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我没能力没水平 但贪腐我一点不沾

在谈到个人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申纪兰说：“为公为私是两条路的问题。我是没能力没水平，但我对党和人民有感情。一辈子做好事也很难，贪污腐化我是一点不沾。我还有不够的地方，说两句错话，办点错事也是有的，我是个人又不是个神。”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彭苏、吴鸣，原题为《连任55年人大代表申纪兰：是人不是神》。

“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申纪兰？”3月15日上午，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西沟展览馆办公室内，郭雪岗陡然发问。

镜片后的眼神掠过一丝警惕。

郭雪岗在申的身边已工作20年。

他不仅是该馆馆长、西沟接待中心主任，也是申纪兰精神研究中心的理事。

他早就注意到，近年来网络上对于申纪兰——这位第一届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异议，甚至质疑。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媒体访问申纪兰：“这些年在表决我国重大问题上，您有没有投过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她坦言：“没有。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得对党负责，咱们在表决上就要顾全大局，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2010年开两会，她再次表示，“从未投过反对票”，从而引发网络热议。

2011年3月中旬，在山西代表团下榻的北京万寿庄宾馆，面对记者“提起此事，82岁的申纪兰起初有些迟疑，而后认真地说，‘当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我）就不投票。’”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表示：“让她当人大代表，并不是让她通过自己的知识、行政才能或是参与立法的能力来担任的。人们看重的只是她身上附着的符号：一个劳模，受过历届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很高的荣誉，同时又是一个农民，还有她一贯的服从。她的连任特别能彰显出我们人大的一个特色。”

不愿为外人道的家事

“张海良彻底失望了。从此，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从此，这对夫妻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便开始了。”

申纪兰常说，我是个人，又不是个神。这句话不单郭雪岗，作家天和在过去也多次见她脱口而出。

1999年，天和出版了《红色人生——劳模申纪兰》。

后据村上一位老人透露，那本传记推迟过出版日期，“书出来后，申主任还是不高兴”，“有些事她不愿提起。”

“我妈第一不愿提家事。”3月14日，山西长治市粮食局局长办公室里，张江平小声说道，他是申纪兰的二儿子。

这天上午，他刚送别从京返回、短暂停留长治的母亲。眼见她钻进村里购置多年的黑色桑塔那，缓缓离去，他才舒口气说：“我妈是西沟村里最后一个坐着花轿嫁进来的新娘。”

1946年秋，申纪兰从平顺县山南底村嫁到西沟主村沙地栈。眼尖的村民发现，原来17岁的新娘有一双大脚。

“我妈本姓宋，原是平顺扬威村人。5岁时，随她的母亲改嫁。继父姓申，是山南底村的医生，思想开明，不让女人缠脚。”

张江平说，母亲与父亲张海良的结合是自幼定下的“娃娃亲”。

对于他们的结合，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一本《申纪兰》宣传册里有着如下记载：海良从部队上回来，要和纪兰结婚。……这事闹到平顺县民政科。纪兰说：“他要是请假回来的，我就和他结婚；要是逃跑回来的。我就不和他结婚。”张海良把请假条子拿出来，……纪兰就答应和他结婚，但又提出条件：“结了婚还得归队，不归队就不结婚。”

“新婚不久，我爸就归队走了。他俩整整7年没有见面，也没通信。直到1953年，我爸回到村里，我妈才知道他还活着。可那时，我妈已是全国有名的劳模了。”他低声说。

提及母亲在强力劳动中失去了生育能力，张江平的口吻始终显得含混。

他承认，他和妹妹张江娥都是1957年从外面抱回家中。大姐张李珍是叔叔的女儿，父母离婚后，被寄养过来。

他们从小由奶奶抚养，母亲不是不想关心他们的冷暖饥渴，实无精力。至于他们的学业、就业，也由张海良一手操持。

张江平说，父亲性情内向，善良细腻，1996年病逝，生前是长治市城建局局长。

“他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连级干部。回国后，又是南京炮兵学院的高才生，升到营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和我妈，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

他一再强调，“为了我妈的事业，我父亲，包括家里每个人都牺牲太多。我们对她从不理解走向理解与支持。我们这个家是和谐的。”

而西沟村里的张章存等人听后却摇头不语。天和在书中披露：张海良部队转业后，先被安排至长治武装部做副部长。他每周回村，都难吃上妻子做的饭菜，她太忙了。曾经有机会，妻子的户口能转到长治，“申纪兰不为所动……她已经将整个生命融进西沟的事业中”。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趁她外出开会之机，擅自将她的户口转走。申纪兰得知后，生气地跑到公安局硬将已办好的准迁手续追了回来。

“张海良彻底失望了。从此，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从此，这对夫妻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便开始了。”

上世纪90年代末，申纪兰曾领着天和，来到40年前带领妇女造林的山坡上。满眼苍翠让她由衷感慨：“我是个女人，一辈子没留下个一男半女，现在老了，看着这满山的树也算值了……”

天和在书中写道：“我疑惑她怎么突然间说出这样的话。当我环顾四周，才明白了。……就在我们右上方百米远处的山坳里，长眠两个跟她一生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李顺达，一个是她丈夫。”

人民日报的报道 让申纪兰声名远扬

公社彻底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申纪兰的行为也得到了李顺达的大力支持，这些无意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没有李顺达，就没有西沟村，也不会出来一个申纪兰。”村里的老人纷纷提及。

上世纪50年代，西沟村是共和国地图上惟一标出的行政村。

1943年2月6日，地下党员李顺达响应边区号召，组织村中6名贫困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

与此同时，他的母亲在村头建立“西沟妇救会”。1949年，申纪兰加入了这一组织。

据传，李母颇为怜爱这个独守空房的小媳妇，申纪兰也一口一声称呼李顺达夫妇为“哥”、“嫂”；1951年，李母逝世后，经李顺达举荐，申纪兰继任妇救会主席。

当年年底，以李顺达互助组为依托的“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第二年改作“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1954年，李顺达荣获“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合作社正式更名为“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自是李顺达，副社长就是申纪兰。

1952年春耕在即，为与其他合作社竞赛，李顺达提出：“要想打胜仗，男女老少一起上。”

他交给申纪兰一项任务——发动社里的二十多名妇女，小脚大脚齐齐下地。

村里88岁的马俊召去年离世，她是当年被申纪兰动员的一位。

她曾对作家天和说：“头天晚上答应了纪兰，我一夜没睡安稳。第二天早早吃了饭，就提着镢头站在墙角等，只敢探出个头，生怕让人看见了。”

“这是为啥呢？”65岁的张章存熟悉内情：“老话讲，好男人走到县，好女人不出院。女人成天围着三台转——炕台、辗台、锅台；男人不在家，就算屋里有女人，也要称‘家里没人’——男人才当个人。”

有人激申纪兰，有能耐就让“全村最听男人话”的李二妮出来下地。她如果能出来，其他人的心就松动了。

“申主任真说服了李二妮的男人，村里老少女人慢慢地出来劳动了。”张章存说。那会时兴记工分。男人出工一天算10分，女人算5分。有一天，女人们终于不干。她们向申纪兰抱怨：“同样牵牲口，凭啥工分不同？”

申纪兰劝道：“咱先不着急。先想法把活干得让男人服气，才能跟他们争工分。”

“‘犁耧耢耙’——她带头成为干农活的全把式。但男人们笑话‘女人忙半天，不及男人少抽一袋烟’。有一回，全村组织铲窑洞圈里的羊粪，男人说，你们女人既然想争工分，那你们就干吧。结果趁他们歇息抽烟的工夫，女人撅把劲提前完工。”张记得。

“男人们还是不服啊，说她们那样能，就去放羊好了。夏天放羊，要在山上垒起一米来高的石头，把羊群圈进去喂饱，又要防止狼吃羊。申主任和社员张雪花硬是学会了。这下男人没话说了。公社彻底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申主任她们的行为也得到了李顺达的大力支持。” 张章存咧开嘴笑。

这些无意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记者蓝邨的一篇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让申纪兰自此声名远扬。

第二年，她被评为全国农业劳模；第三年入党、出席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远赴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山西代表团26人中又有申纪兰。

十年“挂职”的省妇联主任

材料不会写，报告不会讲，下属汇报看不懂。一些老革命认为她不够格，她时不常地因不顺心哭鼻子

常福江原任长治市政协主席。1958年，他在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做过秘书，与李顺达、申纪兰相熟。

“西沟村的真正翻身是李顺达访苏归来后，决心要在‘山上种上松柏树，沟里种上核桃树，河沟两岸种杨柳，梯田发展苹果树，西沟发展农林牧’。”常说道。

申纪兰带领一群小脚女人，“每天一斤松籽，两个糠窝窝”摸爬滚打在十几里高低不平的山沟里；1956年西沟“旱涝风雹”连串来袭，她又是当时唯一用身体堵过洪水的女人，即使“山上的羊让洪水卷下来了，她也与男人们手挽手冲进湍急齐腰的洪水中”；风雨过后，村里要为7条干沟修理拦河大坝和水库，她像男人一样抡大锤、背石头、点燃几十公斤的山炮……

长治书画院里，触及申纪兰的另一软肋时，常福江嗬嗬一乐，“她在‘文革’中受过伤害。”

“文革”中山西闹派性夺权，深陷其中的李顺达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申纪兰难免被牵连。1977年，山西省委召开三届八次会议，选举党的十一大代表。李顺达在会上受到公开批判，并作检查。会下，省领导暗示申纪兰，不要投票给李顺达，这又令她一度痛苦纠葛。但在选举那天，三次唱票“李顺达”，偌大会场上，申纪兰孤零零地举起一只手。

“更主要的是1973年，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来自大寨的陈永贵是委员会副主任，李顺达也安排上职务。学大寨出来的一批人，有的做上县委书记，有的当上省里厅长。上面为了平衡，决定让西沟也出一个国家干部，于是派遣申纪兰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常福江说。

申纪兰的走马上任，在她当年的下属、山西省妇联前任副主任王若君看来，无疑“心累”，“她心里不愿意，又不敢拂逆上级的意思。在西沟，她是全面负责人。可到了妇联，她一未做过妇女工作，文化程度又太低，大字不识几个。我觉得领导没想真心培养她，让她坐这个位置，也是为了考验年青干部的实际工作。但我们还是拿她当主任，有重要事情请示她，她也提不出什么来。”

末了，王不无惋惜道，申纪兰如今吃亏的还是没文化。按理说，历任全国人大代表，理论系统应很强了，但她还是“没有条理。脑子想到什么说两句就完”。

上世纪70年代，张章存已主持西沟团委工作。他来共青团省委开会，顺道探望申纪兰。

“她的手都肿了，望着秘书写好的发言稿愁眉苦脸。我估计她不好意思跟秘书说明情况。我直接说，以后给申主任写稿，简单把握要点，话说得越容易懂越好，字要写得工整大大的。”

材料不会写，报告不会讲，下属汇报看不懂。妇联里也存派系纠纷，一些老革命认为她不够格，她时不时地因不顺心哭鼻子。

后来申纪兰抱定主意，我没有文化，但我会劳动。她睡在办公室里，每天起来打扫楼道，到厨房帮助洗碗。

常福江说，她凭这些方式联络感情，赢得民心。实则，她在骨子里就认定自己是个农民，“当好一个农民就对了”。

那时，在西沟蹲点采访过的《人民日报》记者冯东书为申纪兰出谋划策——不如进行“挂职”，有事就来省妇联，无事待在村里务农。

她和村里人一商量，遂向省委提出“五不”原则：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

1983年，申纪兰卸任妇联主任后，再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依然“不脱产，开完会就走”。

纠结难述的闯市场

“禹作敏后来提出资助她60万，让她回村办企业。她说，我是来学精神的，我不要钱”

在郭雪岗看来，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5年后，村里的土地、牲口才搞包产到户。”

从北京开会归来，瞅着小叔子家和自己家合分到的一头驴，申纪兰心头的滋味纠结难述。

“因为过去大伙一直认定集体主义好，尤其是申主任，她对这事是很想不通的。”郭说道。

1985年，上级要求西沟村开办企业。申纪兰一行去往南方考察，回来之后感叹：“不办企业真不行了！”

西沟村办起的第一家企业是铁合金厂，只为平顺有铁矿资源。省里下拨资金加上村里的筹款一共投资100万，建起一号炉，1987年3月生产出铁，1988年挣回了成本。1996年又建起了二号炉，当年投资360万。

生产紧随市场而变，“行情好时就生产，行情不好就停了”，最后因不符合国家产业的用电制度，两只炉子不得不推翻拆掉。

其间，村里还办过砖瓦厂、罐头厂、五金厂，“生产设施全是小作坊式”。罐头厂卫生条件不合格，砖厂十来个工人，一年只赚上两三千。“小作坊”们必然淘汰。

1996年，申纪兰办起西沟饮料厂，生产“纪兰核桃露”。因没钱作广告宣传、策划包装，名气无法打响。“主要是解决村里五十多个劳力，每人每年能赚五六千。”

2003年，西沟又建起铁合金厂三号炉四号炉，现叫“西沟电石厂”。“这个厂是股份制，投资七八百万。国家进一步扶持，已经安上环保设备。但电石受市场影响很大，有时市场不好，你还得开着，开就意味赔钱。”

1999年，西沟村在太原市办起了餐饮业“西沟人家”，现已有6个分部。

郭雪岗说，“西沟投的是‘无形资产’。餐饮业虽赚钱快，但由于不断投资，尚处投资与利润持平中。”

2010年，村里又办起了刺绣厂，“还谈不上盈利，主要是解决村里妇女劳力问题。”

村外曾有民营企业打着申纪兰的旗号办公司，“一家山西纪兰商务公司倒是交给了村里几百万。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后被人投诉，她没再掺合进去。”

“没办法，还得一步步地做。国家扶持西沟村不算少，但国家的钱也是伴着项目走。”他一声轻叹。

目前西沟着手推动“红色旅游”计划。依县领导的思路，西沟所能利用的还是“光荣的革命历史，与申纪兰——这一全国人大的化石级人物。”至今，县委宣传部的电话彩铃开场仍是：您好，这里是全国一到十届人大代表申纪兰的家乡，……

“申主任的想法比过去开放多了。”郭雪岗含蓄地说。

这里涉及到了第三桩申纪兰不愿翻起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和村干部数次前往大邱庄，拜访禹作敏。

一个知晓内情的人说，“禹作敏早年也曾学西沟学大寨。时过境迁，他劝说申纪兰迅速转换观点，要把‘穷光荣’批臭，靠艰苦朴素搞不成现代化。而申纪兰的老劳模思想与禹的企业家思路，显然不在一个交流平台上。”

“禹作敏后来提出资助她60万，让她回村办企业。她说，我是来学精神的，我不要钱。”常福江笑了笑。

事后，她又对儿子婉转表达，禹在方向上是对的。

为何能当十一届人大代表？

“她上见国家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她从不说人坏话，道人长短；她无论和哪位领导人打交道，她从不伸手向对方提要求”

2010年两会，申纪兰的提案是为西沟修路。事后，她很满意，“都解决了。我们村通水泥路，周边村也通了水泥路。现在道路开到了农民家门口，多好。”

至于今年的提案，她回答是“搞山区水利建设”，“就是栽树。把平顺当成一点，弄好后，要全国人民没有树的地方都来栽树。”

有人评价，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有了主心骨。

贺卫方反驳道，“她应该成为全国农民的主心骨而不是这个村子的主心骨。一个农民代表理应看得更高，能够从真正意义上看到这个国家农民的处境，绝不能把自己限于为一个村子做事。”

西沟村里，郭雪岗稍稍激动地点燃一根烟后，也作辩驳，“申主任为什么能从第一届连续当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她有两点特质：她上见国家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她从不说人坏话，道人长短；她无论和哪位领导人打交道，她从不伸手向对方提要求；网上议论她‘从不投反对票’，不要说她了，这里面没投反对票的人太多了，只是她老实地讲出来了。”

略显平复后，他说道：“她是一个从解放前走过来的人。她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党的不容易，党做的事都是对的。”

“1956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国家制定了《宪法》。我啥也不懂。大家欢天喜地，敲锣打鼓。记者问我有啥想法？我说就一个，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要把圈画得圆圆的。投完票后，他们又问我。我说要能见到毛主席就好了。等真瞧见主席，我心里那个感动呀，泪都流淌下来。只感到他的手很厚，脸下面还有一颗痣。我下过茅房掏过大粪，上过天安门，被主席亲自接见，跟他握过手。要说起苦，我也真苦过。可我一想到那次握手，还有什么想不通？什么苦不能克服？”

3月16日下午，在西沟展馆里，申纪兰右眼底的黑痣隐隐浸湿，眼中涌动别样的情怀。她的司机已嗑着瓜子抽身离去。

正说时，她忽地抚住我的手，那掌心犹如心路，硬茧粗砺——

我当了十年的妇联主任回来，有两个干部对我说，纪兰同志，你来当个支部书记吧。我说我正厅级不当，回来就是要这个？我是想回来跟群众共建西沟。

我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就让西沟村的群众都富起来，都达到小康。你说咱造飞机造不了，原子弹咱也弄不了，咱就有一分力发一分光。

他们说我为啥不投反对票？你好了我就选你，你不好我就不选你，这就叫民主。我是代表群众，不是代表个人。个人有意见就不选了，这不对啊。中国的民主超过半数就能当选，这是个权利问题。

民主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民主是真正发挥群众作用。这个民主就跟我们栽树一样，开会大家商量商量，大家说可以，也有人说不可以，这时领导是关键，他带头干，最后不同意的也来干了。这就是民主的集中。

全国各地好多上访的人，为农业问题、土地问题，都来找我这个老代表反映。我也只能反映，有些事就办了，有些事也不一定就办。咱也没那个调查权，他们也不一定说得都对。

江西宜黄为反拆迁搞自焚的事，我没有看过。闹事了？他就是不顾大局，光考虑自己这点利益，不考虑国家修路，哪能不占地？

也有这种告状的，我说修公路你不要反对，咋也是要做的。要是把你口粮地弄了，他应该给你赔偿。可你也不能因为你这点地不叫修，咱们这社会主义就能挡住？

为公为私是两条路的问题。我是没能力没水平，但我对党和人民有感情。

一辈子做好事也很难，贪污腐化我是一点不沾。我还有不够的地方，说两句错话，办点错事也是有的，我是个人又不是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