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错失一次转型正义的机会教育

总统蔡英文12月29日针对光复中学仿纳粹事件回应：“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我们大人的错。”蔡英文如若认知如此，她即错失一次转型正义的机会教育。

对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迫害600万犹太人的历史反省，电影《汉娜·鄂兰：真理无惧》给了一个难解、却无奈的答案--“平庸的邪恶（The Banality of evil）”。1961年，犹太裔政治学者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参加了在耶路撒冷举办的纳粹头子--阿道夫?艾希曼的世纪审判，当汉娜听完艾希曼整场的审判后，她对艾希曼的印象整个改观。她本以为艾希曼就像大多数人认为的，是个冷血无情的魔头，但在聆听艾希曼面对审判时的辩解，汉娜发现他根本就是个普通人，与你我无异，他从来没有憎恨过犹太人，也从来没有杀人的意愿，所有的罪行都是来自对上级的服从，而服从应该被誉为一种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领导人希特勒滥用，艾希曼自述“我不是那个被打造出来的禽兽，我是谬误的牺牲品”。汉娜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一旦我们“停止思考”，就很有可能让邪恶进来，致使我们盲从犯下大错而不自觉，这种邪恶叫做“平庸的邪恶”。

“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一词最早由法理学者 Ruti G. Teitel 提出，意指如何借由法律手段抒解转型时的紧张情势。现今，意指新兴民主社会解决旧政权的政治过失所采取司法与非司法的各种项措施，包括起诉加害人、特赦加害人乃至刻意回避此议题等手段皆有。“转型正义”在实务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同盟国组织国际军事法庭为了追诉纳粹罪刑举行的纽伦堡大审，及战后德国采行的一系列去纳粹化措施。1970年及80年代对转型正义的关怀聚焦在人权的议题上，并促成了国际人权法的兴盛及相关协约的制度。

态度，决定教育之成败

回过头来检视蔡英文所说“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我们大人的错”，在事件中所指称的大人，当然是校长、历史专业的班导师督导不周，没有善尽指导之责，甚至大人们本身也陷于犯错行为之中而不自知，这，当然有错。但是，学生真的没有错吗？还是，学生受到教训、有犯错的权利，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悔过改之犹未晚矣？

态度，决定教育之成败。学生在事件中探讨议题的过程中产生偏差，在事件发生后回应“蔡英文你这是那一国的总统？”“因为对外害怕德国和以色列修理台湾，只好震怒对内修理人民和学生”“我们没有做错，为什么我们全校学生及老师要受到这样的羞辱？”“我只知道要读完高中，干嘛要了解希特勒”。学生认知有误是问题，态度有误则是更大的问题。蔡英文总统若是乡愿以为童言无忌，则未能切中问题核心。蔡英文所强调的沟通，只是聊备一格，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仅止于纸上谈兵。

蔡英文错失一次转型正义的机会教育

汉娜·鄂兰所谓的“平庸的邪恶”，关键核心是“停止思考、盲目服从”跟随领导者铸下大错而不自觉。发生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灾难，是转型正义的经典案例，这也正是总统蔡英文上台后寻求台湾统治者向原住民道歉、二二八事件真相等等所标举的转型正义意涵。很遗憾的，蔡英文却错失一次机会教育，让台湾人深刻了解对待历史应有的庄严态度。不应该轻描淡写的以“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我们大人的错”一笔带过。

2016年岁末英国市调组织“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针对40个国家调查公布“无知指数”（The 2016 Index of Ignorance），台湾名列“无知国家”第3名，只比中国及印度稍好一点。这是否能足以说明，12月23日时值犹太人光明节期间新竹光复中学这场仿纳粹游行，引来德国、以色列驻台代表处抗议、朝野、舆论震惊的原因呢？无知之举，让台湾历史教育之谬原形毕露。

台湾借由转型正义寻求弥合族群伤口，是正确的方式，不过也必须提醒蔡英文：当汉娜·鄂兰以“平庸的邪恶”作为艾希曼的世纪审判注解时，来自犹太人的不满与抗议如海啸般向她袭来，纳粹魔头理当十恶不赦，怎么会是“平庸的邪恶”呢？最后历史给了汉娜·鄂兰“真理无惧”的肯定，蔡英文错失一次转型正义的机会教育，台湾未来转型正义之路将会更崎岖，接受转型正义的事实是残忍的、痛苦的，蔡英文准备好了吗？台湾人民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