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中共2016：走“老路”闯新路

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波澜壮阔的一年。

岁末，中共政治局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作为一整年的收尾。其中提到的“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是为过去一年大刀阔斧改革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共这个百年大党在世界动荡局势中得以稳步发展的秘诀。

大破方可能完成大立。回顾2016年，中共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可谓不大，而且最终都锁定于对庞大官僚系统的革新上。从司法体制改革，到破除运动式诘难的治本反腐，从十八届六中全会刮骨疗毒的党建，到已经露头的公安系统改革，虽然实际效用以及能否最终“大立”有待在现实政治中检验，但至少完成了“大破”，且迈出了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核心下的体制之变

轰轰烈烈的改革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被“小组治国”悄然改变的原有政治局治理体制。

“小组治国”并非始自于2016年，早在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习近平便有了除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之外的第一个组长头衔。但随着“习核心”的正式确立，这一全新的决策模式才更完整、周全，更有实操性。

为何这么说？在核心确立之前，中共尚且不“稳”，又何言“进”？巴黎公社为什么会失败？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缺乏集中和权威”；苏联为何会瓦解毁灭？在于民主集中制被弃做敝履，“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遵义会议前的中国为何乱象丛生？中国的主流答案是“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核心”作为“小组治国”压舱石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依托于后者的强执行力与行动力来让“核心”名副其实。继续追问下去，便不难发现原有治理体制和决策模式的弊端与问题。具体来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政治局常委分权管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行全面改革的羁绊。比较突出的，便是胡锦涛执政时期“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混乱局面。

由于局面积重难返，任何深度和广度的改革，都不可避免面临来自各方的阻力和抵抗。所以习近平悄然以小组治国的模式取代政治局体制，与其说是强势来袭，毋宁说是面对现实境况时的不得已选择。而且在选择之初，仍然“稳”字当先。

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书记处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解释了个中原委：中共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随便废除，因为“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在吴稼祥看来，可行办法是选择“增量政治”，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例如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既不会动人家的奶酪，也能推行自己的施政目标。

从这个层面来看，“小组治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是单纯为了集权之目的，而更多的是冲破改革阻力、摆脱现有官僚机构羁绊的有效手段。

司法改革重大突破

稳中求进、增量改革，这样的思路也贯穿于另一项重大改革议题上。与不便明言的决策体制改革相比，司法领域的改革可以说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突破。

首先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北京、山西、浙江三地试点成立监察委员会。此监察委，不仅独立于“一府两院”之外，而且拥有“全面覆盖”的监察权。这意味着，原本游离于监察外围的检察院和法院，将开始接受监察。

2017年1月9日中共中央纪委新闻发布会上，监察部副部长肖培明确表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现在分散在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其中还包括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整合在一起，在试点地区组建新的国家监察机关。

司法领域的另一项重大改革，便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来看，此项改革问题导向的意味明显。

作为司法改革的重大迈步，以审判为中心不是一般的改革问题，不是司法机关内部的改革问题，也不是司法技术的改革问题，更不是司法权力再分配的改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

除监察委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外，还有诸多“革命性”的大动作。不仅改革了司法体制，还耗费大量精力纠正过去多年尤其是周永康时期的错误，平反了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诸多冤假错案。

说到底，司法领域问题的源头，仍然是官僚。所以“革命性”动作对准的，也是庞大的官僚系统。意欲实现的，便是“为民做主”、最大限度纾解民怨、民怒。此一点，从正在酝酿的公安系统改革便不难看出。

2016年底，中国公安部网站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这是人民警察法实施20年来最大的一次修改。而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对于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管理新规。一前一后两份重磅文件，预示公安系统改革进入实操阶段。

“稳中求进”的政治文化

如果说核心之下的体制之变和司法领域的重大突破是2016年的“增量改革”，那么延续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与党建，则是“存量改革”。而且这样的“存量改革”，力度与广度丝毫不减。

尤其是十八届六中全会罕见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题并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份重量级文件，以及后续出台的对高级干部和退休老干部的严格规范，直接打破了外界关于反腐运动化的诸多质疑。

风物长宜放眼量，闯新路的同时，也要看到“老路”的必要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何导向的是一个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而苏联却最终走向解体？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邓小平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改革不“稳”可能带来的上下联动的混乱局面，故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压舱石。这样 “稳中求进”的思路，贯穿于中共政治发展的全过程，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与中国之求“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乱”。从英国脱欧开始，西方世界便形同一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总理伦齐辞职，凡此种种跌破常规的事件背后，是西方政治体制的全面溃败。而在可预见的2017年，这样的乱局与溃败还将继续。

放在更大范围来看，不管是“稳”还是“乱”，都不过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稳”可能导向“乱”，“乱”也可能孵化出“稳”。所以，2016中共捧出的这份年终答卷还未完成，而负责最后解答的，远不止于中国。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多维新闻FaceBook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