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中央权威 “讲政治”的时代演变

六中之后，十九大之前，习近平用一篇信息量十足的讲话在北京再次掀起中共“讲政治”的高潮。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省部级高官学习研讨班，该研讨班旨在于中共高官中贯彻六中的党建主题，习近平在开班式上作了讲话，“讲政治”三字贯穿始终。

讲话中，习近平开篇即明确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那么所谓的“讲政治”究竟是什么呢？

即非“老调重弹” 也非“极左回潮”

习从五个层面对“讲政治”作出阐释。其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其二，集中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相一致；其三，需增强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其四，中共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其五，高级干部须以身作则严格自律。

这五个层面具有逻辑上的连续性，构成了习近平口中“讲政治”的具体方向。

而在开班式举行的次日，2月1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即作了报道，并且配发两篇评论员文章，其中一篇以“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为题，指出“讲政治不是老调重弹，更不是‘文革’中搞的极左政治，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中共党媒的这篇文章意味十足，在“讲政治”渐成官方高频词汇后，不可避免地在外部和内部产生一些质疑或讨论，特别是习近平把“讲政治”视作中共发展的根本路径，党报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充当了某种舆论前导，对“讲政治”引发的几种主要质疑进行了回应，比如“老调重弹”，比如“极左回潮”。

如此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目前中共的“讲政治”既不是“老调重弹”，又不是“极左回潮”，那么该如何定义概括呢，更进一步讲，中共眼中的“政治”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种必要的解惑，应当看到，中共的政治话语有一定的排他性，从外部视角去直观感受，常会产生难以理解的表述或歧义，其中的原因有体制、汉语等自身因素的独特性导致的理解隔阂，也有意识形态差别带来的天然偏见等，这就使得在更广泛的世界性政治语境中，中共的政治语言常常并不具有很高的说服力或合理性。

而所谓的“讲政治”无疑同样面临此类问题，尽管习近平作了五个层面的阐述，但属于内容的明确，实际上中共从未对“讲政治”有过确切的官方定义。

“萧规曹随”后的剧变

从毛泽东开始，“讲政治”便是中共革命、执政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是政治斗争，同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同党内“走资派”……上述党报提到的“极左政治”，便是某一阶段政治极端化的表现。

及至邓小平，政治中的斗争意味稍息，中共转向敞开国门搁置争议，兼容并蓄搞发展，这一时期的“讲政治”和经济发展互为意义构成，前后两者在内涵与要求上是相同的。

再到江、胡时代，“萧规曹随”，基本遵循邓小平的执政思路，江泽民有“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胡锦涛有“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虽然表述上存些许差别，但整个时代对于“讲政治”的定位与邓小平时期是一贯而下的。

习近平上任后出现变化，一个突出特点是整党整风再次成为中共的执政主要内容之一，其地位和力度提升到了与经济发展等同的地步。而随着党建的抬升，中共开始对党内诸多弊病做出清理修正，“讲政治”的内容自此一转，成为习近平口中的“维护党中央权威”等五个层面。

于是可以看到，“讲政治”在中共的语境中从来不是唯一指向的，它总是随时代的特征而变化，党报如此表达道，“讲政治的目的在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共同奋斗”，而中共的意志有时代演变性，“讲政治”自然也随着改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共的“政治”比通常意义要丰富的多，不简单是统治行为和治理方式，也非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而是包含上述概念的更为形而上的东西——某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随着中国社会和中共自身的发展要求而调整，“讲政治”便是要跟上调整，服从调整，执行调整。

由是，此番习近平对于省部级高官的训诫，正是对新时期下对中共思维模式的再明确，在两会和十九大之前，将其视为吹响某种“冲锋号”，或许有助于直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