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从五不搞到第四权力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的执纪监督权迅速膨胀，反腐之打虎拍蝇之势仍在持续中。在国家层面，监察委员会——整合中国所有监督力量的机构——被广泛认为是即将诞生的平行于“一府两院”的“第四种权力”。不过“第四权力”，让人们联想到很多。

首先想到的是“三权分立”，这样一个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共话语体系中政治不正确的词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五不搞”已明确指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

从本质和原理上讲，三权分立仅仅是国家统治的一种形式，其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权力得以相互制衡不被滥用。这一名词首先由启蒙时代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所提出，三种权力分别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

其实分权思想在西方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期。他提出国家有议事权、行政权、司法权、并认为国之治乱以三权是否调和为转移。而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国家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不过三者之间的权力并非平衡，实际上掌握权力的是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元老院时常集会进行决策，实际上是十几个世族酋长之间的协商，类似于常委。

近代明确阐述分权学说的是17世纪英国的约翰·洛克。他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并主张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行政权与对外权的统一，立法权是国家最高权力。在英国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中使用的是西敏制（威斯敏斯特体系）的议会制，行政权和立法权两权制衡，司法权基本独立。

前文提到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同样也受到洛克的分权学说的启发，并且他们一起深刻的影响到美国开国国父的治国理念。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在美国宪法生效后不久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进一步确保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让三种权力更加平衡。

中外合璧的五权学说

中国人也在历史长河中不停着探索这分权。先秦时期，三公是辅佐帝王处理国务的次高官员，到秦汉时期演变成为丞相（后改大司徒）、太尉（后改大司马）、御史大夫（后改大司空），分别长官行政、军事、监察权。在隋唐时期，宰相权力进一步分化，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掌管起草决策、审议封驳、执行实施，三者相互制约。

到近代，孙文吸取中国古代官制和西方分权学说的精神，创造五权宪法，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外，外加监察与考试二权。按宪法，最高权力机关是国民大会，下面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分别行使五权。在这里，监察权成为独立于行政权的权力，在制度设计上类似于正在试点的监察委员会。

另外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孔斯坦在孟德斯鸠学说影响下也提出过五权：君权、行政权、经常代表权（上院）、公共意见权（下院）、审判权（司法权），不过他认为君权应该置于四权之上，代表的“中立权力”，用于节制和协调四权。

新闻媒体的位置？

在三权和五权学说外，有一个权力被称之为“第四权力”，即是媒体、公众视听。美国国父杰斐逊说：“再好的政治体制也不能保证不出现权力的腐败，人民才是统治者唯一的监督者；政府组织庞大、严密，而人民则处于弱小、分散的地位，这便需要一个代表人民公意，起到监督政府作用的机构：新闻媒体。”杰斐逊认识到这个权力的影响力，但却并不惧怕。1804年，他在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下，竟以压倒的优势连任总统。他说，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住脚，就理应垮台，而联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接受公众的批评，而且有能力抵挡批评。

媒体真正从理论上成为第四权力是在1974年11月2日，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耶鲁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从法学角度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他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就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够成为除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制度功能。”

当然这个所谓的“第四权力”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不一样。它只是在监督与制衡的一般角度上与另外三权相提并论，并不是在权力的强制性上谈论第四权，也不是在谈论政府内部的某个组织与部门。然而也正因为它再监督和制约层面的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体制运行中的漏洞，并不断增强着民众的力量。

所以，监察委员会能称得上第四权力吗？是作为传统意义上三权外的延伸？还是孙文五权的延续？而它能够发挥新闻媒体“第四权力”的巨大作用吗？事实上无论三权、四权还是五权都是国家以分权的方式发展形成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通过制衡权力以更好的行使国家权力，避免权力被滥用。从这一角度来看，监察委员会能否成为第四权力，就看它能否真正成为独立的具有制约性质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