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在中国：不疯魔不成活

行为艺术，因其反叛性与先锋性的特质，不管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国际上，都曾制造出不少热门话题，一些行为艺术家也因此走进公众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行为艺术在中国大陆已走过三十年。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与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现代艺术档案（CMAA）合作，在这个节点组织举办了《中国行为艺术三十年文献展》。

行为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反映了当代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艺术与社会、世界、环境以及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变化，也体现了人们在多媒体环境和跨媒介合作下，新的精神状态和无边界的创作思维。

那么，行为艺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历经三十年的洗礼，目前又是怎样一种生态呢？

“妖魔”的形式哲学的深度

自从“行为艺术”这个词流行以后，许多人动辄将一切行为都称之为艺术，艺术家与策展人邱志杰曾对此有过一个形象的说法：把撒酒疯说成行为艺术同时也就等于把行为艺术说成撒酒疯，前者主要是暗中迎合了诬蔑前卫艺术以泄自己搞不通之愤的不可告人的快感，后者则通过有意贬低自己的工作来抬高自己的眼光和姿态。他的这种思考或解读，或许能给大众正确认识行为艺术指明一个方向。

然而，实际情况是，因为行为艺术本身蕴藏的丰富的可能性以及自带的先锋性，在行为艺术表演过程中往往会给普罗大众带来这样一种观感：疯癫、神经质、妖魔化等。而大众对行为艺术诸如此类的印象其实也并非空穴来风，往往会反问：行为艺术这种神经质的东西与艺术到底有多大关系？先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2013年春天，一组裸奔照片在网络上蹿红。两个月间，深夜中的北京望京街道，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裸奔的男子，或骑著小摩托，或扛着十字架，或抱着充气娃娃，因频频被路人拍照发上网，“裸奔哥”一时成了人们热议的对象。深夜、裸奔、充气娃娃、持续性……这些元素似乎无不昭示著这一行为的诡异与魔性。

时间再往前推，于1999年初，吴美纯、邱志杰在北京策划《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展览，首次出现用尸体为材料的艺术品。此后，顾振清策划《人和动物》系列展、栗宪庭策划《对伤害的迷恋》，从而令使用尸体和动物成为行为艺术中的显眼现象。这些元素的出现，曾被认为恶心与庸俗，挑战公众的容忍度与道德底线。

行为艺术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就像是一个小剧场戏剧，演出的内容多以讥讽社会的荒诞无厘头为主，演变到后来开始出现血腥暴力。行为艺术虽被冠以艺术之名，但在世俗观念中，这些不带任何美感的行为有违大众观感，甚至被称为耍流氓或者被唾弃。普通大众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对这种行为予以理解，大部分对其持庸俗与低劣的印象。尤其是有一部分行为艺术家确实试图用“龌龊”的手段来达到出名的目的，并借此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更坐实了观众的印象。

对此，有评论曾经尖锐地指出，有一种行为艺术叫“炒作”，认为任何艺术都应该达到审美的目的，应具有美感和积极向上的活力。这种观点，其批评指责所涉及的或许有悖于行为艺术本身的表达方式，但代表了当下社会一种不小的声音以及大众层面对行为艺术审美方面的诉求。

如果说行为艺术自诞生就自带的先锋性决定了它具有某种程度的出位性格，那么任何时代的艺术为了获得非常规的效果而偏执地进行某种超常创作似乎也可以理解，但总的来看，其实验艺术的情景往往消解了它的哲学情愫。行为艺术本身融入了对生命的思考，对人与时间、空间关系的把握，带有很深的哲学味道，但在大众眼中，“妖魔化”的形式对它的内涵造成了否定性的影响。

被标签化与后现代的属性

行为艺术不同于传统绘画、雕塑等仅由单个事物构成的艺术，它必须包含以下4项基本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

由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愈加明显，这就使得行为艺术同时具有后现代的属性。而后现代对当代人的精神冲击是全方位的，在思维理论层面上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意向，都在解构著当下的社会。

行为艺术在中国大陆30年的成长历史中，从最初的仪式化象征到今天的个人化体验，一直被排斥在正统的观念以外。与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行为艺术主体观念应该是艺术家自由的、必要的内在表达，而不应该是其他形式的献媚表演行为。尽管现代化使人由群体分裂为个体化原子后，渴望理解渴望突围，用极端的艺术形式与世界对话仍值得商榷。

从内容上来讲，裸露的身体及色情似乎是行为艺术的一个关键主题，表达的是对抗，是消解崇高，乌托邦的色彩也就比较浓重。可以说，每一个行为艺术都是一种仪式感的演绎，是所谓艺术家本人的仪式感。他们沉醉其中，为它疯癫、为它痴狂，颇有“不疯魔不成活”的味道。

他们不断地依靠触目惊心的行为刺激观众的神经，性交、吃死尸、吃屎、自残、自杀等一系列行为艺术表演犹如一项项极限运动给人们观看、谈论，而后又被瞬间遗忘。如今，行为艺术已变得越来越乏味、窘困。显然，单纯以艺术的名义去表达行为，削弱了思想的锋芒、直指的力量，只是在异质多样化上具备了后现代的属性，而更多的是自导自演的标签化。

与意识形态的不断纠缠

作为中国行为艺术家，运用行为来表达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愤懑，似乎最直接有力。1980年代前，受文革思想的长期压抑，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行为艺术没有合适的生存土壤。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自由思想的涌入，大众对行为艺术的态度变得相对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加剧烈，思想也更加多元，行为艺术的“挑衅性”对中国政府来讲，也越来越强。

当然，不可否认行为艺术中不乏一些正能量的作品，像蔡青展现中国复兴意象的《尘积与抹擦》、朱罡的《选择一个洞》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被主流社会文化所接受，但更多的是被政府与警察勒令停止的作品。

从原始社会时期的赤身裸体到以树皮兽皮为衣，被认为人类文明前进非常重要的一步。无疑，不管在当局还是大众来看，艺术家的行为都是对道德的挑战，也有伤风化，与社会弘扬的主旋律相悖。

中国大陆行为艺术的发展进程，一直伴随著有违政治、制度、道德指向的嫌疑。一方面是艺术家利用自己的行为来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政府感受到威胁及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被挑衅。一些行为艺术作品流产，多半是因与当下奉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相抵触。

目前的社会宽容度虽然较之以前有了不少松动，但如果挑战到国家的根基，对底层群众造成煽动性的影响，行为艺术多半不会顺利实施，“政治正确”在任何艺术中都需要践行。

中国的行为艺术家如果希望通过行为艺术来表达对社会制度、道德、灵魂的批判，求得普度众生之效，那么先超度自我以及思考“如何政治正确”，似乎很有必要。

现实中难产的经济效益

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画写实的画不成了改画抽象，抽象画不成了就改拍照片，照片拍不成就做装置，装置做不成就只有搞行为了。这里面虽然有玩笑的成分，却代表了美术界不少人的看法，也指出了行为艺术处于艺术圈食物链末端的尴尬与生存困境。

2016年9月21日晚，一位名叫孙少坤的年轻女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似乎可将之视为对行为艺术的终极演绎。在孙少坤去世后，媒体多以“抑郁症”陈述其因，但她生前的两位好友站出来反驳，指出孙并没有抑郁症的症状。随后，她的死被解释为与感情状态、对精神世界的极致追求以及生活的困顿有关。确切地讲，应该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困顿是避不开的焦点。

她的作品尽管被认为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也包含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方面的深度思考，但这没有给她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包括望京深夜“裸奔哥”厉槟源也表示自己并没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来源，生存对于他们来讲，的确是一个问题。在参观《中国行为艺术三十年文献展》时，本刊记者也曾和展览媒体部负责人谈到行为艺术本身的经济效益问题。对此该负责人表示，有些经典的行为艺术作品会通过出售图片的形式来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不过目前范围仍然很小，总的来讲，经济利益的实现，仍然是一个问题。

行为艺术的极致，不一定必然走向死亡，却诠释了行为艺术当下生存土壤的贫瘠。生命的艺术为何会沦于市场艺术的边缘呢？艺术市场化的当下，市场的作用愈加明显，艺术的价值冲突也由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和认识价值之间的冲突，转向了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之间的冲突。受众则可以从重要、值钱和好看这三个方面来评价艺术作品。不言而喻，值钱就是从经济角度作出的评价。鉴于行为艺术本身的特点，值钱的意味并不是那么显著。

再者，消费市场某种程度的媚俗心理，也渐渐丧失了对艺术真谛的坚持。而艺术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活跃领域，艺术作品的价值不能依据一般劳动量来衡量。观念的东西，与市场直接挂钩时，泡沫的活跃阈值则变相加大。一夜暴富或长久赤贫，对行为艺术家而言，早已司空见惯。

深谙此中真理，那么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和机械的社会里，行为艺术家坚守的究竟是什么呢？有圈内人士表示，行为艺术最根本的吸引力是体验，那么它也就具备短暂性的特征，短暂性本身就是对商品化的一种批判。

为行为艺术“正名”

艺术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活动形式，其价值可以分为认识、伦理和审美三个方面。在理想的情况下，艺术作品这三个方面的价值是可以统一的。就行为艺术而言，它的伦理价值和认识价值并不能被大众广泛地接受，且通常被认为过多地受到西方影响，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

针对这种观点，邱志杰曾尖锐地指出，把某些自己看不惯的中国艺术倾向说成是讨好西方的权力基本上是一种栽赃；行为艺术家的不要脸程度比起美术展览中那些歌功颂德的画，跟那些下县城搞笔会骗农民企业家血汗钱的美协老爷们相比，也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邱志杰的话，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加以阐释。不能忽略的是，行为艺术饱受诟病，也与快餐式消费和记忆的冲击有关。受众缺乏深度思考，消解了行为艺术所要引起的深刻反思。如果说，当行为艺术与意识形态相关时容易遭受到扼杀，是受其本身“出位”的行为影响，那么，一些艺术家出位的行为则是对其作品直指灵魂的观念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形式已盖过意义。

中国行为艺术家一直希望通过行为表演来启示人们对现行制度或伦理道德进行抨击，然而行为艺术家始终又不希望丢弃艺术家的身份，去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义凛然的斗士而战。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是平行的，它的交叉以及如何交叉，对行为艺术家本身也是一种更高形式与意义上的探索。

而仅靠一时的冲动行为，前景是暗淡的，留下的也只能是文不对题的极限挑战行为，毫无艺术可言。受众希望看到艺术家的不平则鸣，也希望能够借由艺术家的展示感受生命、体验来自于生命的直觉，用行为构建情境的艺术语言，从而去破解更深层次的观念。

“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曾表示，行为艺术多以探索人类身体和心灵的极限状态为内在线索，这是一个崇高定位。在还原行为艺术本来面目时，需要艺术家的自律；再者，受众可以指责一个作品的游戏不够好玩，却不必过多指责它缺乏理念，很多时候并不是缺乏理念，而是理念太多导致的“疯癫”。

对行为艺术崇高的求索，却在世俗世界生成的极致的精神孤独，这需要客观地看待，过度妖魔化自身和过度被妖魔化都有违艺术本来的面目。正如本次展览策展人朱青生在前言中提到的，我们在这里用文献的形式给予展示，目的是希望网友看到更多的行为艺术，了解行为艺术，然后再去判断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