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一份震惊中共高层的杂志复刊前后

四人帮被抓捕之后，围绕邓小平的复出，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中共党内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而在此期间，一份由中共团中央创办的杂志《中国青年》打算复刊。由于在一些内容上无法得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汪东兴的认可，正在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决定进一步努力，冲破汪东兴设置的禁区。汪东兴十分气愤，连夜开会至午夜，并将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杂志换回来。《中国青年》中刊登了什么内容呢？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作者徐庆全，原题为《徐庆全：说说1978年前后的汪东兴》。

汪东兴是抓捕“四人帮”的功臣，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意识形态的工作。对于以意识形态为立国理念的中国来说，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人，地位历来很重要；更何况，汪东兴还是中办主任，地位尤其重要。

如何看待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个问题是联在一起的。

1976年11月18日，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汪东兴不但对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给予压制，同时还公开地批评邓小平。

对“天安门事件”，汪东兴说：“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汽车烧了，砸了，把人打了，另外反动标语也出来，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同志们提出来，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对‘四人帮’不满，贴了很多‘四人帮’的标语呀，漫画呀，诗词呀，这是有的。当然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也分不清，‘四人帮’在台上嘛，你恨在心里和你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清呢？他们做这种事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搞在那些反革命里面就不行。”

对于邓小平，汪东兴说：“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邓小平的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总理，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办系统传达会议精神时，一开口就问：“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没有人到天安门去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接着又自问自答地说：“我听说没有。但是不要以为没有去天安门，没有在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上发表高腔高调就没有问题，有没有人脑子里想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的？我看总有吧！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不少老同志发言偏激，华主席讲话后检查了，检查了就好嘛！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又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毛主席定的！”

1977年4月，在“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之际，宣传部门纷纷提出“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反映到汪东兴那里后，汪东兴“都以天安门事件的有关决议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要各报刊不要再提这件事”，“不要把群众引到天安门去送花圈，并且要各宣传单位也不要带头去送花圈”。在一次会上，汪东兴“拿出了所谓毛主席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谈话，对各宣传单位负责人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这个记录，让你们知道一下背景，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了”。

淡化对周恩来总理的纪念活动

为了尽可能地避开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汪东兴采取的一个策略是，尽可能地淡化或者说压制对周恩来总理的纪念活动。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众要求举行盛大的悼念活动，汪东兴予以制止，同时指示中央新闻宣传口，只许登几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对周总理的评价只能按“悼词”的口径。因为“悼词”是毛主席看过的。当时，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纪念社论，称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汪东兴审查时，因为这两句话超出了悼词，他下令不准刊登，并责问：“你们是不是想再写一篇悼词？”编辑部只好删掉这两句话。

汪东兴的责问引起众多人不满，人们议论纷纷：“为什么康生可以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杰出的反修战士’，周总理竟不能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耿飚是中央宣传口的领导人，同时兼任中联部部长。一些知情人便在中联部附近贴出了“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标语，以示抗议。

1978年3月4日，外交部写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加上了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两句话，经李先念批准发表后，汪东兴仍然大兴问罪之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扣上了“党报不听党的话”的帽子。同时又下一道禁令：不准刊登个人署名的回忆文章，说个人写这类文章，是宣传自己。

1977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了一版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诗选，也被汪东兴扣压不发。

《红旗》杂志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红旗》杂志本拟发4篇文章，并拟将封面改成黑色刊登周恩来照片作纪念。但是，选题上报后，被告知只能发国务院办公室写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也写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两句话。但是，送到上面后，许久没有音信。后来等到消息后，文章中的这两句话又被删掉了，理由同前：“因为这篇悼词是毛主席看过的”。

国务院办公室又送给李先念审阅，李先念认为那两句话没有错，可以用，作者又予以保留。不过，文章再次送到汪东兴那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严厉指责吴庆彤说：“我叫你们改，你们不改，送我干什么？”

因为汪东兴直接管《红旗》，后来担任总编辑的熊复对汪就亦步亦趋。1978年该刊第10期《评姚文元》的文章中，原文曾有“用笔杀人的刽子手”一节，专门揭露“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罪行，熊复对此大砍大杀；原文中还有天安门事件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等等，也被熊复一砍而光。

1978年3月，五届人大开会期间，适逢周总理诞辰日，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周总理的办公室》的纪录片。片子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和花圈切入，汪东兴下令删掉；新华社发了一条人大代表参观周总理纪念馆的消息，汪东兴要记者作检查，理由是“这是内部展览”；新华社随后报道《“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继续展出》的消息，汪又质问是谁批准的，并要记者检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经邓颖超审定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汪也要查问是谁批准的。

此后，汪东兴对来自上上下下的呼声一律予以压制。《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秦川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那时的汪东兴啊，堂堂的一个国家副主席，就好像一个消防员，到处扑火。

关于《中国青年》复刊的谈话

天安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青年人，因而青年人对此事的平反要求格外强烈。1978年六七月，中央决定共青团中央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青年》杂志复刊。青年人有了说话的地方，对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就集中体现在共青团十大报告和《中国青年》杂志上。

共青团的十大报告由钟沛璋等人负责起草。他们认为，“文革”十年是林彪、“四人帮”愚弄青年、毒害青年和青年在受挫折中觉醒、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十年。这种觉醒和斗争的伟大高潮就是天安门事件。因此，他们认为，要在报告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7月中旬，他们在第一稿明确写上了“野蛮镇压……”等话，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在团十大筹委会那里却没有通过。筹委会主任韩英根据汪东兴的指示，认为报告中写上天安门事件有损于毛泽东的形象。钟沛璋等人被迫去掉“天安门广场”5个字，但还是坚持用400字论述天安门事件，其中说：“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示威，庄严地宣告：党心、民心不可侮！不管是欺骗还是高压，一切复辟、倒退的梦想在中国都注定要破产！”

起草者在每次修改过程中，都坚持写上这段话，同时也担心最后送中央审阅时被删掉。果然，经汪东兴审阅过的报告中，别的都没有意见，就是把这一段一笔勾掉。汪给出的理由是，报告太长了，有重复。进而追问，传来了汪东兴的两句答复：第一句：“你们为什么对天安门事件这么感兴趣？”第二句：“党心、民心不可侮这句话怎么样？”

钟沛璋等人找韩英商量，韩英感到为难，说还是听中央的吧。钟沛璋等说，我们可以删掉一些，但关键的几句话必须保留，否则就无法向全国青年交代，团代会的报告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这种交涉没有什么结果。

团中央报告上交涉无果，正在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决定进一步努力，冲破汪东兴设置的禁区。

《中国青年》复刊号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快5点了，韩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上述看法报告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理由：一是文章本身没有错；二是已有四万多份在读者手里，改了以后出现了两个版本，必然会引起群众追究删改的原因，不利于安定团结。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不接受编辑部的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姓聂的女性和一位姓李的男性，就因为张贴被禁的《中国青年》杂志而被警察干涉，由于围观群众的坚决保护才幸免于难。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汪东兴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

汪东兴在会上说：

今天晚上和同志们谈一下，关于中国青年杂志出刊的问题。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四万一千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的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我现在分管，我就不能提意见！出版《中国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国，发行二百多万份，涉及的面是比较大的。出版就要考虑的周到点。《中国妇女》出版经过我批准同意了的。《中国青年》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考虑出了这么大风波。

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个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念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

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

今天我报告了华主席、叶副主席、李副主席，邓副主席不在。这一期原来我认为是清样，现在你们又说是正式出版了，你们又说没有问题。中央没有审查。你们说没问题就出版，不改了，改了还说是你改的，你还要承担责任。

你们既然不要我审查，我就不审查。既然已经发了，你没送中央，我不负这个责任。行不行？行就这么办了。

再一个意见，要把华主席的题词、毛主席的诗词三首放进去，但这两篇文章不能动，推迟几天出版。

你们的信说不改为好。中央不承担责任，没让中央批准，筹委会审查，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你叫我提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你们给每个人都写了信，中央分工不是我管工青妇吗？我一看，有意见，可以提嘛！我问韩英，他说不知道，他们（指筹委会其他副主任）批了的，他们负责嘛！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给华主席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也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的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你杂志社的威信高还是党中央的威信高？你杂志社的威信重要还是党中央的威信重要？你们要好好想想的。不要华主席的题词行不行？你考虑自己多了，没有考虑筹委会的意见，更没有考虑我的意见。你们不是急于出版吗？如果你们同意筹委会的意见，不会这样。

……

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举法！街上大字报说我阻拦《中国青年》出版，怎么阻拦了？他自己要拼命发。今天说清楚，不是我阻拦，而是你们提前发。我就怕你们搞坏了。你们一次次写信告状，告韩英的状，实际是告我的状。今天你们不交待。搞不清楚不行。你们的组织观念太淡薄了。

我跑到叶帅那里去，向叶帅说，出问题了。叶帅说：那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啊！让他们自己去办吧！我说：不行啊，办不成了。叶帅对我说，给他们念念：要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你们光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光强调自由，不强调纪律；光强调生动活泼，不强调统一意志。对吗？

……

要照顾到今天和将来，采取什么方式来弥补？你们到底给外边通了多少消息？为什么这么快？一方面写信，一方面利用社会舆论压中央，把矛头指向中央，压团“十大”筹委会。

你们与筹委会是对着干的，对我的意见也不听。筹委会的意见讲得好。我不是施加压力，是摆事实讲道理。一种是，不改不动就这么发，发生问题你们承担。为什么不发华主席题词？华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他有自由，让他发，思想不通就是要自由。再一个办法就是两篇文章你们承担了，因为你们要满足童怀周嘛。

我在北京，也不送清样给我，也不打电话问我。华主席在国外，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报纸？又不是保密的。有什么理由考虑华主席可能不题词了？有什么理由？完全是唯心的。

你们什么动机？为什么不通？找你们谈，不勉强。政治局的意思，民主，然后集中。现在有两个筹委会，一个是团中央的筹委会，一个是中国青年社临时领导小组，因为你直接通中央。今天除邓不在，四个主席、副主席讨论了，统一了思想，既然中国青年杂志社这样来，搞了两天不通，外边又有活动。叶副主席讲的，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讲，不利于团结个话就不讲。今晚的会本着这个精神。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现在就是干扰、抵销，你干扰我一下，我干扰你一下，都想逞能。不团结不好。按今晚谈的，拍板定了。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了，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它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读十四日下午编辑部写给中央主席、副主席的信）你们信中说“既已停发”，这句话是不对的，是想说停发的责任不在杂志社，要筹委会承担。说把毛主席的诗词三首“补上”，这句话是不对的，对毛主席什么感情。应该这样写：证明我们考虑不周，证明筹委会是对的。没有毛主席的东西，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为什么错了还登？照顾他们，不改了。

我请示了华主席、叶副主席、李副主席，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按他们的意见，中央没有审查。你编委会要写检查，公布。我管了，你们不听，怎么办？你们的影响那么大，党的影响那幺小？今晚听听你们的意见，讲清楚，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人家敢发你还怕什么？他们代表组织写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

现在我们不审查了，责任他们担。把路线搞端正，真正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把华主席的题词搞出去，分量是很重的。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台阶下好了，文章不改了，不改为好，筹委会的意见怎么样？

同华主席、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说，发出去就发出去，主要他们敢干就干。

历史上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一事无成，全碰得头破血流。

华主席说没有我的题词也行啊。叶副主席说：教育这些青年同志们，好好批评他们。犯了错误，让他们改，还是安定团结，不要把矛头指向中央。错了就错了，将来再学写检讨，要我写，我写，我没把好关。让他们犯点错误，第一没有审查；第二他们的文章不能改。

……

对外讲，说华主席的题词没考虑好，编辑工作上有错误。今天对你们的批评不要讲出去了。我对叶帅说，我自己估计错了。筹委会是考虑我的意见讲的。批还是批一下。

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