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获释之后首个除夕密会周恩来

周恩来在溥仪特赦后第一个春节除夕的前一日接见溥仪和他在北京的全部直系亲属。周恩来为什么会提前一天安排晚宴，又与溥仪说了些什么？本文摘自《团结报》微信公众号“文史e家”，作者王庆祥，原题为《溥仪被特赦后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安排工作和生活》。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12月9日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公民生活。这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应在1960年1月27日（除夕日）至2月2日（正月初六）。然而，对溥仪来说，应把春节提前一天，这是因为周恩来决定在溥仪特赦后第一个春节除夕的前一日接见溥仪和他在京的全部直系亲属。他说就是要为爱新觉罗家族安排春节除夕晚宴，特意提前一天，是为了避免与家族自行安排的除夕晚宴相重叠，当代总理为前朝皇帝特别举行除夕晚宴，很有必要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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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把溥仪全家都请进了全国政协礼堂餐厅吃这顿年夜饭，就是要为特赦后的溥仪营造良好的家庭和家族环境。他对溥仪以及他的七叔载涛和弟妹们，也都有关怀和鼓励，令载沣的子女们既叹服，又感动，把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种种隔阂全消除了。爱新觉罗家族的新生，让溥仪由衷地感到振奋：七叔载涛已经74岁，身体健壮，语音洪亮，是满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妹韫和已参加街道托儿所的创办工作，二妹夫郑隤顗在北京市邮局基建处当工程师三妹韫颖和三妹夫郭布罗·润麒在东城区政协参加学习；四妹韫娴在故宫明清档案部做整理工作；五妹韫馨在饭店当会计，五妹夫万嘉熙在北京编译社当日文翻译；六妹韫娱夫妇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七妹韫欢在小学当教导主任；四弟溥任已是一位有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了。

七妹韫欢对大哥本来是有看法的。溥仪出关投敌那年，她只有10岁，此后再不曾见过大哥。长大以后，充满两耳的都是国人对大哥的唾骂之声，她不认这个大哥，视之为“奸贼”。周恩来敏感地觉察了潜藏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隔阂，为了这个家庭的团圆，总理决定亲自出面做工作。

周恩来还趁着载涛在场，当着溥仪的面再提起让溥仪“还得结婚”，而且还让七叔“给张罗张罗”，载涛则说“这一回就让他婚姻自由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作为当时最有资格代表爱新觉罗大家族的“族长”、溥仪兄妹之父辈的唯一亲人，载涛对这件事当然是特别关心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载涛就参与了溥仪大婚盛仪的筹备和举行事项。1931年8月25日“淑妃”文绣逃离静园，起诉离婚并索要扶养费，载涛又以斡旋之功，为“侄皇帝”操办了离婚事件。1942年8月13日，溥仪的“祥贵人”谭玉龄病逝，载涛作为承办丧礼大臣主持丧事。周恩来让载涛为溥仪“张罗”再婚，说明他深谙载涛的上述历史。载涛让溥仪“婚姻自由”，意思是希望溥仪能够赢得有别于历史的新姻缘。这实在是知情人之间妙不可言的对谈，含蕴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内容。这次接见以后，根据总理指示，统战部和政协领导做了许多工作，特赦人员的眷属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溥仪是第一个建立起新家庭的，自1957年与他那位“福贵人”离婚以后，重新获得了爱情。周恩来既说到溥仪的短处，又强调他的长处；既指明其他家族成员的优点，也不放过他们的不足。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思想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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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除夕晚宴”长达三个半小时，周恩来还在席间向溥仪本人征求了他对今后工作和生活安排的意见。

周恩来：今天和你谈谈，你愿意在工业部门吗？究竟哪一种更适宜？

溥仪：反正都是学习，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哪种适宜。

周恩来：学工业倒不难，车床活儿要看你的眼睛怎么样？

溥仪：眼睛戴700度近视。

周恩来：你过去喜欢化学还是物理？

溥仪：我什么也没学过，物理、化学完全不会。过去只学孔家店这一套。

周恩来：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嘛！

溥仪：那是我说，由我兄弟执笔写的。另外，阮振铎帮忙。

周恩来：那么，你的文学能力也不行吗？

溥仪：这恰恰能说明封建时代的特点。我小的时候贪玩不念书，老师也不敢管，后来长大了，简直就成了老师听学生的话。学《四书》、《五经》时，只念不讲，即使讲了，也不往心里去。虽然我从6岁一直念到17岁，但念得不行。英文学了3年也忘了，简单的话还能说。至于物理、化学，都没学。

周恩来：日文会不会？

溥仪：不会。溥杰会。

周恩来：你的身体怎样？要照顾你的身体。

溥仪：现在没什么病，在抚顺时检查过，仅有痔疮。

周恩来：（转对陪见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委员会主任马正信等人）给他找个医院，做一次全身检查。多活几年总好嘛！

溥仪：那当然！我现在新生了，希望多活几年，多给国家做事。

为了给溥仪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周恩来仔细询问了溥仪的身体状况，调查了他的文化知识基础，研读了他写的长篇自传，了解了他的兴趣和爱好，分析了他的历史身份和当前处境，调查研究，当面商讨。

北京市民政局建议：让溥仪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参加轻微劳动。

周恩来：这样安排不妥，如果让溥仪在故宫劳动，游人一定会包围他，那让他怎样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嘛！

溥仪：希望当个医生。原来在宫里，我就把医科作为“业余爱好”了，读过一些中医书籍，听过朱益藩师傅“进讲”中医、中药理论，考察过无数种类的中药或西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曾学过医，并参与医务室听诊、打针、量血压、针灸等实践，我感觉当医生是有把握的。

周恩来：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溥仪：其实也没读过太多的医书，主要是那时自己的身体不好，如果还照过去那样生活下去，我的生命也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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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想起了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那本以《我的前半生》为题目的自传文稿，就在家宴餐桌上说了出来。

周恩来：你写的东西有40多万字，因为总有事，我还没看完。春节后我要出去，现在先和你谈谈。与英、德、俄等国的皇帝、亲王相比，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你没有在回忆录中吹捧自己，而是暴露自己。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向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总理是从思想改造的角度评价溥仪那份自传文稿的，他认为，溥仪是世界上唯一接受了改造的君主，溥仪写的东西便是铁证。总理肯定了溥仪的改造，当面给予鼓励，同时又以“基础还不巩固”提醒他。总理认为，溥仪能够写出《我的前半生》自传文稿，“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问题”，这是“后几年的事”。溥仪在苏联囚居期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都不敢承认的一些罪行，却在《我的前半生》自传文稿中谈了出来，说明他在改造的后几年真进步了。

周恩来：你写的东西有价值，现已作为未定稿用4号字印了出来。送给你一本，你再改，改得完善些，改到在历史上、在世界上都能“站得住脚”。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总理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这部文稿，语气中充满了赞扬和肯定，认为它具有重要价值，把修改好这部文稿任务交给了溥仪。对于修改书稿，总理也提出了方向性的建议，要求溥仪首先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核实每一条材料，做到准确无误，更要有战斗精神。

溥仪：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要尽一切力量做好，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一定不辜负。

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人，第一个站出来肯定了那部《我的前半生》自传文稿的价值。周恩来客观地指出了那部自传文稿尚不是“比较完善的”，需要修改，直到改好，能够“站得住”为止。这就为后来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规定了明确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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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宴餐桌上，周恩来向每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让菜。溥仪是最不会客气的人，无论与什么大人物同席共宴，他都是那种唯我独尊的架势，或是皇帝的习惯难改吧！总理可不计较这些，他是说话为主，吃饭为辅。从哲学说到历史，又从努尔哈赤论及宣统，像一位历史学家，科学而公正地评说清朝历代皇帝的功过。周恩来又提到在座者无不尊崇的一个人物，那就是原醇亲王府的家长载沣。总理对这位统治中国达3个年头的清末监国摄政王，作出了公正而全面的评价。

周恩来说：慈禧太后出于“垂帘听政”的需要，选定一个3岁的孩子溥仪承继光绪皇帝，并连带把无心从政的27岁的载沣推上了监国摄政王的高位，这段史实当然不应由载沣负责。载沣执政期间，忠于清朝，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非某位个人的过错。载沣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是好的，其间他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并不主张以武力对抗革命，也不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难得的是，载沣在民国以后始终不曾参与遗老们复辟清王朝的活动。作为政治家和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处在日伪统治下的载沣并不屈从日本人的劝诱，（总理面对溥仪）你到东北去，他是反对的，不同意的！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在醇王府内废除封建的思想，能够随着历史发展而进步。直到民国时代载沣仍在王府内实行烦琐的清朝旧礼，新中国成立后他却立即废除了封建礼节，可见其思想是开通的，随着历史而进步。载沣是位难得的满文专家，国学底子也很深厚，又是清末民初以至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对天文学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既可以在文史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又可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创造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如果不是他已经瘫痪在床，本来想见见你父亲，要请他出来安排一定工作的。后来听说他有病，没见着，他就故去了。载沣一方面学习科学，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医药科学，相信命运却不相信中医或西医，有病不治，有药不吃，结果吃了大亏，使本来可以治好或减轻的病迅速恶化，1951年2月3日去世了，只活了68岁，实在是很可惜的。

听完总理这番话，溥仪的眼角上悬着晶莹的泪珠，大家都很激动。

溥仪很真诚，急于要把周恩来总理接见、谈话和年前午餐的欢乐场景写信告诉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金源，并在信中记述了当时的热烈场面和激动心情。也不等过完大年，正月初四（1960年1月31日）就把信寄出了。信中写道：

我们的周总理在政务百忙中，在政协礼堂接见了我和我的家族：有我的七叔载涛、四弟金友之（即溥任）、我的六个妹妹。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一同进餐。当我进入政协礼堂时，周总理已在那里等着我们，总理健壮的身体，慈祥和蔼的面容，父母般的关怀与殷切问话的情景，深深印入我的脑子里，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总理对我的家族说我的学习很进步，说他看见了我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又说：“你能够用革命精神向封建宣战，能够把你们家里头的老家底全抖落出来，这很不简单。你们（指我的家族）也许受不了。你们应当向他学习，你们可别扯他后腿。”在午饭时，总理又和我及我的家族说了不少勉励的话，可以说对我家族每个人的教育都是很大的，不能不使我感动得流了好几次眼泪。

安排既定，周恩来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打了招呼，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把这意见转达给北京植物园。当时确定，在北京植物园劳动一年，半日劳动，半日学习，为照顾溥仪的身体，劳动时间还可缩短。周日休息，活动自由，最好能隔一个星期安排他进城看看，探亲或购物。他的生活遇到困难，要及时给予补助。这个春节对溥仪来说真是意义非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