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港政策正发生改变

当辱华宣誓触发全国人大主动释法，被部分港人视为中共收紧对港政策的信号时，港人期盼多年的反对派议员重获回乡证的消息却从北京传来，而泛民坚决反对的梁振英也突然宣布不寻求竞选连任，在香港政坛掀起阵阵涟漪。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央的治港思路体现出一贯强硬的斗争思维，那么如今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一硬两软”的治港策略又体现了中央怎样的治港思路，值得关注。最近一年，在断断续续的大小事件中，中共在治港政策方面的微妙转变，令不少关注中央治港政策的人士回想到习近平在2015年底提出的实施“一国两制”应全面准确之要求。再联系到201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访港时，与4名泛民议员会面，亲北京报刊称赞泛民“有爱国爱港之心”。综合种种迹象，相信最近一段时间港人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央的治港政策。

中共目前的治港思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不久前的全国人大释法可看出，中共坚守“一国”底线，对于“港独”话题登堂入室零容忍；对于主权问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一贯作风得以强化。其次，中央对于“两制”的理解更加明确，这具体表现在中央对于支持一国两制的香港反对派的定位发生改变，已然脱离非友即敌的斗争思维。

人大释法严守底线

2016年10月，青年新政候任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就职宣誓过程中，以“支那”辱称中国，引发各界声讨，行政长官及律政司提出司法复核，要求裁决立法会主席是否有权再为两人监誓。而就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该案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1月7日就“宣誓风波”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11月15日，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裁定，梁、游二人议员资格被取消。

此次全国人大释法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的第五次释法。与之前的释法相比，本次释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有关案件业已进入司法程序、有待法院宣判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提出释法。这也是此次释法最具争议之处。不少港人认为，中央应相信此类事件可在香港法律系统内解决，不必着急亲自出手。但若抛开对释法时机的争议，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对于这场宣誓风波的迅速反应，实际上是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北京方面对于港独问题零容忍。

毋庸置疑，中共的治港政策无论发生怎样的转变，“一国”底线不会变，故对港独的打击绝不手软，甚至不惜给人留下杀鸡用牛刀之观感。在此前提下，现今在治港政策方面贯彻全面准确的要求，中共对于港独问题的强硬作风势必会持续和强化。有熟悉北京高层政治的人士分析认为，全国人大主动释法，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所持有的“该怎样就怎样”的政治底线意识——既然奠定一国两制框架的《基本法》是香港特区“小宪法”，那么所有超越“一国”底线的从政者都必须付出代价。

当然，这样的锋芒毕露在崇尚言论自由的香港，或令部分港人感到难以理解，但其实这种强硬施政的对象只是针对香港社会的极少数人，可以说是中共对港独的精确打击。毕竟，无论从主流政党态度还是民意等角度，人们都可以清楚看到，拨开个别意见领袖在媒体上制造的喧嚣，港独与自决是非常边缘化的构想，并不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

向泛民释放善意信号

如果说在处理辱国宣誓事件上，中央的做法显示了其对“一国”原则的坚守，那么重发泛民回乡证和梁振英弃选，则是近来治港机构对于“两制”构想的思维更新。

与内地齐声高唱主旋律不同，“两制”之下的香港社会充斥着不同声音。但过去几年，部分治港机构官员好像未能充分认识到“两制”下香港社会的特殊性，对于在香港社会拥有约六成民意的反对派议员也一直未能及时摆脱斗争思维。这导致治港机构在面对香港建制、泛民两大阵营时“拉一派打一派”。譬如2014年建制派代表到中联办登门解释政改方案被否决，在港人眼中就成为“西环治港”的佐证。对反对派议员的斗争思维，使港人形成了中央对香港各派亲疏有别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香港各阵营之间、甚至中央和多元的香港社会之间的对抗性。

事实上，“两制”之下的香港本来就不同于内地，如何对待反对派发出的杂音，可以说是中共能否准确理解“两制”的一个指标。从现实角度来看，反对派议员中绝大多数，特别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泛民，在香港社会被公认是具有爱国情怀的民主回归派，与香港社会近年崛起的少数倡导“港独”“归英”等构想的边缘化政党可谓天差地别。

张德江访港会见泛民议员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接受传媒采访时称，在中央看来，泛民中大多数是爱国的。不久前，北京亦传来重发泛民回乡证的消息。另外，近日特首选战启幕，现任特首梁振英弃选也值得关注。一直以来，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泛民非常不满梁振英，呼吁他下台。早前张德江访港时，泛民议员就曾当面向张德江提出这一要求。在本届特首选委会产生之前，泛民甚至策划ABC（Anyone But CY）方案，来阻止梁振英入选。故当梁振英12月9日宣布因家庭原因不争取连任时，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央的“顺水推舟”或许是在向泛民释放善意信号。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反对派在香港存在是正常的，对泛民释放善意显示北京对“两制”的理解更加务实。毕竟，中共与反对派议员增加沟通，既有利于团结最大的民意，又向外界彰显对“两制”的政治自信，更让少数在港鼓吹“两制已死”的激进派彻底失去宣传阵地。

一国两制如何全面准确

目前看来，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已体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对港独绝不手软，不惜杀鸡用牛刀也要将港独扼杀在萌芽之中；二是在“一国”底线之上，团结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聚拢最多民意，为把握“两制”精髓，中央将更加愿意与香港社会，包括泛民在内，进行积极互动。这“一刚一柔”两种治港思路，可谓治港机构落实全面准确之要求的体现，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影响香港的未来发展。更具体地讲，对于那些有意在港从政的人士而言，若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立场不够明确，那么中央就可能认为其或许会给一国两制的贯彻落实带来风险，故处理类似问题会相当审慎而严苛。而对于传统泛民，若能坚守温和理性的一贯立场，则与中央对话、重启政改的机会有可能大大增加。

当然，由于过去治港机构多以强硬姿态示人，加之如今中央对“一国”底线的强调，部分港人目前或尚未对中央治港策略的调整有清晰认识。因此，尽管北京方面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对国家好、对香港好，一些本土主义者或仍将全国人大主动释法视为对香港步步紧逼、政策收紧的证据。并且多年来，香港不同阵营习惯于从种种细微之处看中央脸色并作出自己的解读，这些都可能造成治港政策被误读。因此，陆港双方需要思考如何通过进一步沟通，来更好地理解彼此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