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能源供给侧改革背后有政治斗争

“中国的煤炭春天来了”，从2016年初到11月初，中国的煤炭价格几乎涨了一倍，且势头依然不减。

而在中国酒泉风电基地——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场超过7000台涡轮机排列在黄沙中，据称“发电能力足以满足一个小国的用电需求”，却约有6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

这是中国盛世的另一面：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惊人，但并未得到真正的利用；中国政府试图成为全球对抗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导者，但仍然无法有效地纾解经济放缓的问题。

被“狙击”的风力发电

风机在大风中停摆，不仅是酒泉风电基地的常态，在中国的甘肃、云南、新疆以及首都北京附近的河北、内蒙古地区，有大量的风力发电设备被闲置。

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称，限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受制于发电产能过剩，并且中国电网的运营商通常更喜欢煤电。2016年的前9个月，中国的弃风限电比美国高出许多倍。美国的限电水平通常可以忽略不计。

美媒提到的“限电”，是指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电力无法进入中国电网。

《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在中国大陆，新能源限电的压力“来自政治势力强大的煤炭行业”。

2005年，中国大陆诞生了一部《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规定，电网企业未按照规定完成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处以发电企业经济损失额一倍以下的罚款。

陆媒澎湃新闻网曾援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观点，“执行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发电企业去主张这样的诉求，也没有任何一个电网企业被处罚。目前全国出现了大面积弃风限电问题，全国人大却没有启动追责程序。”

煤炭牵扯出的利益是巨大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煤炭消耗量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

分析指，煤炭利益相关者没有理由不阻止风电、光电等新能源电能并网。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公布10年过去了，但“狙击”风电的“传统”并非消失。

有观点认为，“煤炭企业背后的政治势力”对中国能源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其中，传言已久的，中国前总理李鹏家族所控制的电能集团，掌控了国家主要电网的控制权的说法虽无法得到证实，但“煤炭企业背后的政治势力”阻止风电、光伏发电并网的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多年来，地方政府对煤炭企业的征税需求不减，“对可再生能源的抗拒，以及大城市附近涡轮机的匮乏”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不断地被放大。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政治斗争，”美媒援引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可再生能源部门负责人保罗-弗兰克尔(Paolo Frankl)观点称，“它有着非常非常坚实、稳固的轨迹。”

“克强指数”是否需要修正？

2016年，中国大陆煤炭价格重回“疯狂”的状态，价格持续飙升。与此对应的是，发电量方面，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10月发电量48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月份同比增长6.8%。

另一组数据是，据中国发改委统计，10月份，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达到了2015年2月以来最高。

按照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克强指数”三大指标，“铁路货运量的继续增长进一步增添了中国经济企稳的迹象”，而发电量的增长也再度确认中国经济的持续改善。

该指数是《经济学人》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源于李克强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可以通过铁路货运量、发电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

观察人士称，“克强指数”里提到的发电量并没有强化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重，而煤炭价格的新一轮上涨对各地“弃风弃光”的比例飙升。“克强指数”需要重新细化，修正评价体系。

在发电量上升的另一面是中国持续断崖式“弃风弃光”风潮。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平均弃风率高达21%，甘肃、新疆等弃风“重灾区”弃风率甚至接近50%。

光伏发电也未能幸免。国家电网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累计弃光电量为33.0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91%；弃光比例为12.1%，同比上升2.05个百分点。

“双弃”数据，意味着“2016年上半年全国弃风弃光量已经相当于2015年全年的弃风弃光量，超过了2015年全年全社会新增用电量。”

2016年8月的一项调查数据称：近九成中国受访者愿为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支付更高电费。

有观点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供给侧改革”的新思维中，应该含有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更有效的顶层设计，中共在六中全会后营造的政治环境以有足够的能力制衡“煤炭企业背后的政治势力”，而民众的理解度也足够支撑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提升再生能源占比，经济上的 “调结构”不妨从风电解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