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维权推动辱警罪立法 拒绝被妖魔化

守护香港成为全球治安最佳城市之一的香港警队，正面对需要守护自己声誉的严峻挑战，他们发动三万九千人的集会，为自己维权，确保不会被扭曲的司法与泛政治化的舆论所损害。他们提议“辱警罪”立法，拒绝被辱骂与妖魔化。他们动员筹款支持“七警案”同袍上诉，不赞成特赦，要在司法制度内还以公道，要在撕裂的政治生态中，找到中立的定位，确保专业力量不受左右。

香港被评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享有“亚洲最佳”声誉的香港警队，是香港良好治安的“守护者”，让香港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讽刺地，这群“守护者”却面对需要守护自己声誉的严峻挑战，以及守护内心世界的平静，他们内部怨气冲天，觉得这个三万多人的群体的权利正受到种种腐蚀，要挺身而出，为自己维权，确保不会被扭曲的司法与泛政治化的舆论所损害。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三万九千零五十一人如潮水般涌进九龙界限街警察游乐会的球场，高唱台湾流行曲《爱拼才会赢》，群情激昂，参与者包括现役的休班警察、退休警察和家属。他们在这场空前的集会中，一致为“七警案”中的七名“手足”声援，并商讨如何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支援七警，成为香港政治的最新焦点和争议。据警队内部原先估计，当晚若有一万多人出席就会喜出望外，殊不知最后竟有近四万人齐聚发声，现场不少警察都因感动而热泪盈眶。当晚大会多数人按组织建议身穿白衣出席，象征“正大光明”；会上有人贴出“争公义，还法治”的贴纸，大会最后也随着台下高呼这句口号而结束。

警察维权风暴的核心是轰动香港的“七警案”。这是源于占中期间的警民冲突事件，一名社工曾健超被控袭击警察，从高处向警察淋下“有味液体”，但法院最后只判他入狱五周，现正保释等候上诉，而被指反应激烈、殴打曾健超的七名警察，却被判入狱两年（逾一百个星期），并且不能保释，立刻关押。这两项判决不合比例原则，使得警察内部强烈反弹，让很多警察感到心寒。

这一场警界特别会员大会的规模史无前例，反映警队内部大多数人对七警的支持，也被视为警队的维权行动。他们除了集会抗议司法扭曲外，还会筹款帮助七警与他们的家属度过难关，也要争取通过“辱警罪”，以保障警员在执法期间免受侮辱和挑衅。

拥有三十年刑事侦缉经验的退休警司林桂彬指出，大部分警界人士都认为七警案判刑过重，“警察做事讲求公平、公正、公开，七警打人是不对，被判有罪也是公平，但刑期两年的判决不公平”。

这位在警队声望很高、曾经破过很多奇案的“神探”，指出整个案件疑点重重，七警没有给口供，“被袭者”曾健超也没有给口供，在法庭上作为证供的影片有画面没有声音，中间更失去了几十秒，如果要提出“合理的质疑”，在失去的几十秒片段内，曾健超到底有没有挑衅或袭警，无从得知，但这却是量刑轻重的依据。此外，七警案中有两名警员没有参与动手打人，却同判两年，“法官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喝止其他的警员停手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阻止而同判两年？这是不合理的”。

袭警与警察打人之争

林佳彬指出，曾健超以“有味液体”袭警到七位警员对他动粗，整个过程理应被视为同一个案子，“这不是曾健超倒了不明液体，我隔几天在街上看到他再打他，所以分为两个案件”。如果是同一案件，那为什么“有证有据”是袭警的曾健超仅判刑五周，相反警察却判刑逾一百周，虽然裁决的法官不是同一个人，但在七警判刑时，“法官是不是应该考虑得更周全呢”？

倘若七警最终被判有罪，七人都将会被革职查办，二零零零年以前入职的警员更会失去退休金和长俸，这些都是铁定会失去的惩罚，若再加上这不合理的刑期，七警是可谓雪上加霜。如今七警还没走到最后一步，还有上诉机会，因此他们目前仍处警队架构之下，这标志着他们不能收捐款、不能申请法援、不能支薪，“这些都是对警察不公的”，林桂彬说。

追本溯源，造成警民关系严重撕裂的拐点，还是二零一四年那七十九天的占领运动。警队从那时候起一直积累着怨气，一名曾在占领行动中执勤的现役总督察告诉亚洲周刊，七十九天可以说是身心俱疲，每位手足的每一更至少十二个小时（平常为九小时），而且七十九天里“我们根本看不见方向，很彷徨，每天就像是上班，然后下班，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清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位警员更大胆假设，如果当时“一哥”（警务处长）或特首敢于把占中定性为“暴乱”，“那情况会完全不一样”，当时警队高层要求前线警员把占中视为POE（Public Order Event），即普通游行集会活动。面对反对派日渐激烈的抗争手段，前线警员既有辛劳执勤的疲劳，也有对管理层决策的不满。

占中期间，一批反占中人士包围香港《苹果日报》，抗议其不实报道，并围堵印刷厂出纸的货车，阻碍《苹果日报》运出市面，警方当时也有派人到场调解并通宵留守，确保该报人员的安全。最后《苹果日报》也赞扬地方警察指挥官的努力，并无任何的偏私。

那天晚上在界限街警察大会外，也有一些反对警察的团体发动示威。香港警方也都派人保护这些示威人士，“这不是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或是人身自由，而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位退休警官指出，警队这种“既受侮辱，又要保护侮辱者”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也造成不少前线警员的矛盾心理。

七警被判刑两年，警队士气受到冲击，前线警员也对管理层在近年的游行示威应对方式颇有微言，这个时候就更考验警队管理层的应变能力，到底如何才能让警队重振士气。据一位资深警务人员分析，警队其实存在着一个根深柢固的思维：必须把犯人绳之于法。而这种固化思维若放在示威期间，某程度上是阻碍了前线警员合理而有效地执行职务，以占领行动和年初一旺角动乱为例，如果警队采用的战术是分为A╱B组，A组负责驱散示威群众，一段时间后由B组负责“打扫战场”并把伤者抬离，这样的战术无疑比想把所有人绳之于法更为合理。

为保障警察执勤时的权益，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已经去信行政长官梁振英，要求制订侮辱公职人员罪。比起设立辱警罪，警界其实更倾向支持制定侮辱公职人员罪，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指出，因为不只是警员，很多公职人员，即使是文职人员，在工作上也遇到过被侮辱的情况。不过反对设立辱警罪的人认为，现行法例已经可以帮助公职人员执法，例如公安条例，但陈祖光认为，现时公安条例比较狭窄，不能规管言语上对公职人员造成的伤害。如果警员以粗口反击，市民会投诉，然后警员会被纪录处分，市民就是抓着警察不敢还口才这样辱骂警察。

退休警司林桂彬说，泛民主派反驳指辱警罪很难定义，若是难以定义，“那是否你（市民）骂我什么，我就能骂你什么？”而上述现役总督察则希望公务员事务局尽快就此事表态，作出指引，保障公务员日后遇到同样状况不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建制派对此全力支持，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更以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来比喻警民，同是受薪工作，若学生（市民）辱骂老师，老师也有权处罚学生，警察不应受到侮辱，辱警罪的设立可以起到阻吓性作用，使警察在执勤时能获到应有的尊重，而执行的方法大可以由罚款做起。香港警察在执勤时被人以粗口“问候”父母的影片在网络上每天都更新一大堆，警队宛如市民与政府间的“政治磨心”，市民认为保障其示威时安全的警察是帮助政府，因此把他们当成出气袋。

澳门有侮辱公职人员罪

这样的情况在毗邻的澳门是根本不能想像的，澳门《侮辱罪》最高刑罚是入狱三个月，如果被侮辱的是公职人员，且是在其执行职务时因职务而受侮辱，更会构成《加重侮辱罪》，最高刑罚加重一半。 “对比起澳门司警，香港警察实在是忍辱负重。”一名退休警司说。

辱警罪的设立却遭到泛民主派反对，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指出，现时社会撕裂，设立该法只会激化矛盾，而且辱警也很难在法律上定义，担心一旦通过法案，每日会增加数以千计的投诉个案。而且目前警员以粗口辱骂市民，仅限于纪律处分，这更难令市民支持这种非对等刑事责任的法案。同是民主党籍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涂谨申也表示，“侮辱”一字难以界定，若成立辱警罪，是否需要设立辱民罪呢？

反对派也质疑此次警察集会违反《公安条例》，是未经申请的非法集会，同时也违反《警察通例》第六章第三十四条，即警务人员应经常避免参与任何足以影响其公正执行职务的活动。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在回应传媒质询时强调，此次大会属于内部会议，大会也只容许会员参加，不属于集会范畴，而地点也在警察游乐会，故不违法。警方发言人也就此回应表示，大会的举行是为了讨论专业及业务性质议题，并非《公安条例》所指的集会。

在这一次警界特别会员大会前，警方管理层一直陷于两难局面，一方面是忧虑警民关系是否会再度恶化，另一方面是内部不满，管理层从各渠道得回来的消息，都表示警队绝大多数人为七警判刑过重而深感不忿。在如此背景下，此次特别会员大会的举办据悉是先获得了管理层的首肯，而他们也派出多位现役或退休的高级警官，包括警司协会主席郭柏聪总警司、机动部队校长郭荫庸总警司、前警务处副处长（行动）黄志雄等来撑场，借大会让手足们把自己更多的想法和怨气表达出来，也借此机会团结警队，重振士气。

会上有警员把警察日常上班比喻为二战中被纳粹德军迫害的犹太人，也有警员指执勤时经常遭侮辱。这引起了不少反对派言论的攻击。以色列与德国驻港领事也认为这些言论不妥当。不过警方后来发表声明，指出这只是个别人的言论，与警队无关。

警方豁出去为己维权

警界人士分析，这次集会警方实在是豁出去了，警察没日没夜地在保护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却落得?铛入狱的下场，香港警队作为一支享誉国际、专业的纪律部队，无论是在何种情况，都不失其专业性，集会现场也看不见任何人有过分激动的情绪，秩序井然。

两天动员通讯软体高效

其实当晚的特别会员大会动员得十分仓促，从香港警务督察协会的主页可见，由协会主席李占安发出的召集公告时间是二月二十日，内文也提到：“由于事情紧急，所以一切行动及召集开会也须便宜行事，希望大家明白！”两天的召集时间，警队内部是怎样动员起来的呢？据悉，各种即时通讯软体、社交媒体都成为警察内部联系的最常用工具，种类繁多的群组，同期、同组、同区、退休的应有尽有，一传十、十传百，大会的信息很快就广传开去。

二零一三年退休、任警察三十多年的女探长王素芳就立刻响应，当她知道大会消息后，虽然她没有与七警一起共事过，但本着对同袍和七警的支持，身在中国大陆旅行的她不惜牺牲旅行时间，千里迢迢赶回香港参加，在现场热血沸腾的气氛下，她说自己也被警队的团结与人情味所感动。

大会除声援七警外，还有其他实际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包括如何筹款。警务处长卢伟聪已经批准警队内部为七名同袍捐款，而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创会会长谭惠珠亦组织非内部平台，接受公众捐款。陈祖光指出，筹款主要是为受影响的警员提供经济支援，减轻他们因为官司而产生的家庭负担，重点并不在金钱的多寡，而是希望更多人出来表示支持警队。

由于七位警察目前仍处警队的架构下，因此警队内部捐款受《公务员事务规例》所限，不能说捐多少就是多少，必须按捐款警员的薪金比例，最高为月薪的百分之三来决定金额，不过由谭惠珠与前立法会议员梁智鸿等人创立的“敬言仁”（意为警仁）基金则不在此限。目前，据估算七警打官司已经用掉了九百万港币（约合一百一十五万美元），捐款方面，陈祖光指目前“敬言仁”基金已收到超过一千万捐款。此前有称自由党率先捐出一百万、经民联也答应捐五百万。

由撑警大联盟和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创建人暨退役同僚联会发起的“全港市民支持（七警）签名大行动”，会于二月二十六日起，一连八日在香港各区举行，行动目的是要求行政长官行使《基本法》第四十八条（十二款）赋予他的宪法权力，从速“赦免”或“减轻”七警的刑罚，大联盟同时强调街站不设捐款箱，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款。不过活动一公开，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已经迅速发出“严正声明”，指“上述团体与本会无关，其举办的一切活动，亦一概与本会无关”。据了解，警队内部对这种“爱”字头的组织都不甚信任，认为他们负面新闻太多。

目前七警案闹得满城风雨，但警队内部普遍对“特赦”是抱不支持的态度，陈祖光在大会发言时更指“要七位同事堂堂正正在法庭上洗脱罪名”，并会协助七名警员就定罪上诉，这已经代表着特赦的不可行性。特赦的执行有利有弊，利的最直接体现当然是七名警员能重获自由，不过从各方面看来，特赦的弊远远大于利。首先，特赦前提是七警必须是入罪之身，而七名警员已向高等法院提交上诉申请，如果特赦真的执行了，那就等同于认罪。

据理力争不要求特赦

林桂彬也指出，特赦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做的是据理力争”。其次，香港特赦警察的案例令不少市民记忆犹新，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港英政府颁下局部特赦令，特赦犯下贪污罪的警务人员。当时贪污问题严重的警队因不满一九七四年成立的廉政公署严正执法，打击贪污，集会上街要求特赦被捕警察，“警廉冲突”瞬间爆发，一些警察甚至打伤廉署人员，最终时任港督麦理浩在压力下妥协，颁下局部特赦令平息事件。这一段警队的“黑历史”被不少网民和媒体重新挖出，如果警队推动特赦七警，这段历史无疑会为反对派带来攻击的“弹药”。

针对警队内部情绪，近日盛传警队管理层接获底层建议，要“按章工作”，只做份内事，不多做亦不少做，不过有赖警务处长卢伟聪的支持，没有就七警案向外界道歉，并强调身为管理层明白同事的忧虑和失落感受，使一场警察罢工或怠工的“工业行动”在萌芽阶段就化解了。

警察若按章执法影响巨大

若警队按章执法，首当其冲就是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违例泊车，现时不少巡警对违泊都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如果按警告把车开走，警员也不会穷追猛打。但在按章工作下，警员是有权力把所有违泊票控，没有任何情理可言，甚或同一辆车票控数次也在警例容许范围之内，其他诸如横过马路、小巴上配戴安全带等港人不以为意但事实上又触犯法例的非严重“罪行”，都会成为按章工作的一部分。

林桂彬坦言，警员若按章执法，根本不需要上级批准，现时警民关系已经达到转捩点，如果警察压力爆发，造成的冲突是所有人都不愿看见的。

李伟强（化名）二零一四年加入警队，驻守油尖旺警区，曾经参与处理占中及旺角骚乱，身为机动部队(PTU)成员，他深深感受到警民关系在几年间急速恶化，“尤其是二零一四的占中后！”他感叹现时警队形象低落，“这几年当中，真的有遇到几次在街上无故被人以粗言咒骂，很无奈！”

李伟强坦言，感觉到社运者的敌视态度，“始终警察会被人觉得是政府的政治工具”，但处理示威活动时，会被示威者咒骂，很多时候警察只是站着不出声，不是怕了他们，“只是觉得职责是维持今天的游行秩序，无需要与你骂战，无意思”。警察目的是维持秩序，而且都希望示威能尽快结束，所以尽量都不会与其他人骂战，李伟强认为：“在游行示威中，警察的角色都是政治中立”。

近年游行示威渐多，支持或反政府的团体狭路相逢，轻则口角，继而动武，警察则成为夹心，令李伟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法轮功的游行上，他跟随法轮功队伍，负责维持秩序，防止反法轮功团体与他们冲突，但双方始终遇上了，开始互相指骂，“我负责分开他们，叫他们不要再骂！”李伟强站在双方之间，几乎要力竭声嘶才能分隔双方，制止了进一步的冲突。

社会气氛紧张，导致示威活动渐渐不再只是游行，警察的压力自然增加，李伟强表示有压力，但不算太大，因为被人用粗言咒骂不只在社运出现，“平常在街上巡逻都会遇到，见怪不怪，当吃生菜！”现时智能手机盛行，随时拍片放上社交媒体，每人都可以是记者，令警察感到很大的压力，“主要压力来自传媒和镜头，因为有些报章会将事实歪曲，误导大众！”

警民对峙冲击竞争力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警民关系自一四年占中开始急剧恶化，示威者仿佛把整个警队都当成仇人。事实上，警队长期受政治所牵连，前线警员的工作也只是遵从上级命令，其初衷仍然是保护示威者。在今天社会分裂、泛政治化严重、警队被“妖魔化”标签，无论是港府还是警队高层，重拾市民对警队的信任都是至关重要的，避免再发生警民对峙的不利局面，否则香港将会陷入永无宁日的混乱时代，冲击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