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生前接受最好治疗与黄菊同院

对于自己的病情，高华充满自信，他反复说，发现得早，入院得早，手术进行得早，而且是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高华还曾告诉他的朋友，历史学者萧功秦，黄菊就是在这个医院做介入法的。本文摘自2011年第2期《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作者徐庆全，原题为《一本书的高华》。【相关阅读：高华临终被要求少用药不得用进口药】

在中国社会进入到泛娱乐时代之后，浮躁之风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连一向被认为宁静的学界，也不例外，“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也成为社会浮躁之风的助力，真正下潜的学者少得可怜。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就是这“少得可怜”中的一个。

我的题目说“一本书的高华”，并不是与“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相对而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说他只写了一本书——但与现在“著作等身”的学者比，他也是著作“少得可怜”的一个，而只是指出了一个事实：这个当今党史学界最著名的专家之一，也的的确确因为这一本书而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威名。

由书识人

初读高华，是2001年元旦。那时，我被迫离开参与创办的《百年潮》杂志，尽管《炎黄春秋》的杜导正社长让我再回到杂志社（我是从《炎黄春秋》去创办《百年潮》的），但我想先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静下心来读点书，然后再到杂志社上班。

首先读到的就是高华的那本《红太阳从这里升起——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读罢，那震撼无以言说，冷不丁冒出的是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词句：“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高华这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高华？我先后作编辑的《炎黄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这七八年的编辑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可见我多么的孤陋寡闻。后来与高华熟悉起来了，与他谈起当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说：也不能怪你啊。在“红太阳”出版以前，我虽然发表过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但那都是在学术圈内的刊物上，在圈外还是没有影响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大致保留着同样的阅读习惯：一旦一个作者走进你的视野，他就不会轻易走出去。他的作品就成为寻找的目标。这同当今的社会的明星崇拜大致有些相似。此后，我常常要搜寻署名为“高华”的文章来读，并寻找高华的有关信息。亦步亦趋之际，也了解到高华的研究领域：一路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从一个历史事件的点，到一个历史断代的面，由点及面，到最后触类旁通。他所做的，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同时包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关照。

我回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后，就几次与高华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写点稿子。但高华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始终没有与他通上电话。

2006年3月2日，我接到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函，邀请我到中心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者。邀请人是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她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中心有许多学者来过，现在高华就在。我很高兴，当即发邮件索取高华的E-mail。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华的邮件：“熊景明老师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点来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老师和我几次谈起你，我这学期在中大历史系客座，平时就在‘中心’看资料。”

一位著名的学者如此礼让，真让我受宠若惊。此后，邮件往还，就渐渐熟悉起来。他不仅允诺给我写稿子（3月20日即给我发来他为胡伯威《青春·北大》写的序言：《“思想”的累与痛》一文），还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请表上担任“推荐学者”。等我4月10日到香港与他见面后，仿佛已经是老朋友了。

奖掖后进

高华与我一样，有一个在当今社会被认为是不良的嗜好：抽烟。在香港这个既禁烟又禁酒的地方，我们这个不良嗜好就成为众矢之的。高华说，他住在雅礼宾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只能在宿舍抽。为了吸烟不妨碍他人，他用布条将宿舍的门堵上，可是隔壁的一名高鼻子的外国学者还是提出抗议。只不过抗议的方式有些特别：趁高华不在时，在他的门上贴一字条：“如果你不吸烟，会更好。”高华说，此后在宿舍也不好吸烟了。

在中心查阅资料的时候，烟瘾上来我们俩就一同到楼下；参加学者聚会的饭局，就一同到餐厅外吞云吐雾。因为这样的时间很多，我倒是庆幸自己与高华有同样的嗜好——与他交谈大多是这个时候进行的。

交谈的话题，首先是他的“红太阳”一书。我说，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而从你书中的后记看，从文革期间你注意到“延安整风”这个词，到2000年这本书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剑啊。

高华说，人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与年少时候的读书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后记中追溯了自己的读书历程。古人说，读书使人明智，那是指你会读书到时候。年少时读书，倒是让人困惑的时候多。等你有机会或有能力弄懂的时候，这些困惑就会一个个冒出来。就以延安整风来说，我是“文革”期间读到一些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一些“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后，才注意到延安整风运动的。1978年上大学后，才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材料。看的越多，困惑也越多。解开这个困惑就成为一个需求。这个过程又有10多年，直到1991年才开始动笔。写作过程又是七八年。

我问：你知道这本书在外内外的反响吗？他答：知道一点，不过我不大关心。我倒更关心每年的版税。因为我买房子的贷款，每年就靠这本书的版税来支付的。这幽默风趣的回答，让我们俩都开心大笑起来。

高华很关心我的研究。我告诉他，我来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资料，补充修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始末》一书。我说，你在“红太阳”一书中，也谈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时的作为，对我启发很大。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高华对我的这个研究兴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对丁玲命运关注的历程：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 “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个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读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对丁玲其人其事和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 “反党集团”的头子和 “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高华说，我没有看过你的书稿，不知道你是否把关注点落脚在这里。只有把关注点落脚在这里，你的研究才能站在制高点上。

高华的一番话，让我非常惭愧。我这本书只是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根本没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的高度上。我立即恳求他抽出时间看看我的书稿，并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给予教诲。他说，不要紧，慢慢来嘛。他答应一定尽快看我的书稿。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都在看我的书稿，一边看一边在吞云吐雾的时候把他意见提供给我。作为一名海内外的著名学者，高华如此提携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学人，幸运和感动一直铭记在心。

在高华的指导下，我重新修改了书稿。这大大超过了我预期的时间。从香港回来后，高华仍然通过邮件多次指导。当我修改后觉得可以拿出来送给他审阅的时候，我同时冒昧地提出了请他作序的想法。高华爽快地答应了。

在拙作进入发排阶段后，高华给我发来的一万多字的序言《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权力与政治》。他以丁玲的命运和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切口，寻找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这一命题。

在高华看来，革命和知识分子的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知识分子却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知识分子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平等”，对敬仰和服从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在革命和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避免的矛盾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定然会出现悲怆的结局。而丁玲一生的经历，她命运的起落沉浮，伴随着高华冷峻的叙述，就慢慢绽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态。而这种生命形态，又成为解剖其他知识分子命运的参照。

高华往往能从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揭示隐匿在其后的历史普遍发展逻辑，并进而由点及面；从单一个体的命运的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为拙作的序言，就是这样地从丁玲个体的命运勾勒出在中共党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运。

我在书的后记中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老师得知我的研究后，以渊博的学识助我，以兄长般的宽厚鼓励我，书稿完成后，他在百忙中通读全书并作序为之添彩。”的确是由衷之言。

关于《革命年代》

在“红太阳”一书出版以前，高华没有出版过专著，但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力作。这一点，我也是在读到他的“红太阳”以后往前搜寻才读到的。在香港在与高华的交谈中，我常常说到读他某一篇文章的感受，并建议他结集出版。他说，有个朋友也一再催促，他已经编成了一个集子。这就是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我拿到书后发现，里面并没有完全展示高华的研究成就。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高华，他说，以后有机会再出版吧。

这个机会到第二年就实现了。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史学丛书”第二辑中，收录了高华的论文集子，书名为《革命年代》。尽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过，但在拿到书后还是一口气读完，并情不自禁地写了书评。

《革命年代》收录了高华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民国政府的南京十年，还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话语体系，以及19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看似都是一个个“点”，但细读起来，都是历史的横断面。而“革命”就成为这多个横断面的连缀词。在高华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这种思考和追索，最后串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条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条路径虽然差异甚大，但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独立的国家。

同样的目标，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的结局却大相径庭。高华的思考，把读者带入历史深处的隧道。在《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中，高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被称之为“火红的年代”的话语体系入手，上溯至苏联革命话语体系与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的关联，考察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伴随着这套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共“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毛泽东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为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以及此后的“继续革命”，种种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种思考中得到启迪。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华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产儿，是吮吸着革命的红色血液畸形成长的一代人。有论者评论说，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无功利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因为稀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也曾与他迎面相撞过，不过，这倒更给他对历史思考的动力。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如此，“革命”一词，就顺理成章由历史走入当下并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不论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告诫，还是加缪的“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的向往，“以革命的名义”总是与血泪、痛苦、死亡和激情与理想相伴随。与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的呐喊相比，高华仍如流水般的平和：“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淡淡的，浅浅的，却透着一个历史学家的勇气和睿智。

苍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邮件：“高华怀疑肝癌， 有幸在例行体检时发现， 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医院求诊。”我感到震惊。这样的命运，真是苍天不公啊。

此后，朋友之间的邮件中，关于高华的病情，就成为必说的话题。萧功秦教授写于2007年4月30日的一封邮件，在朋友中广为流传，他不但为朋友传递了高华的病情，更重要的是，他传达了学界对高华的一片心声。为此，我把这封邮件转录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去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我骑摩托到那里也只有十五分钟。他昨天刚动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有点热度，是手术后的自然现象，相信几天后会好一点。他家人中没有患过癌症的，父母七八十了，都健在，他九二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嗜烟也有一定关系。他说从此要把烟真正地戒了。他没有任何关于患病的自我感觉，这说明还处于亚临床期。查了一下网上资料，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好在他自己警惕性高，及早查了出来。我前天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也许是这几天他的第一次笑。今天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引者）告诉我说，他为了你的这句话很感谢我。小刘送我出来时，我对小刘说，这是我的真心话，中国没有人比高华把中共历史人物看得如此透彻。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我说，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的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这些。他仍然充满自信，反复地说，发现得早，入院得早，手术进行得早，而且是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他还告诉我，黄菊就是在这个医院做介入法的。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也可能要求不高，只希望上天给他五年时间，当然更长也更好，这是我的判断，因为我说你写东西五年后再说吧，他听了后没有回答，也许他觉得五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谈话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表明他进入人生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萧功秦于上海家中

在2007年，高华的病还仅仅是“疑似”阶段，但朋友们都揪心。我的朋友、著名学者、《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乔兄是肝癌患者，他经过治疗后，恢复得利用非常好，朋友们都为他庆幸。我特意让李乔给高华电话，让俩人在电话中交流治疗的经验。李乔很热情地建议高华，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来治疗，并允诺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为高华来京治疗提供帮助。李乔与高华素未谋面，他这样倾心，自然怀有与萧功秦“中国不能没有你”一样的心态。

8月20日，高华给我发来邮件说：“我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六月上旬到中旬，都在上海作介入治疗，七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医院，经CT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医生说不须再做，待这月底去复查，几次检查，验血都是正常的，问题在CT，请向李乔问好！北京武警总医院肯定是最好的，但医生要我先不考虑，先看我复查和康复的情况再说，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稳定，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前不久全家还应朋友之邀去云南避暑一阵，由头就是庆贺熊老师荣休。”

高华病情稳定的消息，令人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在11月30日竟然到北京来了。在来京之前，他就给我邮件，告知了这次北京之行的原因。

当天，我就赶到他所下榻的国宾酒店。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关心学界，关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诉我，想利用在北京这段时间见见朋友。我说，你想见谁，我帮你通知，我当司机，饭局也由我安排。

现在想来，高华在北京这短短的几天，还是很愉快的。他见到了一批朋友，也感受到了朋友们对他的关心。即使在病中，他也没有忘记学术研究，仍然托我给他找了一大堆资料带回去。

从那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高华的病情时好时坏的消息，一直牵动的朋友们的心。很多人都有萧功秦教授一样的看法，希望能够把高华比“红太阳”更精彩的看法留下来。我在上海的朋友、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金大陆兄与复旦大学的几位朋友专门与高华谈过几次，并录音录像。大陆告诉我后，我给他和高华发邮件，希望他们整理出来交我发表。熊景明老师也特别支持我。我的想法是，希望把高华的精彩看法告诉学界，同时也希望以此方式给病中的他以安慰。但因种种原因，整理稿至今也没有出来。

2010年12月15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参加《看历史》杂志的一个活动。本来，高华也担任这次活动的评委，也应该莅临会议的。他没有来，他的病情成为朋友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景明在主持会议时，特意向大家报告了有关高华两个消息：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在内地出版。

12月5日，在去大邑之前，一名与会人或许已经得知高华病情严重不能赴会的消息，他在博客中专门发了“为高老师祈福”的帖子。这同样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201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