轻易改变和颠覆“一个中国”政策，因为这对美国没有实质性的战略意义。

FT中文网：中国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保持淡定？

朱锋：对中国来说，保持淡定不容易。中国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核心最敏感的话题，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不惜拿“一中”政策开刀，那真的会让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特朗普的举动其实已经在美国政界、美国智库圈、美国媒体引起诸多批评。即使中国不那么发狠，美国人也很清楚“一中”政策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但是，特朗普政府又的确将是中国人很陌生的一个美国政府。怎么办？别轻易下结论，首先去了解观察，客观判断你的新对手。

FT中文网：如果说特朗普目前的举动还不一定变成政策的话，那么他就任之后，我们应该重点观察些什么？

朱锋：我觉得特朗普的中国政策肯定会有重大调整，而他现在的很多喊话，可能是在为这种调整热身。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会在三个点上施力。第一，中美经贸关系将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力点，因为他所代表的这一波美国精英的思想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遭受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红利更多地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抢去了，所以他会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几年，美国的政界、商界、财界对中国国内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所出现的变化，其实已经积累了长期的怨言和不满。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倒退，中国的NGO法限制了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中国的国企在市场中享有特权。前一段时间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跟这些不满高度相关。所以，特朗普很清楚，他在经贸、金融和市场上对中国采取新的紧逼政策，在美国国内会赢得一片叫好。第三点，美国虽然让韩国和日本承担更多军事费用，但并不代表美国会削弱和同盟的关系，而是它要在一个新的基础、新的规则上强化与盟国的合作。所以“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词虽然不会再出现，但是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高度关注和深度介入的战略不会改变。而且特朗普的团队现在军人林立。军人林立并不意味着一定好战，因为美国高级军官的素质和知识水准都很高，但军人做事一定很执着，而且一定会有很强的延续性。所以，特朗普将继续保持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和美国所谓安全主导的角色，虽然他的做法和风格会跟奥巴马时代有很大不同。

FT中文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朱锋：奥巴马时代更多是文官当政，文官们会担心这儿担心那儿，军人可能比较直来直去。另外，遇到难以妥协的时候，文官可能会说，一个议题难以妥协，我就换另外一个议题去找妥协，而军人可能会说，找不到妥协我就跟你进一步升级压力，然后使得对峙上升。今天的亚太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热点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还有西太平洋问题。西太平洋正变得越来越拥挤，中美两国的军舰、飞机如在海空意外相遇，如何避免事故性的碰撞？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引发直接的中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管控摩擦，避免事故性的碰撞或误判，就变得更加重要。我的看法是，可能我们会很快怀念奥巴马政府，虽然他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他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比较柔和的。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在局部问题的操作上更加持续，并且风格更加硬朗的新总统。

FT中文网：2016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遭受了一些挫折，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做出了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判决。您曾说过南海问题不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更多地是一个宣传战、外交战、心理战。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是不是要打一套新战术？

朱锋：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会采取一个反应式的做法。美国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包括造岛行动以及岛礁的功能化、设施化非常不满，但它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只能看一步走一步，比如看岛礁有多大、部署武器有多强，然后采取行动。第二，美国虽然强调所谓的航行自由，但把军舰整天开到中国岛礁附近来转悠，一方面会加剧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另一方面它也知道，抵近侦查和抵近航行会使得中国实质上放弃在南海的维权吗？根本不可能。双方在南海的竞争将是长期性的，已经非常显着地体现出了战略博弈的特点，而不是简单的主权争议。我们需要为这种战略竞争做好长期的准备，不是简单的军事准备，而是看你的主张能多大程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在多大的范围内可以得到世界的公认，多大程度上可以团结和说服我们的东盟邻国。

FT中文网：在法律层面上，输了今年的这次仲裁之后，中国该做些什么呢？

朱锋：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接受我们输了，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参与，不承认，也不执行。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我们的立场也有自己的法律依据。

FT中文网：会不会有更好一些的做法？

朱锋：更好一些的做法，我想是这样的，如果以后谁在南海问题上再诉诸于国家间的司法程序，那中国一定要奉陪到底。我们可以通过官司打死他们。中国现在也有主张，也有依据，也有物质力量。但是这是后话。现在来看，这次仲裁确实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的缺陷，中国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我们问心无愧。但问题是，任何国家的海洋主权一定要符合国际法。中国的南海主张有两个依据，一个是历史依据，另一个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我们不希望任何其他国家在看待中国南海主张时，只及其中一点，而不把两个点都放进去。越是中美要在南海长期角力，中国的南海权益主张越要更好地寻找到法律依据。

FT中文网：在赢得邻国支持和理解方面，中国能做一些什么？您曾撰文讨论中国外交当中的王者心态。怎么能让我们的邻国欢迎我们作为一个王者归来？

朱锋：首先，我们的南海战略在相当程度上要走出主权争议这样一个简单化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南海争议永远就是寸土不让，我们的外交战略就会被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所绑架。任何谈判的本质是有取有予，不能只是take, 而不give。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领土权益在未来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中，究竟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能被一些机械的宣传话语所绑架。

FT中文网：可是现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仅仅是在中国，在英国美国这样老牌的自由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一旦煽动起来很难冷却。

朱锋：所以我们需要相向而行，不能说你们在那里顿足捶胸，然后让中国人完全冷静理性。但是呢，回过头来讲，中国和东盟确实需要等到双方民族主义情绪都有所冷却之后，才能更客观审视彼此的利益和角色。

FT中文网：2016年，我们在世界范围里看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趋势。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吗？

朱锋：冷战结束25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摇摆过。我的基本判断是，后冷战时代结束了，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这个周期可能会有以下三个趋势：第一是“再全球化”。我不相信任何国家会真正的反全球化，因为人类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共同体意识的提升，已经高度凝成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反全球化，但是可以“再全球化”。我们都知道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移民，因为移民和难民稀释了原来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带来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不满。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所以“再全球化”可能意味着新的规则的出现。第二个趋势是“再国家化”（re-nationlisation）。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最近撰文称，特朗普想做一个新的strongman，一个威权人士。普京就是一个strongman，可能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我们知道，跟全球化平行的是区域化，全球化区域化的核心就是要降低主权国家的角色，部分主权要让渡给区域组织或者全球组织，但现在很多国家都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招。当国内各种阶层的不满声音越来越多时，国家需要展现更强的能力，来保障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第三个趋势，就是“再意识形态化”。过去25年自由主义在西方赢得巨大的道德高地，而且在全球都成为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如果西方自己成为民粹主义的倡导者，不仅会使得西方这个自由主义的灯塔黯淡下来，也会使得世界各国开始认真思考，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FT中文网：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外部环境，给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施展更大作用的机会。中国如何能做到既承担更大角色，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审慎？

朱锋：我觉得中国确实处在一个难得的机遇期。我们的影响力，可以去引导世界的“中国因素”都在扩大。但我们首先要客观认识自己。我们还处在一个将强未强、崛起过程中的爬坡期。只要中国比其他国家在经济、金融、社会发展上，这口气更长，表现更出色，就足以有力量去影响世界。过去400年世界政治中，一个大国变强的时候，恰恰是它风险最大的时候。你弱的时候，韬光养晦谨小慎微，而当你开始强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横着走，你觉得未来在向你招手。所以，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抵制诱惑，继续以内为主，保持以国内开放改革为主线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