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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治港体系必须深入根植“四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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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一年的中共政治话语体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四个意识”可以说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但在香港,特别是在治港体系的某些机构或个人,恐怕还未能透彻认识“四个意识”的意义,还未能联系本港实际,将“四个意识”在治港工作中落到实处。有人肤浅认为这就是在围绕习近平构建新权力体系,有人甚至认为这又是共产党的陈词滥调,还有人则认为这些说法和实行“两制”的香港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四个意识”的提出当然有围绕习近平构建新权力体系的意义,这一点毫无争议,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去年被正式确立,已经就此给出了明确注释。但是,如果认为“四个意识”就是共产党的陈词滥调,或者认为“四个意识”和香港没有任何关系,就大错特错了。

中共政治局常委承担着最大权力,习近平是这领导力的核心(图源:Reuters/VCG)

“四个意识”标志着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改革发展,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必然会被纳入这个过程。而对于治港体系,特别是对中央派驻治港机构以及就要产生的新一届港府执政团队而言,他们要么是中央授权治港机构,在身份上代表了中央,要么是经由选举过程后受中央委任治理香港,对香港这个中央政府辖下特别行政区的700万市民负责,对这些治港机构或官员而言,深入认识并掌握“四个意识”的意涵,将“四个意识”和治理香港的工作实际相结合,便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四个意识”中的政治意识居于首要地位。政治意识之于香港的关键,就是要全面准确地落实“一国两制”。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得到了有效落实,但实施过程并不顺利。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人将“两制”错误理解为香港民主制度抵制内地专制制度的屏障,在否定内地制度的基础上进而否定“一国”,产生了激进本土和港独;另一个,则是在治港体系内,总有一些人认识不到“两制”下多元政治表达的合法性。这些人在“左”的思想主导下管制香港,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性;有些人无视香港的政治结构和民意分布,将本可以团结的群体排斥出统战范围;有些甚至将内地的官僚主义恶习搬到香港,指手画脚,深度干预《基本法》授权港人处理的内部事务,让不少港人开始对“两制”产生怀疑。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达到极致,占中、旺角骚乱、立法会宣誓风波、香港社会撕裂、陆港矛盾升级等,都是这些错误思想或行为的后果。

这些都违背了“一国两制”精神,是没有政治意识的表现。所以,在治港问题上强化政治意识,除了要在“一国”的层面继续坚决反对港独,遏制激进本土,还有就是在“两制”的层面要把港人治港落到实处,要提高香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具体到最近备受关注的特首选举,就是不要设置那些根本没必要的红灯绿灯,或是下指导棋。特首人选也要坚持问题导向的标准,在立场、能力、魄力等维度审视,既要坚持一国两制,反对港独,又要能团结包括泛民在内的香港主流社会,解决香港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同时还要有政治担当精神。太过强烈的斗争性格,或是治理能力不足、缺乏担当意识者,都不是合适人选。

“四个意识”中的大局意识,主要是指抛弃集团或个人私利,站在大局上想事情、看问题。具体到治理香港实际,大局意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香港社会稳定繁荣的大局,一个是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大局。

坦白而言,就香港目前贫富分化的现实,以及利益多元状态下不同诉求间尖锐对立的现状,要在社会各群体间达成共识,实现香港稳定繁荣的第一个大局,对所有治港体系都是极大挑战。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因为两种制度的对接试验前所未有,两种政治文化的冲突在本质上具有不可调和的一面,再加上两地间这些年积累的矛盾冲突无法得到缓释,构建陆港两地良好关系的第二个大局也会面临诸多困难。但也正因为其难,才越发体现了“大局意识”的必要性。在大局意识上,香港和内地民众都要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治港体系的反思和调整。治港体系代表了中央,即便是港府管治团队,也是经由中央批准任命。所以治港体系内的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应该有任何私利,而是必须以中央的治港政策为指针,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出发,从维护香港与内地及中央政府关系的大局出发,来想事情、看问题、做工作。

香港市民集会反“港独”撑释法(图源:Getty/VCG)

“四个意识”中的核心意识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为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要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其二为党中央是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要维护中央权威;其三为习近平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要维护习近平的威信。联系到治港工作实际,相应的核心意识就是治港必须坚持中共党的领导,必须将中央治港政策、将习近平的治港思想在治港工作中落到实处,以此来维护中央权威、维护习近平的威信。中央的治港政策、习近平的治港思想是什么?就是贯彻一国两制要坚持的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过去多年,中央在治国上的一个困境,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在香港更是天高皇帝远,成了一些人或机构的法外之地,导致一国两制的实施被扭曲变形,产生了很多问题,制造了很多矛盾,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治港坚持党的领导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并不矛盾。中共是中国唯一执政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对治港工作的领导,是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的限制性规定,在“一国”框架内透过“两制”方式落实。治港体系链接中央与香港的职责就体现在这里,所以就需要它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智慧,土皇帝心态或者偏执于一端,都无法胜任。

“四个意识”中的看齐意识,具体到治港工作的实际,就是要向中央治港政策看齐,向习近平的治港思想看齐。为什么要向中央治港政策看齐、向习近平的治港思想看齐?除了上述已经说明的核心因素,还因为治港体系的某些机构或个人,还未能做到向中央看齐、向习近平看齐。

比如,结合这些年治港工作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从香港政治结构和民意分布出发,因应港独泛滥的趋势,中央治港政策正在进行方向性调整。张德江2016年代表习近平到香港听泛民意见、本刊用“爱国爱港”定性泛民、部分泛民人士回乡证破冰、孙春兰加入中央治港团队、梁振英宣布放弃竞选等,都说明统战已被纳入习近奔驰港思想,港独才是政治敌人。但是一些机构或个人,依旧将泛民视为政敌,不愿意放低姿态和泛民和解、团结泛民。再比如,中央同时批准林郑月娥和曾俊华辞职,也没有就其他候选人给出倾向性建议,已经表明了在特首人选上的态度,是想要透过“赛马”把真正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放到特首位置,并没有锁定谁或否定谁,但有些机构或个人依旧依据惯性思维设置红灯绿灯,下指导棋,这也是明显缺乏看齐意识。而缺乏看齐意识,就必然会偏离中央治港政策和习近奔驰港思想,必然会造成“一国两制”在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变形,就无法解决香港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和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也就无法构建香港社会稳定繁荣以及陆港关系和谐共处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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