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真相：苏共党内权贵勾结叶利钦

对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认为：“俄罗斯领导瓦解苏联的路线，曾与苏共内部顽固的特权势力所进行的反对苏联领导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阵营——叶利钦周围的一批人和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尽管看来好像思想立场对立，（实际上）都挑唆、鼓动并串通一起来打倒戈尔巴乔夫。”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戈尔巴乔夫检讨苏联解体：党内权贵与叶利钦走到了一起》。

戈氏认为：苏联解体，是由各共和国私欲极强的政治精英们决定的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并宣布解散，苏联就此解体。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变故因何发生，史学界的解读已是汗牛充栋。不过，最值得重视的解读，恐怕仍要数事变当事者、最后一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晚年反思。

1998年，戈氏出版回忆录体裁著作《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其中，对于苏联解体，戈氏说道：

“我现在的评价和六年前一样；这是真正的悲剧，……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苏联本是可以保留下来的。”①

鉴于很多人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主因，戈氏承认，民族矛盾在当时确实很尖锐，“1987年中期以后，族际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没有从政治局的日程上消失过”，“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们曾花大力气减缓要求分离的情绪，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效果”，“我们终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②

但在戈氏看来，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的膨胀固然严重，但导致苏联解体的真正主因，并不在此。1995年，戈氏接受鲍里斯·斯拉文访谈。当斯拉文问及：“您认为，苏联解体这一过程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是主观因素、个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戈氏的回答是：

“这件事与其说取决于各个共和国本身，还不如说是由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这些人野心勃勃，欲望极强。他们中有些人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一直不得志，而另一些人财希望享受政权，周游世界，拥有自己的外交部、自己的专机和卫队及其他权力象征物。”③

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戈氏表达了相似的意见：“那些认为联盟倒台是由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冲突引起的议论，都是企图事后为叶利钦及其战友们的不负责任的瓦解苏联的行径开脱”，“俄罗斯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为了实现使自己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强烈愿望而实际上使联盟成了牺牲品。”④

俄罗斯作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对主导者，却选择抛弃苏联要求独立，其内在权力逻辑，叶利钦班子的智囊团曾拟有一份“绝密”文件《过渡时期的俄罗斯战略》，阐释得相当清晰。该文件分析道：

“客观上，俄罗斯不需要在它上面有一个专门从事重新分配它的资源的经济中央。可是很多其他共和国都对有这样的中央感兴趣，它们在控制住本国境内的财产之后，力图通过联盟机关对俄罗斯的财产和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重新分配。这样的中央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可能存在，因此在客观上，不管它的干部组成情况如何，它都将推行与俄罗斯利益相左的政策。”⑤

戈氏还认为：苏共党内权贵，为自身利益与叶利钦等人走到了一起

此外，戈氏还重点提到：“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俄罗斯领导瓦解苏联的路线，曾与苏共内部顽固的特权势力所进行的反对苏联领导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阵营——叶利钦周围的一批人和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尽管看来好像思想立场对立，（实际上）都挑唆、鼓动并串通一起来打倒戈尔巴乔夫。”

在叶利钦抛出以解体苏联为主旨的《别洛韦日协议》后，“那些在八月份似乎是‘为了保留联盟’而支持叛乱分子的党内权贵们，这一次却也投了搞垮联盟的赞成票！”——所谓“八月份似乎是‘为了保留联盟’而支持叛乱分子的党内权贵们”，乃是指：1991年8月19日-21日，一批包括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克格勃局长在内的高级干部，以挽救苏联解体为由，发动未遂政变，企图废黜戈尔巴乔夫。⑥

对于这场未遂政变，戈氏的解读是：“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戈氏回忆：在7月底，他曾与叶利钦及纳扎尔巴耶夫晤谈，谈话内容，涉及制定新宪法、选举新的权力机构，“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的退休问题。”戈氏认为，“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⑦

事实上，苏联最终是在苏共精英党员们的欢呼声中解体的。一如戈氏所言：

“在白俄罗斯，只有卢卡申科一人投了反对苏联解体的票。在乌克兰只有2-3人反对苏联解体，而其余则一致同意解体。在俄罗斯有几位代表试图发表意见，但其余人却叫喊：‘何苦竹篮打水，已经一目了然，投票吧。’于是迫不及待地在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中把苏联解体了，有六人弃权，俄罗斯议会代表中86%是共产党员……我当时就指出：‘是自私驱使他们这样做的。’”⑧

简言之，作为剧变的当事人，较之流行的“民心论”，戈氏的检讨更多地集中在内部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层面。至于这种检讨是否准确，不妨参考当日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案”——该案的侦破历时5年之久，至少3万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乌兹别克斯坦的几乎整个领导层被起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等大批党政官员被捕，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家中，查获130公斤黄金制品……最后，案件的调查被莫斯科强行中止，原因是案件的侦破已经顺藤摸瓜，蔓延到了苏共中央，“涉及许多部长、最高法院院长、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甚至中央书记”，为“大局”计，戈氏不得不中止这一“给党的机关抹黑”的调查。戈氏说苏联解体是由各共和国“野心勃勃、欲望极强”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非为无因。⑨

注释

①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P102。②同上，104。③《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P67-68。④《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P135。⑤同上， P169。⑥同上，P136。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P1337-1340。⑧维·科洛基奇 德·卡尔东：《“八·一九”事件追忆 ——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1期。⑨《尼·伊万诺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反腐败》，收录于《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