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中共民主生活会的那些事儿

在过去，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而现在，中共继承着这个传统，会议形式多种多样，党代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会、党组会议、民主生活会、支部会议……这里我们谈谈中共民主生活会的那些事儿。

民主生活会的初步实践

在中共建党初期，由于脱胎于列宁的俄共（布），中共继承了它们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的集中统一。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党章，明确提出“两个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还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于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要素很容易流于形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周恩来曾尖锐的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

民主与集中本身就是一组相反的工作方式，在落实过程中，或容易导致党组织凝聚力不强， 或者导致“家长制”。为此，周恩来特别提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

现在看来，对于一个仍四处危险的革命型政党，强调党内民主如今看来有些奢侈，毕竟决策的效率在当时更为重要。但面对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谁能够保证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最正确的，谁又能完全保证领袖不犯错误？

面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困局，中共在古田会议中强调要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议，但争论要限于党内，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中央党校谢春涛教授认为古田会议“应被视为民主生活会的初步实践”。

批评与自我批评

按照中共党史的传统叙事，延安整风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成功实践，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会开好的法宝，也是中共党建的法宝。在当时，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意思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和批判以便之后更好工作。根据《陈云文选》记载，延安整风期间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指名道姓的相互批评。于是，曾犯过巨大错误的王明仍被推荐和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关于延安整风，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延安整风中党内民主生活有成效并不单单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高华强调毛泽东的权威和当时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方式实现整风效果的条件。

中共建政后，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共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1956年中共八大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可是千年人治的习俗怎么可能轻易靠一纸文件改变。运动治党和整风运动演变成为中共党内打击异己的手段，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给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却直接将自己盛誉“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打倒，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之首。如此，谁还敢提意见？

党内生活难民主

不知是已有反省还是“外交辞令”，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批评了中共党内一些党员“听不得相反意见，批评不得”，自己也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刘少奇建议，“各级党委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一个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邓小平也提出领导人的党小组生活可以放到党委会中，或者书记处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然而成立民主生活会的共识在文革中被撕得粉碎，直到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民主生活会才重新被提及：每个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与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中组部还下发文件要求县级以上党委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1994年十四大，正式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确定下来。

只是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会并未真正成为平等沟通交流的平台。根据列宁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书记不是简单的召集人角色，看似平等的投票权背后是不平等的事实。所以在民主集中制下搞的民主生活会，实践着的是集中授意后的民主。于是，在1987年1月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中，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的”集中“意见下，被薄一波、邓力群等人”民主“的批评下，胡耀邦被迫请辞。

事实上开会质量不高一直是民主生活会的最大问题，南华早报等媒体曾评论其避重就轻，流于官僚主义形式，中共也多次作出相应规定要求不断提高开会质量。只是，民主与集中，团结与批评、表面民主与现实等级等内在矛盾，让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道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