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 亨廷顿10年前就预测到了

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一生成就斐然，而他2004年所著的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族群融合的问题与国家认同的危机》则以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的视角，指出了大规模拉丁裔移民将对美国构成的文化威胁——而文化认同的颠覆，则将指向身份认同的空前危机。号称移民社会的美国为何没有将这些亨廷顿口中的“散居者”同化？我们特别节选了这本书的部分相关章节与大家一起分享。

同化：现在还算成功吗？

美国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也是一个将移民及其下一代融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国家。正如米尔顿·高登在他精辟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移民的同化与否，取决于他们接纳移入国社会的文化型态（称为“文化适应”）、进入移入国社会的“群体与制度的网络或社会结构”、与移入国社会的人们通婚（称为“融合”）、以及与移入国社会发展出具排他性的“群体意识”，这四项指标的程度高低。此外，移民的同化也需要美国人经过三个阶段的接纳过程：没有歧视、没有偏见、没有价值-权力的冲突。

不同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始终还没有完成。但总的来说，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同化，尤其是文化上的同化，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可能是最伟大的美国成就。它使得美国得以在人口上有所扩充，占据整个大陆，并借由亿万个奉献己力、充满活力、企图心十足、以及有才干的人民，发展出其经济规模。这些人全心全意地信奉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与美国信念价值，从而帮助美国成为国际上的强权。

在这项其他社会难以比拟的成就中存在着一个内含的协议，即彼得·赛林斯所称的“同化，美国风格”。赛林斯指出，根据这个内含的理解，移民若欣然接受英语是他们的国语、以美国认同为傲、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并依循着“新教伦理”（亦即做一个自食其力、辛勤工作且道德正直的人）而活的话，便能为美国社会所接纳。虽然每个人对这项“协议”的诠释可能各有不同，但协议的原则正是 1960 年代之前千万移民得以美国化的核心。

同化的第一个关键步骤便是让移民及其子孙接受美国社会的价值与文化。高登认为，移民逐渐进入“一个由各种群体与机构所构成的次社会网络，这个已经固定成形的网络是由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更广泛来说是由新教文化所建构出来的。早已存在的盎格鲁-萨克逊制度、英语的普及、再加上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人口数上的绝对优势，都让这样的结果无可避免……

与其说这是一个不带偏袒的大熔炉，加入了来自所有移民的各种不同文化型态；实际上所发生的，比较像是后来移民的特定文化，被转化后加入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型态中。”除了“少数极为封闭的圈地”之外，第二代移民经历了“对美国本土文化价值几近完全的文化适应过程（虽然不必然包括结构上的同化）。”

威尔·赫伯在其 1955 年的著作当中也有同样的结论。他说，“认为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包括当族裔成员成为美国人时的自我形象──是将族裔元素的组合或综合融入美国人的构成，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人的自我形象，仍然是独立之初就存在的盎格鲁-美国人典型……我们文化同化过程基本上与我们的语言发展近似──这里那里加点外来字，有一些形式上的修正，但仍旧彻彻底底且毫无疑问的是英语。形容此一过程的适当隐喻并不是“大熔炉”，而是乔治·司徒华所说的“转化炉”，是将外来元素每次一点点地加入炉中，这些元素不仅被融化，还大大地变质转化，而且并不会如原本所预期般地明显改变最初的物质。”

或者，就如先前提过的隐喻，这些元素混入蕃茄汤里，让汤更加美味，却又不会影响到汤头。这便是美国文化同化的历史。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美国是个移民与同化的国家，而所谓同化就是美国化。但如今的移民已异于过往；与同化相关的制度与过程也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美国也变得不同了。伟大的美国成就史可能要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同化的来源

在过去，有许多因素有助于移民融入美国社会：

．大部分移民来自文化背景与美国文化类似或相容的欧洲社会。

．移民涉及自我抉择；移民必须愿意面对移民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移民一般会愿意成为美国人。

．不愿意让接受美国价值、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移民会回到自己的母国。

．移民来自许多国家，历史上并没有任何时候有单一国家或单一语言具有主导地位。

．移民散居于全美各地，并没有单一移民群体在任何地区或主要城市形成多数人口。

．移民并非持续不断的，无论是就整体或个别来源国而言，都是时而暂停时而受到限制的。

．移民在美国参与的战争中为国奋战并牺牲。

．美国人拥有一个共享、相当明确且高度正面的美国认同概念，并创造出若干活动、制度与政策以促进移进的美国化。

1965 年之后，上述的这些因素不是荡然无存、就是不再像从前那样明确了。对于目前移民的同化过程因而可能变得更为缓慢、更为不完全、或有别于早先移民的同化过程。同化已经不再必然是美国化了。对于墨西哥裔及其他西语裔移民的同化更是问题丛生。他们的移民对美国形成了空前的问题。

改变中的环境

二十世纪末期冷战结束、苏联崩解、大量的国家采行民主制度，再加上以全球化为名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投资、运输与通讯，大幅度地改变美国的外在环境，并对美国认同造成至少三项重大的影响。

首先，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崩解不仅让美国失去了唯一的敌人，也让它在历史上首度缺乏一个清晰的“他者”印象可以借此定位自己。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信念中的自由与民主原则构成了美国认同的中心要素。美国与欧洲观察家经常将这些信念要素比喻为“美国例外主义”，然而现在，特殊主义成了普世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再也没有其他世俗的意识型态能够如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样再度挑战民主制度。

其次，因为美国当前之商业、学术、专业、媒体、非营利组织与政治菁英对国际事务的高度参与，并且将自己、个人兴趣与自我认同定位在超越国界、全球的组织、网络与目标，相对就减少了他们的国家认同色彩。如我们所见，比起一般依然维持高度国家认同感的民众，有些美国菁英倾向于彰显自己的次国家认同，他们更愿意展现自己的跨国认同。

第三，因为意识型态不再是认同的主要归属，文化便成了认同感的重要来源。拥有双重认同、双重忠诚以及双重国籍的人数日益增多，增加了海外散居者的数量与其重要性。海外散居者是跨两国或跨多国的文化社群，并且视其中一国为其祖国。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移民族裔团体在美国社会中提倡自己的利益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当前的移民能够更容易与其祖国人民维持联系、互动、以及通讯，并将自己定位为某一支离散族群的成员。此外，如今这些海外散居者的祖国政府也将其视为资金与其他支援的关键来源，并期待能透过他们来影响其居住国的政府。因此，他们提倡扩张、动员其散居者，甚至予以制度化。

在 2001 年以前缺乏明显的“他者”、民主制度的普及化、社会菁英的去国家化、以及散居者的兴起，均模糊了国家认同与跨国认同的界线。

拥抱爱国情操的大众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中，爱国主义仍然普及且兴盛。尽管这样的情况令菁英们失望，大部分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依然是爱国者并且深深地认同自己的国家。美国人一向是最贯彻爱国主义且最愿意为国家奉献的民族，但是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仍因为种族与出生地不同而有所差异。

大多数的美国人宣称自己是爱国者并且表现出对国家的强烈骄傲。一项在 1991 年的调查中，当被问到“身为一个美国人，你有多觉得骄傲？”有 96％ 的美国人回答“非常骄傲”或是“相当骄傲”。1994 年，在回答同样问题时，86％ 的人觉得身为美国人是“非常”或“极度”骄傲。1996 年，人们被问到“身为美国人这件事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0 代表完全不重要，10 代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45％ 的人选择 10，38％ 选择 6 到 9 之间的数字，2％ 的人选择 0。2001 年九一一攻击事件无法而且也没有撼动如此高程度的爱国宣言。2002 年 9 月，91％ 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极度”或“非常”骄傲能够身为美国人。

美国人对国家认同的程度似乎直到二十世纪末以前都在持续上升。当被问到哪一个是他们“最重要的”所属地——如乡镇、州或区域、国家整体，北美洲或是世界整体─——选择美国的美国人在 1981 至 1982 年是 16.4％， 1990 至 1991 年是 29.6％，1995 至 1997 年则是39.3％。相较于全球所有国家人民在国家认同上所增加的平均值为 5.6％、已开发国家的平均值为 3.4％，这 22.9％ 的增加率使得美国遥遥领先。尽管少数美国的企业与知识菁英倾向于认同全球整体并且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公民”，整体而言美国人对国家的承诺是越来越强。

海外散居者、外国政府与美国政治

最近数十年间，散居者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争议、高加索山麓区的和平问题、对马其顿的承认、对克罗埃西亚的支持、对南非的制裁、对非洲大陆的援助、对海地事务的干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北爱尔兰独立问题、以及以色列与其邻国间关系的政策。符合散居者期待的政策有时可能会切合广大的国家利益，如受到争议的北约东扩；但是这样的政策更经常会牺牲美国国家利益并且损害美国与其长期盟友间的关系。

当散居者完全认同于其祖国时，这样的情况更难以避免；如埃利·维瑟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例子：“我支持以色列，就这样。我认同以色列，就这样。当我不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从来不曾抨击、不曾批评以色列。……犹太人的角色就是要和自己的族人站在一起。”

汤尼·史密斯表示，研究发现，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散居者之“组织性的领导受到外国政府强烈的影响，并且可能会采取与美国在该地区之政策或利益相反的立场”，同时不愿意“在世界上任何与其相关之地区的事务上做出退让，也不容许在这些事务上有其他声音比他们更具权威性。”

散居者宣称有权主导美国有关其祖国地区的政策；如此观点的基础在于其祖国利益与美国利益间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冲突。如已遭判刑的以色列间谍强纳森．波拉德所言：“我从来不认为以色列的获利会造成美国的损失。怎么可能呢？”

因为提供竞选所需的资金与人力予其盟友，并且极力阻挠反对其政策之候选人，散居者可以左右国会的选举结果，并进而影响国会议事。犹太散居者的政治行动因为在 1982 年的选举中击败了众议员保罗·芬迪雷（伊利诺州共和党员），以及在 1984 年令参议员查尔斯．帕西（伊利诺州共和党员）落选而声名大噪。芬迪雷是众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中东小组的资深共和党员，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帕西则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赞成将 F-15 战机卖给沙乌地阿拉伯。

2002 年，犹太散居者团体也发挥了关键影响力，使得曾为巴勒斯坦与阿拉伯议题背书的众议员厄尔·希利尔德（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员）与辛西亚·麦金尼（乔治亚州民主党员）在改选的党内初选中遭到重挫。美国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在 1996 年令两位被归类为最支持土耳其的众议员落选——吉姆·邦恩（奥勒冈州共和党员）与葛瑞格·雷福林（德州民主党员）——同样也受到一些瞩目。邦恩的对手达莲娜·胡雷赞扬该委员会“为了使我获选而发动全国性的竞选活动”。

以色列、亚美尼亚、希腊、波兰和印度等国显然受惠于美国少数有地位、富裕且能够影响舆论的散居者。反对这些祖国的国家通常会面临失败的结果。不过，其他逐年增加且来源分歧的移民者也在美国繁衍其离散社群的数量并增加其实际和潜在性的政治力量。因此，美国海外“敌对祖国”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为内部“敌对散居群体”之间的冲突。

一位阿拉伯裔美国人领袖形容 2002 年乔治亚州的选区竞争是“一场小小的中东代理战争”。这些在美国境内海外散居者间所打的“代理战争”，是他们争取让美国影响双方祖国间实际战争的政治角力的明证，亦是散居者与其祖国政府能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程度之证据。当散居者的来源越来越多元，代理战争同样地也会越来越多、性质也越趋分歧。一场特别激烈的冲突发生在 1996 年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选举。这是一场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之间的竞赛，而非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选战。

每一位候选人均热烈地诉诸于一个散居者组织。印裔美国人共捐献了约 15 万美元给赖瑞·普瑞斯勒的竞选团队，因为他支持限制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武输出。巴基斯坦裔美国人也提供了相等金额给他的对手。普瑞斯勒的败选让伊斯兰马巴德大肆庆祝，而新德里则是郁郁寡欢。2003 年，同样的集结和结果也发生在印裔美国人包比·金道竞选路易斯安纳州州长的失败上。他收到印度人和印裔美国人的热烈支持，也受到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的强烈抵制，他们贡献了庞大的金援给他的对手。

阿拉伯裔美国人与穆斯林美国人数量的增加，与两者逐年提高的政治参与度，同样也对犹太散居者在美国中东政策上的运筹帷幄造成挑战。在 2002 年民主党于乔治亚州的初选上，长久以来支持巴勒斯坦议题的现任众议员辛西亚·麦金尼“收到来自全国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政治献金”，包括“具有崇高地位的律师、医师与企业家”，但也收到其他来自“遭联邦调查局怀疑可能与恐怖分子有关者”的捐献。

麦金尼的对手，丹妮丝·马偕特因为受到“乔治亚州以外犹太人”的帮助，成功筹募到一百一十万美元的献金，几乎是麦金尼的两倍。因为还有其他问题缠身，麦金尼最后以 42 比 58％（此处数字标识有问题）的支持度落败。不过根据《经济学人》在两年前针对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力正在成长的报导：“相较于其假想敌，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力量比较有组织且资金来源较充沛。但至少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假想敌——这对美国政治而言确实是一项转变。”

美国政治逐渐成为散居者与其祖国政府试图主导美国政策以符合祖国利益的竞技场。加上其他国家与其散居者族群的参与，让这场在国会山庄的战争延烧至全国各地的选区；一股无可避免的动能已经在运作。美国在全球政治上的权力越大，外国政府与其散居者越希望影响美国的政策；当美国的国家利益无法与输出人民到此地的国家相符时，它越没有能力去清楚界定并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