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谈八零年：朱德孙子之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性格。就像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描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世俗生活绝不雷同于七月王朝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中国的1980年代正是一个无比迷人的“十年”。她不再是旧时代的灰色调，也不是象征革命的激烈的红色，而是一幅五彩斑斓的浓烈的画卷。在今天看来，她影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走向，但又残留着曾经的那些纯净与质朴，成为很多人念念不忘的记忆。

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媒体、民间和学界纪念活动升温。回顾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得整个中国更加多元开放。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步入正轨的同时，亦有许多新旧观念相互冲突交锋，在当时，严打、公捕公判、流氓罪等等怪诞诡奇的规则法令层出不穷。如今来看，仍具有样本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转折点。十年“文革”浩劫尘埃落定，改革开放为这个社会带来了活力，僵化思维活跃起来，在短时间内冲垮了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然而，巨变的社会里，自由的空气下，“文革”打砸抢烧的无政府主义复发，造成全国性刑事案件高发，在此时，中共下决心进行“严打”。

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邓小平。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期间，红色家族的光环不再。根正苗红的“红三代”、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是便死于严打，被以“流氓罪”枪决时，朱国华年仅25岁。中共彼时的决心可见一斑。

这一场“从严从重”的司法风暴的影响延续至今，但诸多案件详情仍未解密。朱国华案件的曝光度有限，可查的资料显示，朱国华案从一审判决到二审判决只有三天。以流氓罪和强奸罪被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书称，朱国华强奸妇女8人，强奸未遂4人，玩弄妇女7人，猥亵6人。

此案后被反复提及，朱国华的显赫身世被外界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例子。 “严打是专政”并非是口号，实实在在的死刑大案亦比比皆是。却没有人意识到，事件的发展逐渐在惯性作用下偏离了可控范围。

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中共逮捕了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严打开始的第一年，便有2.4万人被判处死刑。

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不是离奇的故事，“流氓罪”更是一个典型的罪名。当时的刑法规定，流氓罪是指，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因为罪名的庞杂及模糊，被法律界称作“口袋罪”，也成为各地法律界的笑柄。

不独朱国华案，“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据当时报道，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中国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后一人。

“严打”在道义上有正当性，开始时得到民众的拥护，但经过诸多定性不准、工作粗糙的离奇死刑案后，人们才感觉到这种运动式执法似乎出了什么问题，进而研究调整政策。直至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

二十余年过去，这段历史仍值得警醒。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一轮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2016年底，中共最高法院与国安部等机构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内容包括“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

多位法学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意见出台将从根源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巨大进步。诚然，《意见》的出台是一剂改革良方，但能否在施药者——各级司法体系手中能否发挥效用，仍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