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上海来的篮协主席是一个隐喻

历史上没有哪位篮协主席会受到媒体与舆论如此集中的关注，更没有哪位退役篮球运动员会与“改革”一词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直到2月23日姚明成为新任中国篮协主席。

前不久，姚明刚刚在美国休斯顿丰田中心球馆见证了自己的球衣退役仪式；时间再往前推，他还入选了NBA的奈史密斯名人堂；此外，他还是中国男篮国家队的领袖，率队取得过中国男篮在奥运会、世锦赛等国际大赛上的最好成绩。这些都象征着姚明作为篮球运动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其实他在退役后成就同样不小，他的身份有姚老板、慈善家、体育形象大使，还有CBA联赛公司的副董事长。

关注中国篮球的人都知道，姚明自从趟了CBA的“浑水”，他为这个联赛付出了多少心血与努力。就像一些陆媒评论员的自问自答，为什么要把中国篮协一把手的位子交给姚明，难道千头万绪的CBA联赛还不够他忙的吗？

当然不够，高层寄予姚明的厚望，是整个中国篮球事业。自从2017年1月初传出国家体育总局有意让姚明出任篮协主席的消息后，中共党媒新华社就在第一时间撰文表示，“由姚明扛起改革大旗令人充满期待”。

当23日姚明上任的消息公布后，大陆媒体更是毫不吝啬的在报道标题中称姚明为“改革者”，称“姚主席”带来了“满满的想象空间”。国际媒体也普遍注意到了这位昔日体育明星的新身份与新使命，一家英国媒体与一家新加坡媒体的报道也都紧紧围绕“改革”展开。

准确的说，姚明此番的真正角色是“改革实施者”。一个多月前，体育总局曾给出中国篮协新掌门人的七点标准，一条一条套下来，全都符合的只有姚明一人。23日中国篮协举行的改选，篮协主席一职采用等额选举，也就是只有姚明一个候选人。篮协主席的“黄马褂”，就是冲着姚明来的。

那么，姚明是否是在“被迫”的情况下赶鸭子上架呢？当然不是，以姚明这些年来作为上海男篮老板的表现，以他担任CBA联赛公司的副董事长后为联赛种种奔忙的表现，以他在2016年牵头18家CBA俱乐部成立中职篮公司，不惜被斥为“想造篮协的反”、“太不尊重领导”的表现，你很难说姚明对于中国篮球没有一丁点更为宏达的抱负。成为篮协主席意味着他需要尽快将估值正在急速上升的上海男篮卖掉，如果不是“心中藏着一团火”，完全没必要做现在的选择。

这里强调在姚明的主观能动性之外，他更多作为一个执行者被推到了现在的位子，是想要说明：关于此次姚明的上任，篮协与篮管中心的“管办分离”，其中透露出有关改革的信息，以及对体育行业真刀真枪改造的国家意志，已经远远超过了谁来担任篮协主席本身。

有观点指出，中国体育在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你没法指望中国体育会自己革自己的命，没法指望篮管中心能自己剥离自己”。这盘棋的启动之所，一定是高到了“不胜寒”之处。

这就使得姚明担任篮协主席一事已经不仅仅关涉篮球，而是映射出“体育管理机制这道面积更大的难题”。各大陆媒在报道中都重点提及了篮协回归民间组织、篮管中心在市场化运营的事务上放手等等重大变革，但鲜有人提及，相比于改革启动更早的足球领域，此次的篮球的改革更为彻底，更加具有垂范作用。

中国足球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饱受假球黑哨等腐败行为的摧残，待到改革时，基础已然非常薄弱；再加上来自高层的重视，“兹事体大”，让足球领域的改革进入了一条“托着走”的稳妥改革之路，比如体育总局完全撤销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个行政机构，但并未让足协完全民间化，担任足协主席的蔡正华同时也拥有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体制内身份，而足协主席人选的产生过程也是“先由国家体育总局任命，然后召开全国足球代表大会走程序上任”。

篮协的改革则没有这种“藕断丝连”，主席不仅由“社会人士”担任，姚明也是“真正由第九届中国篮协代表大会投票产生的”。按照最新制定的篮协章程，姚明具有决策权、领导权和人事任免权，对决定握有一票否决权。同时，体育总局没有废掉篮管中心，而是作为总局下属的行政机构，负责篮协管辖范围之外的某些协调、保障工作。

正如中共党媒“侠客岛”所说，在这个意义上，篮球的改革“也是中国改革非常生动而又具体的一部分”。它甚至不光局限在体育管理机制的范畴内，而是对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多个行业、有类似问题的多个领域起到示范作用，向人们展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何打破固有利益圈层壁垒，转而实现“任用最专业、最合适的人，行政体制给予松绑、充分放权，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篮球事业冲到了改革的最前线，一方面是中国篮球在2000年之后的“机遇窗口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姚明这个人，他的专业、背景、经历、知识结构、人脉、影响力，都是不可复制的，“不是在中国体育的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姚明这样的角色”。网友中的一些“蛤丝”调侃姚明是“上海人去了北京当主席”，但“上海”的说法恰恰形成了某种符号隐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上海”代表着一种勇于开拓的探险家精神，代表着对标西方先进水准的质量保证，代表着能与世界充分融合的开放心态。这是作为篮协主席的姚明，将带给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育的宝贵财富。

当然，姚明出任篮协主席以及篮球改革的意义并不至于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整个中国体育改革方案的决策，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布局的层面。体育不再是一个国家权力机构，而是要涉及国民GDP（体育是全球公认的朝阳产业），青少年教育，国民幸福指数的宏达范畴，要完成、甚至是率先完成突破式跨越改革，从过去的金牌工厂转变为成工程和国家政策。

这就意味着，如果给姚明肩上的担子是“振兴中国篮球”，姚主席未来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就不光是篮球领域内的事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光是CBA20支联赛球队的存在方式和产权结构，就分成好几种类型。有上海、深圳、江苏这样的私有化球队；有北京北控、山东高速这样大国企的球队；有北京首钢这样的老国企球队（企业本身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有辽宁队这样仍然隶属于地方体育局（或者省体育学院）的球队；还有八一队这样的特殊体制球队。存在方式不同，决定了各个俱乐部的条件不同，诉求不同，推进改革的意愿也不同。即便是篮协主席，姚明能以一人之力解决产权结构和体制的差异化吗？能让CBA在短时间就成为NBA那样的职业联盟吗？

另一个例子可能更具典型性：中国球迷看多了NBA，常常为CBA年轻球员的培养揪心，感慨于美国球员都上大学，然后让NBA尽情挑选，人才源源不断；但在中国，大学生篮球由教育部管理，CBA专业篮球由体育总局管理，这两家单位一个是部级、一个是副部级，在现实中是壁垒森严、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独立系统。

也就是说，如果高层将篮协改革的最终目标指向“振兴中国篮球”，那么姚明面临的问题，必然涉及到协调不同领域资源、统筹不同行业事务。业内人士大多相信姚明有足够的决心、能力与智慧，但中国篮球的改革决不只是靠一个人就能轻易完成，篮球事业的发展也不是靠篮协一家的改革就能实现。

对此大陆体育评论员杨毅指出，中国的普遍问题是，“领导一拍脑袋的事儿太多，坚守程序正义的事儿太少；受社会舆论、政治影响左右的事儿太多，严格执行规则的事儿太少；出了事儿临时抱佛脚的事儿太多，事后亡羊补牢、完善规则的事儿太少；关在小屋里密谋的事儿太多，对社会公众透明的事儿太少”。姚明或许有力量对篮球之外的领域也造成些许的促进改革作用，但更多的时候，他只能“等”。篮球改革先行一步，但是必要的时候，姚明需要整个中国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思想意识的改变一并跟上，才不至于让自己面前总是横亘着无法逾越的“火焰山”。

上帝选择了这位“有大智慧的大块头”，但他的命运沉浮，依然掌握在浩浩汤汤的“历史大势”手中。好在姚明的优势在于他只有36岁，按照中国目前的规定，最多还能再干24年——这是姚明身上比“中国政协委员”要更宝贵的资源。

在职业生涯的“上半场”，姚明是中国八零后、九零后等一代人的青春期英雄。在“下半场”，伴随着中国深化改革中又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要为这一代人子女一代的青春期打造英雄了。他会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