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陈伯钧都杀了人 毛泽东为何一杀一放

黄克功和陈伯钧两人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他们对中共的革命有功，第二，他们都曾杀人。然而最大的不同是，陈伯钧虽然杀了人，但被毛泽东放过，而黄克功则因杀人被法办。毛泽东为何做出两种不同的选择？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勇哥读史”，原题为《黄克功陈伯钧同是犯下杀人大罪 为何毛主席一杀一放？》。

先说陈伯钧的故事。

陈伯钧是四川达州人，13岁就投身学生运动，17岁就进入武汉黄埔军校。1927年8月，打算到江西南昌参加起义，半路上得知起义已经爆发，队伍已经转移，于是转而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就在井冈山时期，发生了一件谁也不愿看到的事情。1928年春天，任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的陈伯钧在擦拭一支缴获的手枪时，不小心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吕赤。

再说黄克功的故事。

黄克功是江西南康人，他参加革命时才16岁，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也曾受伤立功，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红军师团级干部。

1937年10月，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这件事在不但震惊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其影响还波及全中国。

有意思的是，这两起案件的肇事者，都犯下杀人大罪。可是，毛泽东的处理却完全不同。

对于陈伯钧，当陈伯钧被愤怒的士兵委员会的人扭送过来听候处置时，毛泽东和蔼地安抚士兵的情绪。

毛泽东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队长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武汉军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

最终，在毛泽东的劝导下，陈伯钧仅仅是受到象征性的惩罚。按陈士榘的回忆，陈伯钧被判打手心一百下。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在大家求情下结束了。

对于黄克功，毛泽东的处理就不像这样轻描淡写了。

当时，延安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延安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拿不定主意，写信给毛泽东，请示处理办法。

毛泽东亲笔回信，指示要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

毛泽东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为什么要坚持处决黄克功呢？毛泽东在信中给出了答案：“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在毛泽东看来，党员与红军成员犯了错误，必须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毛泽东还就黄克功案件，警醒全党全军队：“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同样是犯下杀人大罪，陈伯钧获得了毛泽东的宽宥，黄克功却最终被处决。

是什么原因呢？

分析一下，陈伯钧走火打死战友吕赤，确非有意而为。黄克功则是有心杀人。

陈伯钧打死的是红军战士，而非普通群众。如果陈伯钧打死的是普通群众，等待他的惩罚，绝对不可能这样轻轻松松。黄克功呢，他杀死的是无辜群众，情节极为恶劣。再加上，当时这起案件轰动陕甘边区乃至全国，当时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就以此进行炒作，说这是个共产党的“桃色新闻”。

所以，毛泽东以要为革命事业保存宝贵实力的理由，放过了陈伯钧。陈伯钧后来戴罪立功，功勋显著，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授勋上将军衔，证明没有白费毛泽东的一番苦心。

而黄克功自然难逃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