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中国的转身 “援外”改革有何玄机

近日，中共召开了深改组第三十二次小组会议，同此前的深改组会议一样，涉及多达九个方面的改革，亦出台不少文件，包括意识形态、科技、对外工作等方面。

有观察者注意到，此次会议通过了四个有关对外工作的《意见》，称要加强中共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深改组表示“要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改进援外资金和项目管理，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

上述观察者指出，此举可视为中共打造国际关系发展新思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剖析其内在原因，或也有助于理解中国日渐主动的对外姿态。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2011年出台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说，中国援外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旨在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其后在2014年的白皮书中又加上改善民生、加强区域合作等相关表述。

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在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包括“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等在内的“援外八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宗旨。

以“八项原则”为内核的援外准则，被中国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曾数有提及。大力援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好，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而相应地，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声望也日益提高，最终被“抬进了”联合国。

但如今，这样的援外战略在中国内外都遇到挑战和质疑。虽然1995年时，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曾提出“经贸大战略”改革援外框架，可目前的种种问题似乎表明，中国的援外战略布局仍需进一步调整。

比如在中国国内，援外就呈现出一种官、民之间的身份尴尬。于官方而言，援外是一种必要的对外关系组成，有利于发展国内经济，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方面也好处多多；而在民间，则多有声音指责中国像“土豪”一样四处散财，不如专注于国内建设，特别是每有免除重债国家的债务时，总有纷纷争议。

类似的认知差异消耗了中国政府对内的公信力，助长了社会不满。

而在国外，近来也常有受援国当地爆发反华运动的消息，其中固然有一些不可控因素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但自身的援外工作成效也该作出反思，“正确义利观”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或机制缺陷带来的自生性问题，是否对差异众多的落地环境缺乏足够灵活的应变。

回看深改组的表述，“要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改进援外资金和项目管理，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由此正可反推，目前中国的援外工作在战略布局上存在缺陷，在资金和项目管理上有漏洞，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有弊病，在综合效应层面有缺失。

这一系列问题叠加，使中国的“正确义利观”在落地过程中打了折，在中国越发主动，希望在世界上展现自信的当下，作为走出去的“一条腿”，对外援助的改革也许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