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人治遗风不断 中共司法改革在路上

“聂树斌无罪…”这五个字刺痛着72岁的聂母张焕枝，苦候公正21载，这一刻禁不住老泪纵横，其中甜苦交杂，不足为外人道。21年前的误判，令她痛失年仅20岁的儿子。2016年12月2日，她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前，向记者说句：“最大的胜利是法治的胜利。”古谚说“三折肱而成良医”，21年来锲而不舍为儿子追求公道，张焕枝早成深知体制弊病的“法律专家”。这位专家说要感谢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正因聂案定案，在在见证中国司法改革之成果。

聂案冤深仅冰山一角 枉渎纷沓显制度积弊

聂案是“当代洗冤录”的典型一例。案件始起1994年8月，女工康菊花于河北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被杀，警方于9月23日拘捕聂树斌。聂于9月28日认罪；但被捕至认罪间五日的询问笔录无故缺失。聂何故认罪？当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刊通讯说：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心战，这个狡猾的犯罪分子终于交代了其犯罪事实；11月30日，河北省《社会治安报》刊通讯说，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聂树斌招供了。那消失的五天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是“攻心战”？什么是“强大政治攻势”？你懂的。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于翌年3月3日以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却是没有律师资格的张景和。不公开审理案件下，法院于3月15日即判处聂死刑。聂不服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死刑判决。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秘密枪决，当时他才20岁。

若非聂母与刑警郑成月廿多年来择善固执，聂树斌恐无洗冤之日。郑成月是首先质疑玉米地奸杀案是另有真凶的刑警；昭雪当日，他也在宾馆内的电视机前落下男儿泪。2005年，干犯多宗重案的王书金被捕后，向郑成月供认数宗案件；其中，包括“凶手”已然“伏法”的玉米地案。郑成月执意捅破这件“一案两凶”的疑案，覆查旧卷。自此，开启了一段对中国法治建设极为讽刺的剧情：奸杀犯极力认罪，公安、检察、法庭极力为奸杀犯脱罪。

据报道称，在背后阻止、拖延重审玉米地案的，正是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而张越此举，据悉是为保护牵涉案件、而早已高升的政法系统盟友。政法委牵头下的“公（安）检（察）法（院）联合办案”模式的弊病显露无遗；更令人质疑背后是否涉及权力勾当。

聂案只是“当代洗冤录”的云云冤死案例之一，“公检法”只知互相配合，不知相互监察的问题，直接动摇了社会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兼之，法庭财政受同级政府扼控、法官考绩由官员决定，不但难保独立，甚至不得不向政府体制靠拢。乃至形成“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的所谓“传统”。法院的上级机构、法院外的权力机关、经济单位、乃至有势力持分者，都可能影响法官审判的独立性。更甚者，大陆的体制式贪腐在这制度下亦甚易波及于司法体系，大法官违法犯罪事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涉严重违纪），更是难以杜绝。

早于2002年，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问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现在我们20多万法官中，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只有15万左右，有近5万名法官并不在审判岗位。这是最高法院统计的，我估计不在审判岗位的法官人数还要多。很难想象，人数众多的不审案的‘法官’如何能获得物质和身份上的保障？”肖扬此问，不少百姓心中自有答案，纵使这答案未必反映全部事实，却切实反映社会如何看待中共治下的司法体系。

司法改革关系现代化 迎难而上破外界成见

中共深知问题严重，但要改革亦非易事。就此，习近平曾于2016年3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中言及：“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改革问题，已是当代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司法改革相对经济改革，起步较慢。然而，也是经济发展带动法制改革起步。九十年代初，法庭须处理的案件数量急增，“案多人少”困扰司法体系。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定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确定司法改革以保障人权为本的发展方向。中共其后于1996年循此方向修改刑事诉讼法，又于翌年的十五大确立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司法改革。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则始起于1999年。中共在此年正式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同年又发布首份《五年改革纲要》（即“一五改革纲要”）。可惜的是，自“一五”至“三五”的三轮司法改革以来，司法体系备受内部、外部干预问题仍然严重。

2014年，中共于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其后因应《决定》修订“四五改革纲要”，并于2015年2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并以之为新版本“四五改革纲要”。自是，习近奔驰下的新一轮法治改革，正式开展。

新修订“四五改革纲要”公布以来，各项目推动雷厉风行；若说2015年是播种期，则2016年已进入收成的第一阶段。四五改革纲要以审判权运行为中心，将改革从前三轮以“司法工作机制”为重心，向本轮以“司法体制”为重心推进。对外，力求实现宪法第123及12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令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对内，力求厘清法院内部的“审判权”、“审判管理权”与“审判监督权”，确立上下各级法院的权责，特别是约束上级法院透过审批程序影响法官独立判断。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审判的程序公义不受到法院体系内外势力影响，做到十八大三中全会要求的“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整体措施方面，改革面广度深，包个7个大项、65个小项，涵盖法院组织的外在制度环境、法院的组织层面及法官层面。第一大项“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特别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与第二大项“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特别是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等即与重审聂树斌案直接相关。其余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国务院已于去年9月发布《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等，渐见成效，更可说是破了外界对中国人“不懂法”的认知。

2016年11月，改革力度更是令外界瞩目。先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中央办公厅“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的消息，即北京、山西、浙江三地试点成立监察委员会，紧随其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提出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一前一后的红头文件，设立了形态特殊、相对独立的两个委员会。一个由人大直接设立且拥有强势、高效的监察权，一个具有司法责任和专业审查能力，被司法系统内部人士看作司法责任追究的双重保障。

官僚人治遗风依然 司法改革任重道远

然而，维权律师相继被捕及岁末的雷洋案等等，显示改革任重道远。加之中国有着积重难返的官僚土壤和人治遗风，所以即便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冤假错案仍不断涌现。仅中共十八大至今所平反的冤假错案，已经为数甚众。从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到赵氏叔侄案、畲祥林案，每一起冤案看似不同，促成冤案发生的因果历程却惊人相似。在命案必破要求的指引下，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加之政法委牵头，公检法联合办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以形成有效监督制约，只能相互背书，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保护，行政干预司法等等，如此怎能不发生冤案？

进一步追本溯源，这样的冤文化背后暗合着历史逻辑下的必然性。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人治官僚文化浸染着整个民族。虽然在近代民主共和浪潮下，君主专制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封建人治官僚文化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封建残余渗入官僚及司法系统，固然在特定时期巩固了政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公检法体系长期充满人治逻辑和斗争思维。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片尾，市长马文斌对县长郑重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李雪莲的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领导能力，也没有提高；我们驾驭和引导事情的水平，还是那样一个水平。还是那三个成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还有“防微杜渐”和“因小失大”。

对意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来说，也需要学会防微杜渐，避免因小失大。尤其是在普罗大众司法正义要求不断增长、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不断遭遇挑战的今天，任何微小的疏忽和纰漏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何况形势比人强。既然时代的大趋势已经从人治和官僚转向人权、公平、正义，那么中共各级官吏若一味逆势而行，不能转变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心态，千里之堤终将毁于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