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走了，他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文 王珍一

今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而就在昨日，周有光先生刚刚度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提出“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从关注语言学到世间万象，他对百年洞见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100岁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周有光早年研读经济学，1929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任教，也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同时在一些金融机构兼职。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和汉语拼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3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3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视频）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周有光和张允和

周有光与妻子张张允和的感情同样感人。张允和读中学时，曾是周有光妹妹的同学兼好友，因两家住得近，放假了经常在一起玩而相识。但当时的两人也仅止步于一面之缘。后来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而周有光也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当她再一次出现在他眼前时，她已被时光精心雕刻了，清丽脱俗，气质如兰，那一刻他爱上了她，于是他对她展开了温柔的追求攻势。

张允和在79岁那年，以柔情细腻的笔触写了《温柔的防浪石堤》一文，追忆了那段青涩的初恋：“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字里行间漫溢着温柔而甜蜜的情愫。

他们经历了甜蜜的爱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周有光却犹豫了起来，他写信给她，“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她并不介意，她一早就认定了他，她看中的是他的为人和内心。为了打消他的忧虑，她回了一封长信给他。大意是说，幸福不是你给的，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创造的。言语间尽显智慧和明理。

1933年，周有光和张允和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当79岁的她写下这段话时，他们是幸福的，也是骄傲的，因为他们此生实现了最初的诺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性格完全不同，她活泼率性，说话直接，做事干脆利落，人称快嘴李翠莲。他沉稳持重，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但两人的性格却融合得很好，一如她所说的，“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一生趣事直到老。而这种“趣”，暗含着深沉的智慧，以及豁达与圆融的处世哲学。

张允和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结婚的那一位。后来朋友戏说她犯规抢在了前头，她就瞪着周有光说：“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而一旁的周老哈哈大笑：“张允和这人最聪明，可她干的最蠢的事就是嫁给了周有光。”夫妻间幽默的调侃着实让人捧腹大笑，也足以见证两人感情的和睦和珍贵。

婚后二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周有光在大学教书，兼在银行工作。张允和教书之余，编副刊，将才情发挥到极致。在婚后的第二年，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儿子周晓平。她在书中幽默而深情地回忆，“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下岗后的张允和回归了家庭，打理家事，悉心照料一家老小，这让周有光后顾无忧，安心钻研汉语言事业，终成为语言学家。他对她充满了感激，对她一直都很好，也从来不跟她急。他们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互相体贴。而张允和虽然成了家庭主妇，但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喜好。她把大半生的光阴献给了昆曲，记载了几十本《昆曲日记》。晚年还编辑《水》的刊物，出版了三本散文集，把自己的艺术禀赋和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苦难的日子里，他们依旧坚守爱的诺言，不离不弃。文革初期，周有光被群众揪出来批斗，她冲过去保护他。那些人凶神恶煞地问她，什么立场？她大声镇定地回应：“我就是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立场？”大有一种凛然无惧的魄力。当他下放到干校后，也曾面临身体不佳的困扰。她一直挂念着他的身体，她不惧权势，据理力争，坚持要给他寄药，直到1971年周有光结束下放的日子。他们的心一直拧在一起，深念着对方，这份患难情深让人动容。

他们的晚年在温馨的小屋中，深居简出。平日，两老相向而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怡然自得，两老无猜。家中有时高朋满座，他们聊昆曲，侃大山，谈艺术，充满了欢乐的趣味。

张允和86岁才开始学电脑，而周有光就是她的老师。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要她脚一跺，撒下娇，他就乐呵呵地从书房中出来耐心地教她了。有一次她要给大姐张元和写信，她想打“亲爱的大姐……”没想到“爱”字一直打不出来，她着急了，娇滴滴地喊道，“周有光，这个‘爱’字打不了，我爱不了了怎么办啊。”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当中有一个条件，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有一位外国哲人也说过，人的死亡是给后来人腾出生存空间。”

张允和去世半年后，周有光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他将她的遗作整理、编辑、出版，作为永生的纪念。依旧是那个小屋，电视间有一个沙发床，而沙发床对面的五斗橱上放着一排放大了的张允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