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文革：毛泽东为何剑指杨余傅三人

文革中“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一直是十年文革中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史学界很多人期盼原始档案的解密或许能找到明确的答案，但即便有这样的原始档案，所记录的也必然是一套冠冕堂皇的“官话”，或者上纲上线罗织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其中的真相及其真实的原因，恐怕已永远成为历史谜语，让后人去猜吧。试问，整彭德怀的原始档案，整刘少奇的原始档案，整罗瑞卿的原始档案，整彭真的原始档案等等等等，你能从这些官样文章中找到他们挨整的真相及真实的原因吗？因此，还原中共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找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恐怕仅仅依靠官方留下来的原始档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靠一些分析和“猜测”。而有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于关键当事人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只要当事人不如实说出，是任何人都无法准确猜测到的，因此，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恐怕就会成为永远猜不破的谜语了。至于“杨、余、傅”事件是不是这样的历史谜语，就“玄”得很，因为无论打倒这三位将军的想法由谁提议，如果得不到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这件事是万万做不成的。那么，毛泽东同意和支持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否真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偏听偏信了林彪的谗言吗？恐怕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本文选自文史作者大海之声个人博客，作者大海之声。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发布命令，宣布：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这三位在军内担任如此要职的将军一夜之间被打入冷宫，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据有关资料披露，当天深夜的中央碰头会上，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杨成武的问题归纳为五条：一、杨成武拉拢余立金整吴法宪，两人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把空军的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二、杨成武批判罗瑞卿时掉了泪，说“可惜、可惜”；开会时又反对开除罗瑞卿的党籍。因此，林彪说：“杨成武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三、杨成武搞宗派主义，搞晋察冀“华北山头主义”。他写的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四、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利用北京两大派的矛盾，分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企图搞垮谢富治，篡夺北京市的领导权。五、杨成武在总参整了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楷的老婆，影响了林办的工作。

目前，关于杨、余、傅事件流传最广的资料，是邱会作文革后的说法，这里不妨一条一条梳理一下。

一，杨成武自作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这个主张未经林彪同意且一意孤行要报中央文革。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众所周知，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当初拱倒罗瑞卿时他很卖力，并取而代之，可见杨理应是林彪阵营的人。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林彪对杨的反感来自何方？是否来自于杨竟然敢擅自主张调离吴法宪这个为林坐镇空军的心腹爱将，企图让“外人”余立金来掌控空军？而杨的这个主意很可能是江青借助杨成武来插手军队的企图？如真的如此，林彪对杨成武的反感甚或必去之而后快的动机就顺理成章了；

二，杨成武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就杨成武女儿杨毅与余立金秘书单世充（有妇之夫，比杨毅大十几岁）生活丑闻问题产生了矛盾，杨成武和余立金一起搞吴法宪。杨成武女儿杨毅，文革中在《空军报》社工作，当时28岁未婚，后被下放到四川一个航校当干事，1972年1月29日自杀。单世充在文革后任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

杨成武女儿杨毅和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之间的私情，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儿女私情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绳，岂非有点搞笑？

三，杨成武接替罗瑞卿担任代总参谋长后，背后有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撑腰，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与毛泽东接触的也较多，进而不买林彪的帐。

那么，杨成武如此利令智昏，连罗瑞卿的教训都忘记了？

四，毛泽东对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

此条不能成立。关于1967年11月国内几家主要媒体发表杨成武署名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幕后问题，毛泽东是清楚的，并亲自过问过。他明明知道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始作俑者是林彪、吴法宪、叶群，文章署杨成武的名也是林彪的提议，杨成武是代人受过；而毛泽东未看杨成武送来的此文稿件就批给陈伯达、姚文元“酌处”，最后陈伯达又成了替罪羊，被毛泽东骂得狗血喷头。

五，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来了枕头。此说也算一个由头吧。对于“叛徒”问题，毛泽东的立场恐怕也是“信不信，路线分”吧？比如张春桥，就有人多次举报其历史上有“叛徒”问题，但毛泽东就是置之不理，而对于刘少奇的“叛徒”问题，尽管有捕风捉影之嫌，但挖地三尺，也要挖出个“真凭实据”，至于周恩来历史上的“伍豪”问题，毛泽东心里明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却拿捏时机，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拿周一把，总之，一切看政治需要。

六，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冲击钓鱼台”倒是实有其事。但根本不是什么“冲击”。事情真相早有记载“1968年2月的一天，傅崇碧受杨成武委托，查找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最后查出手稿经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之手，存入保密室了。他随即叫上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同行到达钓鱼台，刚坐稳江青就进门了，两人发生了直接冲突。这就是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事件。”至于江青是否借打倒杨成武顺手牵羊，借机将冒犯她的傅崇碧一块打倒，倒非常像江青的作派，但是否有详实史料证明？

七，1968年文年生（原广州军区副司令）专案突然暴出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总政主任）、傅祟碧“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这些问题都可能是造成毛泽东处理杨余傅宗派势力的因素。

即便有这样的消息，毛泽东也绝对不可能轻信。因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本经不起调查的。如果毛泽东对此事连调查也不调查，说明他根本视此说为儿戏。

如果上文中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杨成武五条罪状的事情属实，那么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打倒杨余傅，是林彪进一步清除他在军内全面夺权的障碍、排除异已、安插亲信的重要步骤。然而，人们也可清楚地看出，林彪为杨成武罗织的那些罪名，举凡“原则性”的，大抵都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莫须有”，而那些有事实依据的，却又是一些鸡零狗碎摆不上台面的“内讧”或磨擦。问题是，林彪一定要拱倒杨成武的原因，是否像他一定要拱倒罗瑞卿的原因一样，即杨成武试图摆脱林彪的掌控已经到达了和他公开叫板的程度了呢？恐怕还不能下这样的断语。但根据杨成武自己的说法，似乎又有这样的因素。陈虹在《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中披露了杨成武和林彪之间发生“磨擦”的这样一些事件：一，“当时各总部各军种的主要领导状况是：总参谋部是至关重要的部门，杨成武是代总长，还有几位副总长，在当时那样大动荡、大混乱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稳定的。机关里也没有分成保杨成武或反杨成武两大派组织。林彪感到这种形势对他篡军夺权不利，于是在1967年11月决定调温玉成任副总长，并指定他接管杨成武负责了十来年的作战系统。事后看来，林彪的这一决定，是他为夺总参的领导权而进行的组织准备。”

二，“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也是林彪、‘四人帮’不放心的地方。卫戍区司令员是傅崇碧，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是郑维山。林彪认为这两个地方的领导权，均未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对北京军区不放心，实际上是忌恨长期领导北京军区的聂荣臻元帅。他对聂老总是既恨又怕。”

三，杨成武1958年调到总参谋部任常务副总长，其时国防部长是彭德怀，总长是黄克诚。杨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彭黄被打倒以后，罗瑞卿当总长，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总参工作六、七年之久，1965年冬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后，在北京总参党委扩大会上杨讲到罗瑞卿同志时掉了眼泪，说“可惜了”。后在北京批判罗瑞卿同志的会议上，吴法宪、温玉成等提出要开除罗的党籍时，杨又表示不同意，所以林彪、江青一伙在说到杨成武是“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的同时，又称杨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四，“三二四事件”后，聂帅曾当面问林彪：“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杨成武封锁我，从来不到我这里，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五，林彪提出“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后，他叫杨不要给叶剑英元帅再送文件。杨请示周恩来总理，根据周总理指示“照送”文件给叶帅。

六，武汉“七二0事件”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毛主席随即要杨告诉周总理将陈再道接到北京，住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并要杨转告陈本人，毛主席关于他的问题的三点指示：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黄永胜的儿子把造反派引到京西宾馆，抓了宋任穷同志后，杨成武根据周总理指示派人去保护起来。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非常不满。

七，杨成武不赞成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夏天，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问杨成武有什么意见，杨坦率地说黄永胜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怕不合适。

毛主席南巡时对杨说，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我没有同意，我人都不认识。杨说，黄在长征前当过总部特务营长，在晋察冀时，犯过乱搞女人的错误，聂帅很严肃地批评过他。

八，1967年春，吴法宪在空军首次提出“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杨知道后对吴法宪、余立金说：“你们不要这样提，还是要以中央的提法为准。”后来余立金告诉杨，吴坚持他的提法，这个提法并在当年五一节正式见报；不久，空军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当时吴法宪不在京，余立金把文章送给杨看，杨只看了标题，就对余立金说：“最好不要用‘光辉榜样’的提法提林彪，那毛主席呢？如果要这样提，最好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余立金表示同意，并转告了吴法宪。后来听说吴又告诉了林彪。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1967年8月13日《解放军报》第四版上。吴法宪神气十足地说：“他杨成武不同意，文章还是发表了。”

九，1967年秋总参机关召开第四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闭幕口号中有“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句，因为此前毛主席同杨讲过“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的话，杨不便再呼这样的口号，引起也在主席台上的叶群不满，到了休息室，她拍拍胸，瞪着杨说：“杨代总长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没关系，他还是健康的，林彪同志的内脏都没有病。”

十，林彪要杨成武为叶群写抗战之前的入党证明，杨婉拒。

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从上述林彪和杨成武之间发生的各种龃龉来看，似乎每一种，都足以成为林彪扳倒杨成武、清除面前这一政治障碍的导火索，但其中哪一种理由能够足以取得毛泽东对林彪扳倒杨成武的支持，恐怕很难定夺。但我认为，恐怕第四条中林彪指责“杨成武封锁我，从来不到我这里，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才是林彪下决心扳倒杨成武的主要缘由，也是事关林彪政治命运的利害关系最大的因素。而毛泽东之所以支持林彪扳倒杨成武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其中。

众所周知，文革两年来，杨成武一直是毛泽东的随身信使，往往能在第一时间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最新信息。那么，作为毛泽东的随身“信使”或联络员，承担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呢？说得简单些，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传下去，将下面的情况传给毛泽东。一般而言，在文革之前，举凡毛泽东外出，承担毛泽东“信使”或联络员任务的，一般由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干部、秘书处负责人，特殊情况也有例外。如建国后为毛泽东承担联络员任务的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胡乔木、陈伯达、师哲、叶子龙、田家英等，甚至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是专为联系毛泽东外出交通事宜的。文革前，毛泽东基本在“二线”工作，且外出巡视调查情况等等都属常规工作范围，因而为毛泽东上下联络的任务也属常规工作，由毛泽东身边各种级别的秘书或警卫工作人员承担就可以了。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面对的却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因而作为毛泽东身边“信使”或联络员的人不仅身份特殊，而且地位微妙。那么，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呢？第一，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有几亿群众参加，尤其运动初期针对的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和党政机关，运动的方式、步骤、目标几乎全无具体设定，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尤其强烈且不可预测，随时都会出现极大的变数，整个运动就像一匹狂奔的野马，而这匹野马的缰绳实质上就牵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也就是说，运动怎么走，走到哪里，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怎样掌握方向等等，全凭毛泽东一人“法随口出”，也就是说，当毛泽东掌握着这场政治运动的绝对权力，成为惟一掌控运动全局的最高领导人时，为毛泽东承担“信使”和联络员任务的人，其特殊性、重要性也随之提升。我相信，杨成武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文革初期的重要的、甚至“首席”信使和联络员，固然和他的代总参谋长的身份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毛泽东对他特殊的信任。至于这信任从何而来，理应从杨对文革的拥护、“紧跟”而来，而杨又是如何通过“拥护”、“紧跟”而取得毛泽东特殊信任的，这就不得而知了；第二，作为毛泽东贴身“信使”、“联络员”身份及作用的特殊性、重要性，尤其来源于文革中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派系关系和人际关系。我们知道，文革初期在中共权力核心层至少有三大派系，一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派，即毛泽东在文革前匆匆培养扶植起来的“笔杆子”，一是以林彪为首的军队“毛派”，俗称毛泽东麾下的“枪杆子”，这两个派系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骨干力量，是毛泽东的左右臂膀；还有一派则是被打倒、被压制的保守派，即以党、政、军高层“老干部”为主体形成的派系。说保守派为首的是刘少奇，不太确切，因为刘少奇已被打倒；说周恩来是保守派为首的，也不确切，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个政治多面体，一方面，他鼎力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另一方面，他思想深处并不赞成以文革这种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一方面，他是党内多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调停人、平衡者，另一方面，由于他思想深处的保守倾向，导致他在多种允许的历史场合的“举手投足”之间，同情并向党内保守派的利益倾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能代表党内保守派的利益；这三大派系都有着自身的特殊的政治利益，即便江青、林彪两个政治集团在文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但各自的特殊政治利益又是不同的。而毛泽东在文革进程中任何具体的意图、部署、政策、举措，都会牵涉到这三大政治派系方方面面的利益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作为毛泽东的信使或联络人以什么途径和方式透露毛泽东传达的信息，他是否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有选择地向一部分人透露毛的想法，抑或向另一部分人隐瞒毛的想法，或者这位“信使”或联络员会根据自己和某一政治派系的特殊关系来取舍所透露的关于毛泽东的信息，这些都会引起各政治派系对毛泽东身边“信使”或联络员的高度关注；第三，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的讲话，其方式和性质是各种各样的，有正规场合中所下达的“指示”，有闲聊，有调侃，有开玩笑，有恶语相向，有深思熟虑后说出的话，有即兴发挥信口说来，有发牢骚，有隐喻，有讥讽，有言不由衷，有直抒胸臆，等等。更加难办的是，有些指示或讲话，毛泽东是明确告知传达给哪些人，传达到哪个范围，但相当多的讲话、“指示”，尤其是那些随口而出的话，包括调侃、开玩笑、闲聊、发牢骚、讥讽、隐喻等，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该传达还是不该传达，或该传达透露给哪些人或不该传达透露给哪些人，而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甚至有意让别人去猜，如果这样，他的“信使”或联络员就十分难办了，全凭着自己怎样猜测和揣摩毛泽东真实的意图来决定取舍。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往往汲及到对不同政治派系中领军人物的褒贬评价，则更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尤其这些领军人物正手握大权、炙手可热时，毛泽东的评价中每一个字都异常敏感，关于这些评价的信息要不要透露出去，向谁透露，是否可以向当事人透露，或者必须烂在肚里，这些毛泽东是不会“教”给他的联络人的，联络人只好凭着悟性自己去猜。而毛泽东对党内各个派系领军人物的评价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谓直接关系到他或他们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因此，各个政治派系希望从毛泽东身边的“信使”或联络人口中打探了解到毛泽东“言行举止”的更多信息，甚至竭力拉拢亲近毛泽东的“信使”和联络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见，杨成武当时的身份和处境十分微妙，他实质上是带着毛泽东的“指示”游走于各个政治派系之间，他能否八方讨好，左右逢源，抑或四面树敌，里外逢“怨”，就全凭他的悟性和聪明了。不仅如此，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作为毛泽东身边的联络人，最大的危险，就是领会错了“领袖”的意图，说了不该说的话，办了不该办的事，或者在向“领袖”反馈下面的情况时杂带了自己的“私货”——即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主观倾向有选择地反映情况，而这样的立场和主观倾向又和“领袖”的相左，那他的末日就到了。田家英的悲剧，恐怕就属于这一类吧。

但是，杨成武毕竟不是田家英，他有自己的聪明之处。比如，林彪一直把杨成武当成自己阵营的人，在林彪看来，杨成武理应将他在毛泽东身边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无一遗漏地告诉他。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杨成武的态度却显得十分“超然”和“暧昧”，根本不能如林彪所愿。

关于这个问题，陈虹在《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中为杨成武进行了辩解：“今天实事求是地说，林彪那时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全党唯一的副主席，林彪若真的要杨去汇报工作，杨成武不能不去。杨对林一向是尊重的，何况还有一个上下级观念和组织性问题。但是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杨成武只向周总理一人汇报的事，如逮捕王、关、戚，在没有落实前，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前，他也不可能自作主张地去向林彪汇报。至于毛主席在谈话中涉及到评论林彪的话，杨成武更不便向林彪讲了。如一次毛主席问杨成武：‘你知道不知道是谁封我四个‘官’啊？’（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简称‘四个伟大’），杨成武知道这是林彪为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题的词，1967年5月1日见报，而且林彪书写的这些字经常在报上刊登，毛主席也未必没有见过，但听毛主席问杨的语气，含有不喜欢‘四个伟大’的口气，当时杨也不便说三道四，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报纸上早就登了’。再如，毛主席同杨成武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并指示杨说：‘你回去报告周总理，不要宣传这些，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不可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犯大错误吃大亏的。’毛主席这些批评林彪的话，杨成武当然不能去主动向林彪‘汇报’，甚至叶群多次向杨成武探问‘主席讲了什么’、‘主席说过林总什么’等情况时，杨成武也从没有向她吐露过任何东西。这大概就是林彪所说的对他实行‘封锁’吧。由引可见处在夹缝中的杨成武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仍然免不了遭受冤屈、关押之苦！”

陈虹的辩解当然有道理，但并非无懈可击。关于毛泽东埋怨林彪给他封了“四个官”的话究竟是私下单独对杨成武说的，还是在其他公开场合说的，恐怕有多个版本，认真追究起来如果没有原始谈话记录佐证，是很难弄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进行确定的，即毛泽东说这个话，究竟想让林彪知道？还是不想让林彪知道？我以为，毛泽东是想让林彪知道的。因为从毛泽东多次谈到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看法来看，当初毛泽东让林彪搞他的个人崇拜，不过是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毛泽东本人并不相信这样的个人崇拜真的能让他避免后人的批评而彪柄史册。当打倒刘少奇的目标已经达到后，林彪再一味搞他的个人崇拜，显然就是林彪在他毛泽东面前“增殖”自己的政治资本，加大向他毛泽东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了。因此，毛泽东很可能想利用杨成武和林彪的特殊关系，向林透透风，让林收敛一点，不要弄得大家最后都不好收场。可偏偏杨成武在政治上过于“滑溜”了，他生怕将这些话告诉林彪引起毛林双方的相互猜忌，自己夹在其中难以做人，或者已嗅出毛对林的不满，为防不测先将自己摘干净，从而对林“敬而远之”。实质上，作为林彪的老部下，即便看在林彪曾经对他鼎力提携的情分上，也应给林某些善意的提醒。比如在那次会议上杨成武事先没有和林、叶通气，就擅自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以避毛泽东之嫌，这种做法就是不厚道，也不聪明，结果引起了叶群的反感。

关于杨成武担任毛泽东信使（有时往往是“首席”信使）期间，他是怎样“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权延赤的大作《杨成武见证文革：1967年毛泽东南巡》中有着活灵活现的描写，不妨摘录一段：“7月22日早晨8时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直至昨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在纸上记录，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他望着杨成武，又道：‘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杨成武松口气，问：‘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九月九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为什么要改为九月九日？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月一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杨成武记录完毕，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掰着手指说：‘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词。’杨成武听了忙说：‘不行。应该是老帅。’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说完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23日凌晨两点半，杨成武飞到北京，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召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开会。陈再道等人闻令立刻起身飞往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结束‘碰头会’，周恩来立刻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外交学院正在那里批陈毅。陈毅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拉住他问‘有什么消息？’‘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两眼放出光彩，立起身，蓦地喊了一嗓子：‘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个会场怔住了，只见陈毅挺胸扬首：‘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语录只有270页，片刻的惊诧后，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陈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五个小时后，即7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陈毅的笑谈传入毛家湾。叶群给杨成武挂通电话。二十年后，其秘书这样回忆当时情景：叶群通话时非常热情：‘杨总长你好吗？林总对你很关心。……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吗？噢！没有。’知道杨成武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叶群的心境可想而知。杨成武放下电话后，脸色也很沉重。身处在夹缝中，他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

这不是历史，倒像小说了。当然，其中的情节和内容有些是真实的，但如果将其添油加酱地“演义”一番，则背离真相更远。关于1967年“七二0”事件前后毛泽东的确讲了与上述一些内容相同的话，但是否如同上文的“演义”一般，恐怕大相径庭了。我们不妨从其他资料引用一下毛泽东相关谈话。“7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乘飞机到达上海。他对杨成武说：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接到京西宾馆去。”（《毛泽东大观》第1015页）可见，此话中并没有提到徐向前叶剑英，如果毛泽东当时的确提到这两个元帅，则说明人大编写的《毛泽东大观》隐瞒了这些内容，应以原始档案记录为准。但从情理上说，毛泽东不应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在杨成武面前作这些联想；“7月下旬，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杨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为什么？（杨说：他们提出要把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你记，我说......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陈毅是个好同志。荣臻可是个厚道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就这样。”（《毛泽东大观》第1016页）此话中并没有提到毛泽东关于对杨成武几位才帅要不要出席招待会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杨当时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是否在杨成武面前谈老帅出席招待会的问题，还存疑。因为1978年3月5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当时的情况：“7月31日（1967年）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徐向前等军队负责同志是否出席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指示：朱老总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其他正受冲击的军队负责同志也要出席。”如果事前杨成武已经将毛泽东的指示报告给了总理，总理是否有必要再请示一遍？至于毛泽东在和杨成武的谈话中是否“影射”了林彪，至少笔者没有看到有原始档案材料佐证。

至于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报告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开完碰头会后立即拉着杨成武赶到批斗陈毅的大会现场“救火”，并当场向陈毅转告毛泽东的指示，而陈毅又当场让与会群众一起学毛泽东“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则更加离谱了，大有“无巧不成书”的文学联想。至于这段故事究竟是否真实，何蜀、任兆祥在《“文革”中的“语录仗”》一文中进行了披露：“据说，陈毅元帅在一次接受造反派批判时，要造反派跟他一起翻开《毛主席语录》271页‘共同学习最高指示’。他带头诵读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可是，《毛主席语录》并无271页，造反派发现上当，欲批判陈毅‘伪造最高指示’，但在会场上的周恩来却证实毛主席说过这句话。对于此事，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作了添枝加叶、生动具体的描述。但据当年陈毅的秘书杜易说：‘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众所周知《毛主席语录》总共只有270页，陈毅在挨批的时候，造反派们无中生有地横加‘罪名’，他怎么能再编造这么一条‘语录’作为挡箭牌呢！如果编这么一条语录，岂不是又要罪上加罪！我认为，当时流传这个故事，是正直的人们肯定陈毅是一位好同志，为陈毅挨批抱不平，希望毛主席出面保护陈毅，为陈毅说句公道话。’当时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的柯华也说：‘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这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却可以说明，人民群众对陈毅不屈的精神是多么敬佩和爱戴。”

从陈虹的《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到权延赤的《杨成武见证文革：1967年毛泽东南巡》，仅从标题上看就属于对杨成武亲历亲闻的记录。而在这些“亲历亲闻”中，尤其是围绕武汉“七二0”事件展开情节中，可以很轻易地读出这样的氛围和倾向：关于毛泽东方面：其一，对谢富治、王力煽动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保持警惕，对武汉“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表示宽容，对武汉军区的陈再道、钟汉华表示宽容，并且力保陈、钟；其二，主张两派群众组织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其三，主张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并保护、尽快解放老干部；其四，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其实说四人帮不确切，因为当时王洪文还没有到中央来和江、张、姚结成“帮”）“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保护老帅，维护军队的稳定；关于杨成武方面：其一，忠实传达、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其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紧跟周总理，大力保护老干部、军队中被打击的将帅；其三，和王力、谢富治等人在“七二0”事件的处理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取毛泽东保护陈再道、钟汉华，支持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其四，根据毛泽东的立场和指示，对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保持警惕和距离。

平心而论，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每一个当事人恐怕都难免趋利避害，邀功诿过，避实就虚，粉饰自己，杨成武当然也不会例外。不错，上述无论就毛泽东方面，还是杨成武方面，其中都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也掺杂着诸多经过粉饰的虚假，正因为如此，历史真相就变得似是而非，以假乱真了。因为事情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比如在毛泽东方面，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他的调解两派意图彻底失败、自己被迫出走上海，难道心里就不憋着一团恶气？其一，正是从武汉两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的严峻现实中，他作出了军队中的多数支持了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判断，因而认定无论在靠边站的原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中，还是在军队中上层的各级干部中，甚至在广大群众中，反对文革、或对文革不理解、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的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人群，因此，即便他真的想尽快结束文革，他也不会与这股反对文革的“逆流”妥协；其二，他始终不承认武汉“百万雄师”是同样的革命组织，认定其为保守组织，他当然希望两派能够联合起来，但是否赞同两派不要“原则”地和稀泥呢？恐怕心里是不赞同的。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披露，1967年7月20日左右，“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他们发枪，就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大动乱的年代》第266页）如果毛泽东这一指示真的传达、落实下去，岂不要天下大乱、硝烟四起？由此，足以说明毛泽东对军队中支持保守派的人甚至对保守派群众组织本身，是极为不满甚至愤恨的，而霸王硬上弓地镇压武汉“七二0”事件；就是毛泽东出一口心中恶气的明证；其三，不错，毛泽东在此期间的确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保护、支持一批军队将帅出山，但他难道真的是发自内心？还是对军队中的“保守派”心怀惕惧，不得不为？我以为是后者。正因为毛泽东从武汉“七二0”事件中看到了军队中大部分官兵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才感到事态严重，大有对军队这部分人进行安抚的必要，如果纵容江青、林彪集团大“揪军内一小撮”，势必激化矛盾，引起军队中上层官兵将帅的普遍不满，以致发生冲突，甚至真能引起“兵变”，那样，对于毛泽东而言真的就是自毁长城了。而将陈再道钟汉华保护起来，正是毛泽东安抚军队释放出来的信号；其四，在1967年7、8、9这三个月被毛泽东看成“天下大乱”的期间，杨成武作为毛泽东的贴身“信使”游走于周恩来、江青、林彪之间，如果像杨成武本人所说的那样，他的确和周恩来“贴”得比较紧，并尽力辅佐周恩来执行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老干部、保护军队将帅、促进两派组织联合、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教学秩序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而对林彪、江青集团及其“极左路线”表现出不即不离、“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么你以为杨成武如此真能够讨得毛泽东的欢心吗？错了，恰恰相反，只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甚至是酿成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因素。因为毛泽东无论就其思想倾向还是就其情感倾向，都更亲近于拥护他文革路线的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对于周恩来思想深处和举手投足之间不时流露出来的抵触文革的保守倾向，毛泽东是极为不满和反感的，因而那些成天围着周恩来“转”的人，那些津津乐道于周恩来息乱求稳的保守倾向的人，毛泽东不会有好感，甚至抓住机会就要狠狠敲打他们；其五，在毛泽东的字典中，只有他把别人当枪使，而绝不允许别人将他当枪使。然而，在某些极为特殊的历史场合，他必须让别人把他当枪使一回，否则整个国家就会出现无法收拾的大乱子。而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全国出现的极为动荡的政治局面，就是这一种“极为特殊的历史场合”：对武汉“七二0”事件的粗暴定性和强力镇压，致使江青、林彪两个集团情绪格外亢奋，行为更加激进，外交部被冲，外国代办处被烧，揪军内一小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象征着对“保守派”群众组织声讨镇压的全国各大城市的武装游行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这列高速运行的政治列车如再不刹车放缓，随时都有颠覆的可能。也就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中，毛泽东迫不得已被周恩来当“枪”使了一回。针对外交部被造反派夺权、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红卫兵焚烧等严重局面，周恩来不得不将这些情况和王力的讲话稿向上海的毛泽东报告，而为周恩来充当信使的恰恰又是杨成武，可见，周恩来对杨成武是何等的信任。毛泽东考虑两天之后，决定抓王力、关锋、戚本禹。然而，毛泽东真的心甘情愿抓王、关、戚吗？这等于给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一个重创，对他毛泽东而言，也是一次难以忍受的“忍痛割爱”。至于这一次是周恩来拿他当枪使，他毛泽东心里更是清清楚楚。尽管内心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周恩来不管动机如何，他仍然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他毛泽东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毛泽东深知，拿下王、关、戚，为之弹冠相庆、幸灾乐祸的是党内、军内、政府内的保守派们，他们借毛泽东的“忍痛割爱”大做否定文革的文章，不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口恶气，毛泽东难以咽下去的。至于杨成武在这一出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毛泽东在心里是要狠狠记上一笔的。

再看杨成武方面，就真的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坚定、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努力辅佐周总理力挽文革狂澜，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保护党政军内的老干部，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做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对江青林彪集团保持警惕和距离？应该看到，杨成武从毛泽东、林彪整彭真、罗瑞卿时开始，之所以能够活跃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在其政治品质上是有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一面的。当了毛泽东信使之后，他之所以疏远林彪集团，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时有微词的态度，因而想尽量消除毛泽东关于“他是林彪的人”这一印象，一旦林彪真的有问题，也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亲近总理吗？或许他对周恩来真的有一份特殊感情，然而，这份“亲近”恐怕大部来自武汉“七二0”事件前后毛泽东特别倚重周恩来的缘故，因为收拾那样的局面，非周恩来莫属，林彪、江青除了添乱和火上加油外，能处理这样的局面吗？至于和江青集团保持距离，真的如此吗？正如坊间评价：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后与江青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江青交办的事，杨成武都尽力完成，例如：1967年11月江青曾要杨成武派人去上海将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江青资料带到北京，事后该资料被存放在京西宾馆。在江青的指示下，杨成武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将该资料烧毁。江青极力推荐杨成武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法宪说“江青叫他（杨成武）办什么，他就办什么”的话并非妄猜臆测。（该资料源自吴法宪《我所知道的杨成武倒台始末》）要知道，这是1967年11月份的事，杨成武明明知道戚本禹在王、关、戚事件中已被毛泽东点名为“坏人”，只是毛泽东临时放了戚一马，但杨成武在江青唆使下仍然和戚本禹一道干了这件事，可见他是没有什么原则性可言的。我想，毛泽东对于杨成武的弱点，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并有对杨的基本判断：无论此人在各个政治派系之间如何“首鼠两端”，左右逢源，但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反对他毛泽东。正是看准他这一点，毛泽东对杨才是基本放心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牺牲杨成武呢？其中的因素恐怕是多重而复杂的。但我以为，直接端掉杨成武，无论林彪还是江青，都不敢明确提出来，很可能林彪对杨颇有微词，江青也对毛泽东一段时间过多“照顾”保守派而唠唠叨叨，为此，毛泽东决心倒杨，并在适当场合由毛主动提出来的。毛这样做，是还林、江一个“人情”，其中的复杂因素可能如下：其一，杨成武作为自己身边的“信使”和联络官，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杨被周恩来“过度”使用，尤其在“王、关、戚”问题上，毛泽东对周对杨，可能一直耿耿于怀；其二，抓王、关、戚，保护陈再道钟汉华，平息“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保护军内老帅，对江青和林彪都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政治损失”。本来，这些事情和杨成武关系不大，杨不就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信使嘛。问题是杨成武所坐的这个代总参谋长的位置非常关键和微妙。之一，毛泽东深知，“九大”召开之后他所依靠的政治力量，主要还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政治集团，周恩来管政府那一摊子，当然还要依仗党内一部分“保守派”们。保护一批军内将帅，当然是稳定军队的重要砝码，但老帅在文革问题上和他毛泽东不是一条心。他对军队的绝对掌控，还要靠林彪。因此，在军队问题上，一定要让林彪将军权掌握得顺心、满意、安心。而让杨成武坐镇总参谋长这个位置上，尽管前面有一个“代”字，能让林彪“顺心”、“满意”、“安心”吗？杨成武对林彪的疏远，对江青的“贴近”，在林的嫡系心腹中闹出的那些矛盾，说什么也会成为林彪坐镇军队的心病和障碍，他毛泽东何不帮着林彪清除这块心病和障碍呢？之二，杨成武在代总参谋长这个位置上，在处理和林彪、江青的关系上如果一味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只会引起林江双方的相互猜忌和龃龉，闹出一些不尴不尬是是非非，杨成为双方产生矛盾的搅水棍，杨本人也会弄得两边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而正在考虑筹备“九大”的毛泽东，其时最不希望林、江两个政治集团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势不两立的，那样，九大以后“团结、胜利”的局面就难以形成，他发动文革的政治目标就要落空，而他毛泽东是再也不想在文革阵营内部再折腾了。因此，将杨成武这根“搅水棍”挪开，或许林、江两个集团之间要清静许多；其三，搞掉杨成武不仅是对林、江集团在上一轮王、关、戚事件所受政治损失的补偿，而且是对党、政、军内那些借王、关、戚事件“兴风作浪”的保守派们的反击，是对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逆流”的反击。因为杨成武在王、关、戚事件中即便不是核心人物，也是关键人物；其四，拿掉杨成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周恩来的保守倾向的一种警告，至少让他在维护党内保守派利益的问题上拿捏分寸，适可而止。

我们看到，既然拿掉杨成武是毛泽东补林、江的“人情”，那么做这件事时就应该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因而在相关人际关系处理上，就带有相当的随意性。至于在拿掉杨成武时为什么让余立金、傅崇碧陪绑，那不过是毛泽东给林、江再送一个“顺水人情”而已，随意性就更大了。我们不妨来看看吴法宪关于拿掉杨成武时的现场回忆：“（1968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没有通知，只是说要赶快去。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杨毅和单世充的问题上，即使他全是错的，也不至于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除了空军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这样处理是不是太重了？我当时也不敢多问。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毛主席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舒云：《吴法宪谈“杨余傅事件”》）

相信吴法宪的回忆基本属实。其中有一个细节：究竟是谁提出余立金的处理问题？恐怕是林彪追问的吧？也有可能是毛泽东主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吴法宪的回忆没有说清楚。我想，即便是毛泽东主动提出处理余立金，也有林彪的告状在先。余立金是空军政委，如果余和林及其心腹不和，那么林彪是不能容忍余立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立足且占据这样一个关键位置的，如此，端掉杨成武，同时拿掉余立金，显然是林彪“得寸进尺”的要求了。当然这个要求林或许不便公开向毛泽东提出，但暗示或告状肯定是有的，毛泽东也心领神会，顺水推舟，就这么信口几句，连调查的结论也不需要，就把一个空军政委的命运给决定了。可见毛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随意性有多大。那么，余立金和林彪及其吴法宪的矛盾，真的是因为杨成武的女儿杨毅和余立金秘书单世充的“儿女私情”引发的吗？

这里有两段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不妨彼此参照一下。一段仍是舒云关于吴法宪谈话的记录：“叶群说：‘……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101’（指林彪）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消息传得很快，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子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林彪和杨成武都是我的上级，而叶群和赵子珍这两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谁都惹不起。在当时，为了一个单世充，真弄得我左右为难。一边要我放人，一边不让我放，真是弄得我好为难。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当时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子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可见，叶群的话真是一语中的：关键是“余立金和杨成武串通一气要夺吴法宪的权”。

再看一段余立金儿子余小敏的回忆，这段回忆同样出于舒云的记录：“父亲当了空军政委，家才搬到北京。父亲工作一直很本分，没有更多的小辫子可抓。1967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周恩来点了一个随行班子护驾，总参是代总长杨成武，海军是第一政委李作鹏，空军点的是余立金。毛泽东那一段出行过两次，一次没公开，人们只知道公开的那一次。毛泽东到各地都有谈话，但纪律很严，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那时也没有录音机，甚至不能记录，杨成武等人和秘书一起回忆，连夜整理出文字材料。为了保密，不用电报电话，而是由信使坐专机到北京，直接把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送给周恩来。信使不是一般的信使，而是空军政委余立金。他来来回回飞北京好几次。时间紧他就直返，时间松一点或者因天气情况飞机不能马上起飞，他就回家住上一天半天。有几次子女到机场迎接，都叫余立金给轰跑了，说你们怎么来了？余立金家的后门挨着吴法宪家的前门，几乎每次余立金前脚刚进家门，后脚吴法宪就到了。开门见山，问有什么新精神。余立金说，我只是给总理送信，别的我不知道。吴法宪说，我们很希望及时听到。余立金说还是等传达吧。没办法，吴法宪拉长了脸走了。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有些重要的指导性的公布了，但还有很多没公布。尤其是涉及到人事安排特别是军队的人事安排，这是吴法宪急于想知道的。不一会儿，吴法宪的电话打了过来，说空军常委都已经集合好了，要余立金给空军常委传达一下，说大家都想早一点知道主席的最新指示。这就不是个人行为了，是给组织传达，看你余立金还能不说吗？余立金说，请司令员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也不知道，有新精神会传达给大家。吴法宪很不情愿地放下了电话。没多久，余立金的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吴法宪。这回更上了一层楼，是林办主任叶群请余政委去谈谈，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门口。余立金说，现在实在没时间跟首长见面，下次我回来再去。吴法宪说，你简单跟叶主任讲讲也行。余立金说，我没有跟叶主任汇报的任务，我不能说，这有组织纪律。居然敢拒绝！这一回，吴法宪重重地摔了电话机。”

好了，这两段回忆中究竟有没有“演义”的成分，眼下还真不好说，即便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其中关键的一点，也是可以大致确定的，即余立金和林、吴之间的矛盾，仍然源于余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空军信使”，没有将毛所有的言行举止信息向林吴和盘托出。如此，既然毛泽东连杨成武都当成“人情”送给林彪了，余立金成为毛泽东手中的“顺水人情”还不是几句话的事？

至于傅崇碧和江青有宿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关于江青指控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钓鱼台这件事上，毛泽东是清楚原委的，并站到了傅崇碧一边。毛当年就对傅说：“你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都可以去。”不仅如此，傅崇碧曾多次协助周恩来处理文革中的“棘手”难题，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和支持。如文革初期北京市委瘫痪后，红卫兵大量进京，为维持北京秩序和解决北京煤粮供应问题，傅崇碧和他的卫戍区部队为解周恩来的燃眉之急和巨大压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对傅崇碧可以说是心存感激。再比如，1967年春傅崇碧奉周恩来之命对在京的30多名省委第一书记和部级高干实施保护救援，事情做得很周到，周恩来当然很高兴，很满意，毛泽东得知后也当面连声夸赞傅崇碧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

如今，傅崇碧这位深得周恩来信任和赏识、可称为周恩来“爱将”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也被毛泽东弹指之间当做顺水人情送给江青和林彪了。

值得玩味的是，杨、余、傅刚被拿下，一波“反右倾”浪潮便在全国掀起。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制造‘杨、余、傅事件’本来就为了反对所谓‘右倾’，在这个事件被制造出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右倾’，同时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1968年3月24日以后，中央报刊和全国各地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反‘右倾’的文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4月10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说：‘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4月12日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说：‘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4月20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说：‘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在‘杨、余、傅事件’被制造出来以前的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转发的《文汇报》1月12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在这一事件被制造出来以后，提法有了很大的变化。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怎么分析呢？社论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怪论！按照这个怪论，‘派性’倒成了宝贝了。4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1期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对这个怪论还作了所谓‘理论论证’。谢富治1968年5月7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说：‘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又猖獗起来。”

这个反右倾运动，如果得不到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支持，能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并造成如此声势吗？而“反右倾”的矛头所指，难道仅仅是杨、余、傅三人吗？而各大权威媒体提出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以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种种怪论，看起来似曾相识，令人总是感觉到和数月前毛泽东坚持武汉“百万雄师”是保守派、愤怒中说出“给左派发枪”的心情和语气相映成“趣”、“声息相通”？总之，一场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杨、余、傅事件”你怎么看，都像是八个月前那个同样“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王、关、戚事件”的反弹，而且是相当“剧烈”的反弹，而在这一扑朔迷离、“高深莫测”的历史反弹中，释放出来的是否还有毛泽东胸中那口在武汉“七二0”事件和“王、关、戚事件”中积蓄起来的“恶气”呢？

在1973年12月21日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在政治权谋和人际关系上如此精明练达、老谋深算、洞察入微的毛泽东，真的会被林彪“蒙蔽”吗？要知道，在政治“权谋”上，林彪是被毛泽东“玩死”的，而不是相反。因而对毛泽东的此番“谦虚”，你能相信吗？

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如此，杨、余、傅事件由毛泽东画出“引号”始，再由毛泽东打上“句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