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领导地位 工人阶级回归中共官方语境

当“工人阶级”这个政治词汇重新回归到中国大陆的官方语境中，随之而来让舆论困惑的是——中共重提“旧话”究竟是要做什么？

北京时间2月6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召开第三十二次小组会议，并一次性地通过了12个文件，其中一份叫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让舆论颇感意外。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此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会议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观察人士称，“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又称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在1990年代就已经淡出了中共官方语言体系，“商品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后，同时也释放了官方维系十几年的“革命性”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体系。令人不解的是，在“阶层”渐次替代“阶级”已近20年时间后，现在中共重提“工人阶级”，是在释放“一场新的革命信号”还是“重新结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的“卷土重来”。

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图源：中国科学院）

混淆不清的“工人阶级”

中共党史上，在中共内部明确达成了“依靠工人阶级取得最后城市革命”的共识后，也意味着同时将农民阶级放置到革命的次要位置。而中共确实在1949年建政后，有意放大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关注中共政治体系的研究人士称，中共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解决如何准确地区分“工人阶级”和“产业工人”，以及“无产阶级”的概念，“工人阶级的术语没有一致的解释，主要依赖个人的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来理解。”

中共在1949年后明确地表述，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脑力工作，也属于无产阶级。但在1960年代末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中，却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最低等的社会阶层）”。

这种混淆不清的“工人阶级”概念，在1990年代末，被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渐次冲淡，大量的产业工人在历经几个轮次的“改革”后，先是“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其后是历经“下岗（变相失业）”、“失业”，最后失去的是“整个阶级的存在”。

按照中共秉持的马克思理论——“工人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了、通过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使得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也被消灭了。”

革命的对立面“消失”，也必然引发“工人阶级”的消失——但产业工人却依然存在。

在凭借户籍标明身份的中国大陆，1990年代“农民工”的出现亦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社会名词——户籍与工作性质的迭加，形成一个新的语言词汇——只不过，与政治已无关联性。没人会否认，大量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

分析人士称，无论中共重提“工人阶级”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变得异常尴尬——是先破除户籍的限制，还是将农民工划归到“工人阶级”之外，都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

“工人阶级”的地位再次回归到“国家的领导阶层”（图源：VCG）

“被忽略”的橄榄型社会

“深改组”会议上，中共最高层再提“工人阶级”的地位再次回归到“国家的领导阶层”。

中国改革向何处去？舆论一时无法给出预判性的解读。

此前，中共淡化了“阶级”概念的同时，“阶层”一词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构成的表述。“经济建设”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程中，构建“橄榄型社会”的概念也渐渐成为中国社会认同度颇感的概念。

有观点认为，中共在又一次论述“改革”的重要性时，与其单纯地表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如在谋划中产阶层的数量上投入更多的关注。

从经济学到社会学，“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比“倒金字塔型”要稳定的多，而中产阶层的形成虽然与“工人阶级有国家领导阶层地位”并无逻辑性关联，但政治地位源于经济收入的法则依然是当下人类社会公认的社会法则之一。

有大陆学者称，中国向“橄榄型社会”的过渡是一种必然。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中也提到了“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分析人士称，中共在政治上给予“工人阶层”曾经的地位，释放的政治信号虽然明确，但却无法让人理解。在中共改革的日程表中，关于政治改革的方向，重点显然并不应该是“工人阶级”重新执掌权力。而从经济层面看，工人阶层最需要的是在收入方面的提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