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信仰需求 宗教复兴后现代化维度

自上世纪末起，全球宗教在历经低潮和沉寂后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复兴态势，宗教信徒总数及所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令宗教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加。而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宗教也呈现出复兴的端倪，其原因既有国际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也是中国社会转型需要的反映。

自上世纪末起，全球宗教在历经低潮和沉寂后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复兴态势。（图源：VCG）

新一波宗教复兴浪潮

近代以来，宗教面临著诸多挑战和冲击。科学及其背后的理智主义促使世界袪魅（disenchantment），理性逐渐取代神明的位置成为被信仰的对象，而旧的各种宗教顺理成章被认为是人类“不成熟状态”的标志之一。民国时期，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站在这种现代性的角度看待宗教，他们拒绝把宗教作为解释世界的变量，要求取消宗教，或者提倡用美育代替宗教。但是，随著科学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宗教并没有倒在理性之刃下，反而有了复兴的态势。

《国际宣教研究公报》（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2015年第1期的统计表明，从1970年到2000年，全世界信仰各类宗教的人数从36.914亿增加到61.28亿。十五年后，2015年全球人口73.25亿，全世界信仰各类宗教的人数64.94亿，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88.66%（2007年时为85.77%，1997年时为81%）；非宗教信仰人数达8.31亿，其中不可知论者6.95亿、无神论者1.36亿。

皮尤研究所（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底发表的报告更为惊人，通过对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宗教和公共生活”的研究发现，在全球69亿人口中，包括成人、儿童在内58亿人有各自的宗教归属，约占总人口的84%；在全世界近3/4人口生活的国度中，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

在中国本土，据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以及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做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到2012年间，中国成年人中信仰道教的人口比例从0.2%升至0.54%；信仰天主教者从2008年的0.1%上升到2012年的0.41%；信仰佛教者从2010年的5.5%激增为2012年的6.75%。

自2005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教授、刘仲宇教授主导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调查，调查人数高达4,500人。结果显示，16岁以上的中国人中有宗教信仰者占31.4%，由此保守推算，中国的信教人口至少有3亿人。

以上数据显示了宗教复兴的基本事实，然而界定宗教复兴的标准不只依赖于数据，复兴并不单纯意味着教徒或宗教组织在绝对数量上的增长。事实上，宗教的显要性和说服力也正在日益增强。这表现在，宗教信念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日见重要，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官方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而且这一复兴正在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面对宗教复兴，人们无法笼统地为其寻找原因。就中国而言，导致宗教复兴的原因虽然繁多，背后其实都伴随著中国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和传统社会的解构。换言之，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才是近几年中国宗教复兴的根本原因。

传统宗族社会的解体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最主要特征。以城市化为表象特征的现代化过程，意味着城市会不断地吞噬农村空间，不仅占据农村的土地，同时也会吞噬扎根于农村的传统农耕文化，使传统文化面临被现代化解构的命运。因此，伴随著传统文化的解构，由此带来的信仰荒漠化问题从农村蔓延到城市，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在扎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信仰体系中，一直有着祖先崇拜的朴素共识。《礼记?曲礼》中所讲“士祭其先”，即指中国先秦时期基层社会的祖先崇拜。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中的祠堂、宗子、族田、谱系都是祖先崇拜所外化的基层制度。同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这种基层制度也促使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形成了若干节日祭祀祖先的传统。可见，这种信仰体系实际上已经具足了大部分宗教条件，拥有明确的信仰神明、固定的祭祀仪轨、稳定的信众，实为一种民间准宗教。

这种长期形成的民间信仰，逐渐养成了中国人“上无愧祖先，下不负子孙”的传承观念，但城市化让这种信仰变得脆弱不堪。伴随著“造城”运动严重吞噬农村土地，产生于农村的民间信仰的基础正在逐步瓦解。事实上，著名作家贾平凹在长篇小说《秦腔》中已经表达了对传统信仰文化衰落的担忧。他笔下的夏氏家族即从农村的宗族社会中分离而出，最终子女不孝、兄弟失和。这种传统价值观和准宗教信仰的缺失，为宗教填补信仰真空创造了条件，这也成为中国宗教复兴的原因之一。

就中国而言，导致宗教复兴的原因虽然繁多，背后其实都伴随著中国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和传统社会的解构。（图源：VCG）

社会阶层的分化

既然提到社会转型，就不得不说发韧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界定。也正因此，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处在一个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当中。

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分化态势不断加剧，社会分化的内涵也更为丰富。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与职业和技术等级相关的经济分层形态开始形成，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一致化倾向，主观等级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之间有距离，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各个阶层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平衡，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的群体，对社会的满意度也呈现两极态势。

1997年，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中国19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0.28，到1995年是0.38，90年代末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这表明中国民众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针对这种状况，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定型为两极化的社会结构。

定型化的结果就是阶层的固化，越是相对低阶层的人群，阶层晋升的速度越慢。比如一个普通白领的收入以年10%的速度在增长，然而相对上一层的阶层很可能已经增长了30%，甚至更多。很多人非常努力地试图进入中产阶级，然后发现往上走的阶段可望而不可及—以为离中产的梦想越来越近，最后发现却是越来越远。

而底层民众的生存现实更是严峻，在农村，稍微富足的家庭都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以期为孩子赢得阶层晋升的可能，而家境贫寒者根本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走出困境。面对社会两极化程度的加剧，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在心理上出现越发严重的失衡倾向，却又无法从社会中获得有效弥补的方式。

这就直接导致政府权能和社会威信力的削弱，以及政权合法性认同的流失。政府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无法将失利阶层聚合在一起。获得感缺失、认同感下降、自我定位失焦，让这些人陷入深度焦虑，自然也成为宗教复兴的另一原因。

“熟人社会”的解体

除此之外，伴随著社会转型，旧有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比较典型的是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

熟人社会也可以被解读为关系社会或人情社会，这在中国的欠发达地区较为普遍，特别是在以血亲和宗族为纽带的乡村和小城镇，熟人社会无处不在。熟人社会虽存在明显弊端，但它在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即“熟人好办事”。这种对捷径的依赖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人们习惯于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也谙熟其中的隐形法则，可以说熟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能带给人们一种安全感。

但是随著市场经济的渗透，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城郊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转而进入城市，在此过程中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原本的熟人社会关系网遭到了瓦解，新的陌生人社会的契约关系之网将这些人牢牢绑缚。

生人社会拒绝所谓的人情和关系，相对地注重公平，但也显得更加冷漠。在生人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里追求圆满，而并不过分在意公共人际关系的经营，这让很多从熟人社会分离出来的人一时无法适应，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安全感的丧失。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对于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渴望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宗教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求。宗教的某些观念或思想为那些被生存焦虑所困扰的人群指明了生活的意义。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宗教所关注的是生活中那些无法予以科学解释的非理性问题，宗教观念涉及的是心理作用中的认知功能。它试图对日常生活中未知事物产生的原因作出解答，消除人们由于无知而产生的生活焦虑。这也为中国的宗教复兴提供了心理基础。

当下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转型中传统社会解构后，人们获得感、安全感缺失和心理边缘化的现实需要。(图源：VCG）

边缘化群体的心理构建

城市化加快了中国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和规模。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在中国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结构让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而相应的公共服务支出也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虽然近年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人的城镇化”治理理念，以期让城市化过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对平等的福利，但是农村居民在诸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待遇与城市居民依然相差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在2004年就曾表示：“农民工子女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城市孩子的种种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这种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他强调要警惕农民工子女心理边缘化的倾向。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宗教信徒低龄化的原因。

低龄化的宗教信徒意味着未来中国社会的新生儿中，父母信教比例的扩大，也表示中国未来宗教复兴势头将愈加明显。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无法获得平等待遇以及尊重，他们也可能会去寻求宗教的帮助，心理边缘化，为他们提供了接受宗教的现实条件。

当下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转型中传统社会解构后，人们获得感、安全感缺失和心理边缘化的现实需要。

传统社会的解构，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已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现象，而这种后现代现象，意味着人们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正逐步被撕裂，进而在人们的心理中形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此时，宗教正扮演着“弥合者”的角色，用特有的弥赛亚式的情怀，给予人们在转型时期难以得到的人文关怀。

诚然，在历史上，宗教确实扮演了一些政治职能，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今天中国的宗教复兴之势已不宜作过多的政治解读，它更多地反映出社会后现代化过程中的大众心理构建，反映出人们对生活压力的释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