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转型正义 蔡英文追真相要追到底

日前于2月19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会议时表示，要强化台湾人权教育的重要性，当天更有日前因校庆运动会装扮纳粹而引争议的台湾新竹光复高中学生与会，然而尽管蔡英文依照“巴黎原则”设立了国家级人权委员会“不当党产调查委员会”，对“旁系”附随组织虽做盘点清查以求建立补偿机制，将救国团、妇联会等相关资料公诸于世，但若细数国际上转型正义司法制裁的措施，不少民间声音对于历史似乎依旧刻意采取遗忘态度，“过去都过去了，为何还要追杀？”，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之际，是不少人的疑惑。

根据《大屠杀与违反人性之罪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enocide and Crime against Humanity) 定义，转型正义指聚焦于一个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人权侵犯、大量暴行，或其他形式的重大社会创伤，包括大屠杀、内战所留下的遗留物，以建立一个更民主、正义或和平的未来。

转型正义的经典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德国清理威玛共和时期后期和纳粹的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以及南非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作为1994年前种族隔离时期的回溯性正义；但其实，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波罗的海三小国以及巴尔干半岛等国，都曾针对苏联统治时期以及塞尔维亚帝国，所造就对当地人民的迫害，在调查后做出行政补偿，更清算加害人罪责。

1997年，学者琳兹和史蒂芬出版《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各种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欧洲》(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是转型正义处理了如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即曾对苏联时期做出清理，并且立法对当年苏联时期各组织勒令解散，甚至有所谓的“排除条款”，不允许任用当初在相关组织工作的人员，来除去苏联长期对该两国的影响；当然，那段时期也有不少抗议，尤以当地亲俄民众怒火最高，认为新任政府作为“赶尽杀绝”（这个用语在各个实行转型正义的国家都屡见不鲜），伤害了许多无辜文官或行政人员的生活与家人。

南非大法官萨克思曾说，“过去的不正义，如果处理只做一半；就像过去的自己，只认识了一半一般。”也因此南非宪法确认了回溯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原则，并在授权和保障下，1995年的民族统一与和解促进法案(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诞生，以特赦作为真相的换取，这份遗产更被视为许多欲实施转型正义国家的典范；然而，2008年南非陆续发生黑人仇恨报复案，也被许多人开始质疑，当年的措施是不是不够完整，才造成社会现象持续以私刑代替公法。

一般来说，尽管世人大多认为一个事件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然而根据国际法院对构成转型正义的行为者认定，还进一步区分出受益者、协助者、抵抗者、中立者、宣传者与抗拒者；台湾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大多则采取了“赔偿被害人但不追究加害人”的模式，放弃纽伦堡大审所奠定的国际转型正义的刑事诉追机制(criminal trial or criminal sanctions)，其实是违背了所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条约，以及忽视了受益者（因为就是自己）与协助者、中立者、宣传者的历史责任。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受害事件、不当党产追讨、中正纪念堂、陈文成命案、林义雄血案、海外黑名单平反、职业学生等案件，也就在那股“族群和解非常重要”、“何必对过去如此执着”的态度被刻意忽视了。

国际关系学者祖芭提契(Jelena Subotic)，2005年《被挟持的正义:国际规范的本国挪用》(Hijacked Justice: Domestic Appropri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当中提到转型正义落实的三大条件：一为社会政治与司法层面上，要有强大的民族共识；二则前政权势力必须处于弱势，对转型正义的运作不会有太大政治影响力；三来，国际和国家行动者要有所合作。唯有符合三个条件，转型正义才能取得成功。

这也是为何巴尔干半岛诸国至今国际犯罪裁判所(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ogosalvia，简称ICTY)至今仍在审理中，而民众也仍纠缠着前南斯拉夫屠杀和极权统治的过去，就因为前政权在政坛上仍掌握许多政要与民间影响力，与现在的国民党如出一彻。

其实，台湾选择刻意遗忘过去也不是独树一帜，西班牙、罗德西亚和乌拉圭都采取相似手段。也因此，在228事件七十年之际，蔡英文更该做的，是根据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条第3 款，以特别立法的模式处理加害者在人权侵害问题上的责任；并为求保障受害者与家属权利，更应将长期以国家安全知名的秘密档案早日解密，成为日后的人权教材。

彻底追查真相，这是转型正义的必要手段，不是所谓“追杀”更非“政治打压”，而是被海牙国际法庭视为惯例的，每个国家还给被害者的必要程序；否则，该国国内的族群撕裂将永远无法愈合。

转型正义不见得与民主有关系，而是一个政权转移后，对于前政权所留下的不正义做出补偿与回复，这也是为何中国二十几年来为何会有二二八纪念活动的缘起。

哲学家汉娜鄂兰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曾言，每个曾犯下罪行的人都不见得是坏人，但我们仍然要以对等原则，对加害人要求公道，才是真正对待每个公民该尽的责任。这也是为何学者米诺在〈治疗的希望：真调会能做什么?〉所言：“问题或许不在于太多真相，而是在于太少真相；真相总是不够或不足采信，以至于团体之间如此深的区分无法克服，成员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才会如此不同。”

从这种标准来看，蔡政府目前的作为，不将加害者诉诸国际仲裁，或许有实际执行上的难处。但蔡英文在2月23日接见海外返台的二二八事件受害者遗属时表示，“政府会带头调查真相、呈现真相，追究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改变‘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现状。这个使命，我们不会遗忘，也不会回避。”既然已有追查真相的承诺，就不能只是虎头蛇尾，但若只是消极地仅将历史作为人权教材，不仅是将历史轻放，更无法给被害者一个真正对等的交代。也只有追查出事件完全的真相，才能换来受难者与遗属们真正的和解与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