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四年内先后执掌四大中央局

邓小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备受重用。四年内，先后出任四个中央局书记，同时还兼任多个军政要职，这是独一无二的。本文摘自2014年第7期《党史博采：纪实版》，作者水新营，原题为《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出任四个中央局书记始末》。

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解放战争时期，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先后设立了多个中央局。这些中央局负责领导本大区所辖各分局、区党委及省、市委的工作，对本大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也在政治上代表党中央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间，邓小平先后出任四个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西南局）书记（或第一书记），同时还兼任多个军政要职。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四个中央局领导下的战略区人口总数近3亿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大半。任职期间，邓小平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出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

1945年8月20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常委；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等21人为委员；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区委。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担任中央局书记一职。抗战后期，邓小平曾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当时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留延安）。晋冀鲁豫军区同时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晋冀鲁豫解放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0余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国民党军队不断挑起局部战争。晋冀鲁豫解放区正处在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这个地区。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抢占华北，争夺东北”的战略部署，秘令阎锡山部入侵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妄图夺取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疏通其军队向北进攻的道路。

为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1945年8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晋冀鲁豫解放区首长自延安飞返太行，立即下定发起上党战役的决心。此役歼灭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3.5万余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又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上党、邯郸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信心，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对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堵住华北南大门，掩护我军向东北的战略展开，促进我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保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果实，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面进行大练兵和编组野战军；一面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11月11日至13日，邓小平作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区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统一全区财政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的战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实施“围剿”攻击。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一面进行战略防御，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从各方面为战略进攻作准备。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和苏北解放区的进攻，吸引敌人在新黄河以西以南布防，以迟滞其全面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了自国民党军队向南线解放区进攻以来，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陇海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敌军。之后，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初，刘邓大军在黄河南北大踏步机动作战，先后进行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鲁（台）、豫皖边、豫北、吕梁、汾孝等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这一系列战役，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东西交通干线，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路的美梦，支援和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回援陇海路。同时，也打乱了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迫使敌人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首次在豫北和晋南地区举行战略性反攻，破坏了敌人联系东西两战场枢纽地区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配合了山东、陕北解放区部队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也为我军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于5月15日在河北武安县冶陶村召开了大军南征会议，积极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作好各项准备。

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

鉴于中原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形势的发展，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间突破、逐鹿中原”的战略反攻部署。我军经略中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蒋介石南京政权，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迫使敌人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1947年5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原局，邓小平为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为中原局常委。这一次重新设立中原局，是同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恰恰是在解放战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进行的。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毛泽东为了扭转战局，决定在最困难的时候发起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的重任，首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担负。

6月3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余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正当刘伯承和邓小平考虑以何种方式挺进大别山时，7月29日，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等发出一封三个A级（最急的）极秘密的电报，指出：“现陕北甚为困难。”希望他们或有依托地大量歼敌或“直出大别山”，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刘伯承、邓小平收到电报后，感到尽管“直出大别山”确有极大的困难，但“直出大别山”关系战略全局乃至陕北的安危，必须尽早行动。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果断放弃原准备休整半个月的计划，于8月7日开始战略跃进。他们率部不畏艰险和不怕疲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轻装前行，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出一条血路，于8月27日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实现了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转移。

可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国民党迅速调集重兵进行围攻，形势极其严峻。刘邓大军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历尽艰辛，作出很大的牺牲，全军部队一度减员几乎近半。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仍十分顾全大局，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激励部队指战员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在中原局的领导下，刘邓大军迅即实施战略展开。经过艰苦斗争，到1947年11月下旬，一共歼敌3万余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站稳了脚跟。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需要，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确定中原局“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扩大的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谢富治、张际春、刘子久等12人为委员。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7个区党委。中原解放区人口约4500万。同时，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将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同时，陈毅仍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人民解放战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中原局的领导力量加强后，邓小平等领导中原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与此同时，还开展了以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加强财经工作、建设地方武装、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解放区建设工作。1948年6月6日，为了全面总结挺进中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干部的政策水平，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简称“六六指示”）。他从12个方面分析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所犯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尤其对大别山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提出了尖锐批评，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12条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解放区坚决执行中原局的指示，停止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认真纠正了土改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对“六六指示”给予了高度肯定，曾指出：“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扩大了的中原局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统领中原地区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党务事宜。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总揽全局。中央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也是考虑到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逐鹿中原的需要。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解放了中原地区大片土地，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为人民解放军同敌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共歼敌55.5万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淮海战役总前委改名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依然为书记。并指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标志着邓小平正式主持渡江作战并开始参与华东地区的党政工作。

2月28日，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领导抵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3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作出相应决定。会上，确定了华东局人事安排和管辖范围。华东局由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华东局管辖的范围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等省市（当时的江西先后划归华中局、中南局管辖），人口约1.5亿。

3月18日，邓小平与陈毅一道回到总前委所在地安徽肥东县撮镇瑶岗村。华东局机关也设于此。为便于协商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第二野战军指挥部于3月24日也迁至瑶岗村。这样集华东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以及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等多个重要职务于一身的邓小平，全面主持渡江作战主战场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统筹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这一时期，邓小平不仅要负责渡江战役，还要安排部署地方工作，工作十分繁忙。邓小平后来曾说：“1949年二三月期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得到批准。《纲要》约2500字，分为敌情、战役目的、敌情变化、处置方案、作战纲领、第一阶段作战部署等。40年后的1989年，他在一次会见二野老部下的谈话时还念念不忘：“渡江作战……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4月20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中集团第7、第9兵团率先发起强渡，国民党军队所谓由陆海空组成的长江“立体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次日晨，总前委向中央军委发出渡江成功的喜讯。21日晚，渡江部队之东、西集团在解放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乘坐成千上万只木船，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4月23日，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南京获得解放。

4月27日，邓小平率领华东局和总前委由瑶岗村启程，翌日中午进驻南京。5月7日，邓小平率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到达丹阳，进行上海战役的准备。按照毛泽东对解放上海提出的“慎重、缓进”的方针，邓小平把做好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放在首位。他和陈毅、刘伯承等人亲自给南下干部作报告，反复强调：接管上海工作的好坏，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狠抓军纪军风，亲自过问接管计划，坚决落实“入城守则”和“三大公约”。他十分重视加强华东财经工作领导班子，并亲自兼任财委书记，统管华东地区的经济工作。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5月26日，上海还没有完全解放，邓小平便率华东局机关和接收人员，冒雨乘火车进入硝烟未尽的上海。6月初，华东局和总前委移至上海办公。在上海解放以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邓小平等从当时上海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中抓住了打击金融投机、反封锁和争取党外人士支持等三个方面作为突破口，很快实现了上海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渡江战役前后，邓小平全面主持华东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不凡表现，进一步显现了他纵横捭阖、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在随后的日子，邓小平一方面主持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一方面根据中央的决定，积极筹划进军大西南各项事宜。

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蒋介石及其残部仍盘踞在祖国的大西南地区，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仍在继续。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万，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解放大西南战役，也就成了解放全国的关键一役。

关于第二野战军进军解放大西南，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949年5月23日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和第一、二、三、四野战军首长指示电中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还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并且明确：“小平须准备去四川”。7月14日，邓小平来到北平（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他数次交谈，一起筹划第二野战军等进军解放大西南的战役部署。

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南局，随后并内定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从7月开始，第二野战军主要是进行休整，做好进军大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思想动员过程中，大多数指战员都认识到进军大西南的重要意义。但是，一些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却滋长了“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以及叫苦叫累等不良倾向。邓小平认为，这种思想和倾向，对于二野进军和建设大西南以及本身进步，都有极大的妨害。为此，邓小平及时主持召开第二野战军前委会议专门进行研究，决定在进军动员的同时，立即在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中开展一个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思想的教育，着力从思想上解决畏难情绪，发扬继续革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解放和建设大西南。

在出席开国大典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大军开始挺进大西南。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后任命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常委；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陈赓、王维舟、张子意、周保中、李达、周兴、蔡树藩、周士第、王新亭、廖志高、陈锡联、谢富治、杨勇、苏振华、张霖之等21人为委员。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们肩负着统筹进军大西南和领导大西南的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11月1日，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主力等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多路进击。随后，各路大军铁流千里，势如破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队90余万人（含起义、投诚部队），解放了川、黔、滇、康四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盘踞大西南地区的美梦。

此时，西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地方土匪多，袍哥多，封建势力大；又是多民族聚居地，民族关系复杂，西藏尚未解放。国民党政权在其统治全面崩溃、节节败退之际，有计划地置留了大批武装力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反共救国军，进行土匪游击战争，妄图颠覆人民政权。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地方人民政权和经济恢复工作。

西南局作为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他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民主改革、文化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方面均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坚决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广泛发动各族群众，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在大西南地区初步营造了稳定的新局面。

邓小平在大西南的出色工作和卓越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多次称赞。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一份报告中称赞大西南剿匪工作“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很大”。并多次将邓小平的报告批转给各地学习。在这一时期，根据党中央的部署，邓小平等还担负起领导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他紧紧抓住和平解放这一中心，进行周密准备。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同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0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进入拉萨，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至此，中国大陆领土全部解放。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调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开启了他革命生涯中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