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朝鲜战争最大败仗

彭德怀回顾自己的戎马一生，认为平生打过四大败仗，朝鲜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是其中之一。这次战役，双方参战总兵力近百万，是战争中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这次战役中，志愿军未能够取得预期战果，第180师还遭到了战争中成建制损失最大的失利。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深度军事”，作者周明，原题为《评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双方参战总兵力近百万，是战争中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但是志愿军并未能够取得预期的战果，而且第180师还遭到了战争中成建制损失最大的失利，被彭德怀自己认为是平生四大败仗之一，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说打得急了点，打得大了点？

1951年2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使毛泽东将原来的战略方针修改为“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同时也通过周恩来总理全面落实了国内给予志愿军的补充和支援各项工作。3月，志愿军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第3兵团、第19兵团陆续到达前线，使志愿军的总兵力达到了9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77万人，后勤部队18万人），在第一线的部队就有3个兵团11个军和4个炮兵师，约55万人，兵力空前雄厚。同时又得到情报，“联合国军”正在日本集结总兵力达到10万人的战略预备队，所以志愿军判断“联合国军”将很可能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据此志愿军决心在“联合国军”发动登陆行动之前发起第五次战役，争取歼灭敌军几个师，粉碎敌军企图，夺回战场的主动权。

尽管志愿军五次战役参战兵力雄厚，投入各种火炮已达到6,000余门，其中大口径野、山、榴弹炮将近1,000门，但是和前三次战役相比，战役的发起时机却并不有利，第一次战役“联合国军”根本不知道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只顾分兵冒进，志愿军则是以有心算无心，打了对手一个猝不及防；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知道志愿军已经参战，但对志愿军出兵意图和兵力规模都判断失误，被志愿军示弱诱敌所迷惑，继续分兵冒进，又暴露出了破绽，遭到了美军有史以来最远距离的撤退；第三次战役志愿军主动进攻有防御准备的“联合国军”，当时“联合国军”西线部队退守三八线，东线部队则是直接从兴南海运釜山，本来兵力就不充足还被分散在两处，加上士气低落，在三八线防线部署上不仅兵力不敷使用，各部队之间空当较大，而且以战斗力羸弱的韩军守备一线，也给了志愿军可乘之机。但第五次战役就完全不同了，“联合国军”在一线兵力部署上强调相互掩护，保持一条连续而且完整的战线，战术上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一线平推的战法，充分发挥空地火力强大的优势。步兵也一改过去只沿公路前进的老套路，开始注意抢占争夺制高点，不给志愿军穿插、渗透的机会，更不给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孤立之敌的条件。因此第五次战役发起之时，并没有什么有利的战机。而且第五次战役的目的就是以正面进攻吸引“联合国军”的主要力量于正面战场，从而无法在侧后组织登陆。从战略上讲，并无不当，但对“联合国军”将要组织的登陆行动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地点，都没有比较清楚的预估，而只是急于想通过攻势来摆脱被动，这也是彭德怀在战后总结中提到的打得急了一点的原因所在。

同时志愿军只看到己方第二番参战部队到位，兵强马壮士气高昂，不由在战役的决策时豪气干云，提出了一举歼灭敌军5个师（其中3个美军师）的目标。而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成建制歼灭美军最大的战例也就是在第二次战役东线的新兴里之战，重创了美军31团支队——有些资料称全歼美军31团支队，虽然志愿军击毙了团长，缴获了团旗，但是31团支队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1,000人逃回，所以说重创更为确切。当时美军一个团级战斗群，配属2个炮兵营和1个坦克连，拥有大量重装备，火力完胜志愿军一个师。即使被志愿军包围，只要能顶住志愿军两到三个晚上的猛攻，就能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下和赶来增援的友军会合，所以志愿军很难围歼美军团级以上部队。新兴里之战能重创美军31团支队是汇集了很多特定的有利因素，首先该团位置孤立，难以得到友邻支援与策应；其次对该团的攻击从11月27日晚到12月1日凌晨整整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而且该团所在地区山高路狭，又逢寒冬时节对于机械化部队机动极其不利。在以后的战争中再没有这样集中如此之多的有利条件，因此也就再也没有全歼美军团级建制部队的战例。

所以全歼美军3个师就志愿军的作战能力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打了大一点的由来。而在战术上为了能实现全歼美军3个师的宏大目标，就势必要进行大纵深的迂回，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迂回部队势必要深入敌后，一旦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迂回部队要想全身而退，就会非常困难。这也因此埋下了第五次战役失利的伏笔。

为什么第一、第二阶段取得了胜利？

1951年4月22日黄昏，志愿军全线发起攻击，至29日已经全面突破三八线，歼敌2.3万人，逼近汉城，迫使“联合国军”退守“堪萨斯线”的主防御线。之所以能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主要因为在战术上采取迂回分割和正面突击相结合，先以部分兵力直插敌防线纵深，将其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分，再集中主力对西线之敌采取两翼合围多路合击。不过除了在雪马里围歼英军第29旅格罗斯特营外，另外包围美英军营、团级部队十余股，但都没能取得聚歼。而且担负战役迂回的部队在向纵深突破过程中受阻，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却未能达成战役包围，正面突击部队也没能实现战术上的分割，最终形成了一路平推。

而“联合国军”之前就已经发现志愿军后续部队到达，估计到志愿军将会发动新的攻势，所以除了在铁原、金化方向继续保持进攻外，其余地段都已转入了防御，做好了迎击志愿军攻势的准备，并且在兵力部署上各部队紧密靠拢，没有间隙，给志愿军的穿插迂回造成了很大困难。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更是针对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白天难以展开有效作战和机动以及补给困难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也就是以部分兵力保持和志愿军的接触，掩护主力有序后撤，而主力每天最多也只后撤30公里就建立新的防线。30公里就是志愿军徒步行军一个夜晚的极限距离，所以志愿军常常经过一夜徒步行军，人困马乏，却还是难以获得歼敌的机会。因此，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志愿军虽然取得了全线突破，掌握着战场主动，处在主动进攻的态势，但歼敌战果有限。

随着“联合国军”的步步后退，整个战线出现了由西南向东北的斜线态势，而且在态势突出的东线主要还是战斗力相对薄弱的韩军守备，所以志愿军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战机，立即转兵东进，以东线韩军为主要目标发起了第二阶段作战。

志愿军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积极佯动，吸引牵制“联合国军”主力，使第3兵团和第9兵团得到了10天的休整补充，然后隐蔽东进于5月16日黄昏在东线发起了总攻，随即在县里地区打开战役突破口，歼灭韩军第3师和第9师大部，重创韩军第5师和第7师，歼敌2.4万人，取得了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志愿军主要采取多层迂回多钳合击的战术，虽然第三层迂回受阻，但第一、第二层迂回基本实现，这才取得了县里之战的胜利。不过战役中也暴露出志愿军虽然能够取得战役突破，但是发展进攻却相对困难，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联合国军”依靠机械化和摩托化装备，能够实现快速机动，如志愿军在东线打开战役缺口后，美第3师仅用了十个小时就从西线机动100公里赶到东线驰援，填补上了防线缺口。第二是后勤补给薄弱，尤其是在部队运动作战中跟进补给更差，县里之战时担负主攻的第20军和27军就因为粮食、弹药耗尽，不得不停止进攻两天等待补给，因此错过了最有利的战机，未能实现全歼韩军的预期目标。

5月21日，志愿军结束第二阶段作战，从开始进攻到结束作战，前后总共不过六天，典型的礼拜攻势。再加上此前第一阶段的作战，志愿军在一个月时间里连续两次大规模作战，部队相当疲惫，更严重的是粮食弹药消耗殆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发展进攻。于是志愿军总部同日下令各兵团除留一个师到一个军的兵力担负殿后掩护，主力向北转移休整。

虽然志愿军已经意识到主力北撤休整时，“联合国军”肯定会尾追北进，并做了一些准备。但“联合国军”的反击实际上从5月20日就已经开始了，反击最初只是在西线，目的是为了减轻东线的压力，但随即就发现了志愿军主力正开始北撤，李奇微的反应相当快，或者说他早就在等待志愿军弹尽粮绝的时机，所以反击立即蔓延到整个战线，一下子就投入了将近15个师约30万人，并且各师还组织了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和装甲兵组成连营级别的“特遣队”，凭借快速的机动力，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下，寻找志愿军防线的空隙，多路突进，快速推进，打乱志愿军的后撤部署，引导主力乘势猛攻，割裂志愿军防线。

志愿军没有预计到“联合国军”的反击时间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战术又如此阴险，加之后撤计划不够周密，负责殿后掩护的部队，有的还在向预定防御地点行军途中，有的虽然到达了预定地点却还没有来得及接防。而“联合国军”开始全面反击的时候，志愿军主力刚开始或正准备后撤，整个防线自然就出现了多处空隙，正好被美军的“特遣队”所乘，因此全线出现了多处被突破，整个战线被撕裂，一时间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第180师怎么会陷入重围？

志愿军主力后撤陷入被动，第3兵团60军180师的处境尤其危险。因为在5月17日也就是第二阶段的第二天，60军的三个师中179师和181师分别配属给12军和15军，180师则由兵团直属，负责坚守北汉江南岸30公里宽的防线，以一个不满员的师在30公里宽的防线抗击优势火力兵力的猛攻，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战至22日，180师虽然伤亡还不太大，但粮食弹药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时180师接到的却不是转移休整，而是作为全兵团的殿后掩护部队，要在北汉江以南地区坚持3至5天，以掩护主力后撤的命令。

更严重的是从5月22日夜间开始，180师左翼的15军、右翼的63军和纵深的39军都已经开始北撤了，也就是说在整个3兵团的150公里防线正面，就只有180师外加179师535团了，而且还是在北汉江以南背水列阵，态势极为不利。果然“联合国军”迅速发现了这个150公里的空隙，美第7师和韩军第6师从右翼63军后撤出现的空隙，插入180师侧后，同时美第24师、韩军第2师等部则在正面展开了进攻。

23日，60军得知180师的左右两翼部队都已后撤，军长韦杰随即命令180师主力撤过北汉江，在北岸组织防御。但是中午第3兵团电令因为尚有8,000伤员没有转移，殿后掩护的各部暂不撤收，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以掩护伤员转移。60军随即将这一命令转发给180师，正在收拢部队准备北渡北汉江的180师只得停止转移，继续坚守北汉江南岸阵地。这时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都建议应将主力撤过北汉江，只留精干小部队控制南岸要点，以免不测。但师长郑其贵考虑到还有8,000伤员没有转移，上级又明确要求暂不撤收，不能违背命令擅自北撤。180师脱险的第一个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24日，60军又发现有一支敌军正从清川江向北汉江渡口穿插，一旦敌军控制了北汉江渡口，那么南岸的180师处境就更加凶险。因此60军副军长查玉升、参谋长邓仕俊建议应将180师立即撤过北汉江，但是60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认为大兵团作战必须严格遵照命令执行，所以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但他们也感到180师孤悬南岸确实非常危急，因此接连两次发电报向兵团请示是否可以将180师撤过北汉江。但却一直得不到兵团答复，因为3兵团兵团部在23日中午遭到空袭，电台车被炸毁，因此从23日中午一直到25日，整整三天3兵团兵团部都无法和上下级取得联系。180师的第二个机会又失去了。

到24日下午，见北汉江渡口已经被快速推进的敌军控制，180师在北汉江北岸的二线阵地城隍堂也失守了，这意味着180师的后路已被切断，已经陷入三面被围的境地，因此一直等不到兵团答复的60军才不得不命令180师撤过北汉江。当晚180师分两路连夜徒涉北汉江，由于连日大雨，江水暴涨，180师在渡江时有不少指战员被急流冲走。但此时180师虽然渡过北汉江，还是处在三面被围的困境中，而且已经断粮，情况相当危急。

25日，180师在明月里、上下芳洞、北培山、鸡冠山一线与尾追而来的敌军展开激战。下午接到60军命令，要求180师北撤至马坪里后山和驾德山一线展开防御，阻击两翼敌军，掩护伤员转运。如果180师渡过北汉江之后不作任何停留继续北撤，还是有机会冲出“联合国军”的合围，师部机关人员和伤员约400人在师军务科长张杰带领下先行北撤最终安全脱险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正当180师主力准备北撤时又突然接到60军转来的兵团命令，要求180师在北汉江以北山区进行阻击，于是180师又掉头返回明月里、上下芳洞一线，彻底断送了最后的生机。

26日，美7师占领马坪里、芝岩里一线，和右翼的美24师、韩6师连成一气，对180师形成了合围。中午，师长郑其贵在驾德山538团团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目前严峻局势的对策，最后决定突围。郑其贵师长是一位1929年入伍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和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长期担任政工干部，1949年才担任180师师长，所以政工出身注重党性的郑其贵在没有得到60军同意前仍没有任何行动。等会议讨论结束再得到60军回电同意向鹰峰突围，已经是下午17时，宝贵的半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80师从18时开始突围，但在突围中途经一处深沟，又遭到敌军密集炮火轰击，建制被完全打乱，还有不少人因为断粮多日又饿又累而掉队，到27日拂晓到达鹰峰东山时，只剩下1500多人。538团组织党员干部拼死冲击，终于攻占鹰峰主峰，但很快又被敌军夺回，突围功败垂成。

与此同时，60军组织179师和181师全力接应180师突围，但距离最近的179师536团因为连日苦战，伤亡很大，根本无力组织进攻，181师直到27日拂晓才接到命令，为时太晚，而且距离又远，已经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27日晚，180师将余部400多人整编成3个连，再次组织突围，但由于没有向导，地图又不准，前卫走错了路，再折回来，与敌展开激战，伤亡很大。天亮后180师余部集中在鹰峰西面一条叫东野川的山沟里，郑其贵一面召集各团团长商议，一面用仅有的一部步话机和60军联系，直到中午前后才叫通60军，韦杰军长激动得来不及用密语，直接用明语命令：“你们立即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里派部队接应！”但此时四面山头都已经被敌军控制，空中也有大量敌机在活动，几位师领导感到兄弟部队的接应已无可能，到了黄昏师长郑其贵只得命令烧毁密码，分散突围。

至6月1日，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等幸存人员陆续回到志愿军战线。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率残部在三七线附近坚持了14个月的游击，直到1952年10月才被俘，他也成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军官。

谁该为180师的失利负责？

180师入朝时兵力为1.13万人，第五次战役时除在后方留守的1,300人，全师有约1万人参战，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约2400人，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伤亡约1600人，开始北撤时全师还有约6,000人。根据1951年7月180师上报的《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在突围作战中牺牲456人，负伤1,616人，被俘失踪5,572人，突围成功的包括先行后撤的539团2营和师部机关人员、伤员在内总共约1,000人，全师连同后方留守人员、伤愈归队人员和突围人员在内还有约4,000人。根据后来战俘交换的资料，180师第五次战役中包括第一、二阶段在内，总共被俘约4,000人，约占志愿军被俘总数的20%，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但是应该看到，180师在150公里宽的正面孤军苦战四、五天，牵制了“联合国军”4个师，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如果不是180师的阻击，不仅数千名伤员将来不及转运，而且20军、63军也没有时间在华川、铁原一线组织起关乎全局稳定的防御，可能志愿军整个战线都会被洞穿，从这个意义上讲，180师的牺牲也不是毫无价值的。

五次战役结束后，3兵团、60军最初给180师的电报，还都是慰勉有嘉，希望180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这种情况没有多久，就来了个大转变，开始追查180师失利的责任，认为师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才是主要原因。基于这样的调子，11月24日，郑其贵、段龙章在180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按“师的主要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受挫的基本原因”的调子作了深刻检查。郑其贵被撤销党内外职务，降为兵团管理处长副处长（副师级）。段龙章留党察看一年，降为军作战处处长（正团级）。王振邦党内警告处分，因为他战役开始前才刚刚调任，战役中也没有直接参与指挥，才依旧担任参谋长。营团级干部也大都受到党内留党察看和行政降职处分。60军军长韦杰在1952年10月调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有点变相撤职的味道，但韦杰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基本上没受太大影响。而郑其贵1955年才被授予上校，对于1929年参加红军的师级干部来说，上校的军衔明显是低了。

彭德怀在志愿军五次战役总结会上也对180师和60军进行了严厉的点名批评，一时间180师的失利主要是因为师级领导政治动摇所致成为定论，分散突围就是这种政治动摇的具体表现。但是在郑其贵下令分散突围的28日黄昏，180师剩下的部队已不足千人，即便组织起来，在断粮多日饥疲交加弹药用尽的情况下，面对兵力火力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敌军，又能比分散突围改变多少呢？

诚然，在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180师并非唯一遭遇困境的部队。12军31师91团和27军81师的境况比180师更危险，突入南部比180师深入，同时与友邻部队的距离也更远，但这两支部队最后都安全突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队主官在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够切实领会而不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随机应变果断行动。相比之下，郑其贵缺乏独断专行的魄力，执行上级命令忠实到了机械的程度，是需要检讨的，但要说政治动摇实在就有失公允了。

韦杰在1987年临终前，还念念不忘180师的挫折：“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80师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把板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其实早在1951年6月，志愿军总部发给180师的电报中就提到“造成此次损失的原因，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误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彭德怀多年后也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三千人。”并将第五次战役列为自己平生四大败仗之一，对自己在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做了自我批评。

时任3兵团参谋长的王蕴瑞在战后的兵团党委会上就曾说：“我们兵团在这次战役执行中的指挥上有一连串的严重错误：第一阶段用兵过多，由于部队拥挤造成战场混乱，增大伤亡；第二阶段错误更多更严重，违背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擅自将60军主力181师、179师由春川西调到春川东北地区使用，正面助攻力量过于薄弱，这是一错；60军主力虽已东调，仍可机动使用，或用于正面补救的，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地区投入战斗，这是二错。即使如此，还有39军两个师在春川以东地区尚可补救，但是过早地在20日将该军撤走，这样就造成一大空隙，为敌所乘，同时180师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这个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串错误所铸成的。造成以上的原因是爱面子的虚荣心，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认为是人力，不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事实上成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造成了部队惊人的伤亡。”

很多人都很讳言失败，但是从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付出了比胜利更惨痛的代价，肯定更为深刻也更有价值，就以180师来说，经过补充和整顿，以一雪前耻的哀兵之志在1953年的夏季反击战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