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仍需自证

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是太过陈旧的争论，但也始终没有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

自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出否定论调，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首卷中便提出中国“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找不到对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的思考”，也就是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浪潮，但同时也伴随着对自我文明的菲薄。很多知识分子对本国文明产生自卑和鄙视的心态，对传统文化盲目打压弃绝，独奉西方“真理”为圭臬，这给世人的心态、思维和观念都带来相当程度的误导，也使得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声明缺乏应有的自信。

面对中国哲学的危机，胡适、冯友兰等一代先驱曾纷纷著书立说给予回应。胡、冯二人分别以西方实验主义哲学和西方新实在论哲学为指导撰写中国哲学史，甄选出中国历史上那些可用西方哲学体系验证的条目来证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并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同。更为关键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就“什么是哲学”都没有达成共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又从何谈起？

实际上，截至今天，世界范围内对哲学是什么也没有一个范式的解答，中国哲学试图参照的西方坐标，永远处于自转状态，中国哲学自然难以得到“身份”认同。

2001年，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与中国文学评论家王元化对谈时，重提“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观点，引在场众人一阵愕然，虽然他随后解释称哲学和思想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但明显还是带有感情倾向性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再次遭到了强大的挑战。

对此，有很多学者从中国有意志的普遍性和思想的自由、中国有抽象的思辨和理智的形而上学等角度去论证中国有哲学，但这种“迎合”西方“认证体系”的旧派做法，较之以往甚至更为退步，不可能从根本上回应问题，而且中西双方学者也缺乏直接的对话与交流，使得这场争论陷入死循环。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世界哲学与民族哲学之间的对冲，也是西方文明中心论与民族文明认同之间分歧的放大。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哲学与民族之间也存在渐融，中国哲学若想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需在把握与世界哲学的矛盾和互融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证体系，走自我证明之路，而不是盲目跟在所谓西方哲学后头照猫画虎。

走自证之路并不意味着“去西方化”或是“去殖民化”，更不是否定白人哲学家。在全球空前紧密联结的当下，任何哲学、思想及文化都不可能自说自话，因为即使内容不变，我们看待和运用内容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选择性吸收是中国建立和完善自己哲学体系的应有方式。

西方哲学家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阐述自己哲学的时候，会借用中国哲学的《周易》、《老子》进行辅助说明，后者仅仅作为其哲学的注脚出现。中国哲学在选择性吸收西方哲学的时候，也应本着陈述和完善自身的目的，以我为主，不能反客为主。

如何做到以我为主？关键是要掌握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中国哲学重视对社会、人生之“道”的探索，但同时也关注宇宙和自然之“道”。

邵雍、程颐等论道时，涉及天地万物的“道之道”，朱熹、陆九渊等重视对宇宙天地“形上之道”和“所以阴阳者”之道的求索。中国哲学是把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以名字的形式推展出来，用所谓“体用一源”和“理一分殊”的智慧去统摄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

掌握中国哲学灵魂的价值只是起步，其目的还是要开发创新能力。虽然如今中西哲学交流增多，但西方哲学的核心灵魂，中国哲学无法照搬，同样，中国哲学的内核西方哲学也临摹不来。所以要用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才是对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尊重与保护，才能够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但这条自证之路仍然指向宽沃的未来，与崎岖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