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跨越时代 习邓改革迥然有别

北京时间2月28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头版报告了上海市试点规范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的改革成果，229名领导官员受到处理。这项已经进行了约两年时间的改革，似乎颇见成效。

上海所进行的改革，其实也是中央深改组成立、策划和推进改革3年来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可以由此对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这场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以及改革具体实现方式有所了解。

据查，像规范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改革一样，还有其他许多改革方案都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实践方法。这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改革方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顶层设计”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当然，不论是对哪个时代而言，都不能把改革简单地认为是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试点“大户”上海改革微观

2015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10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就包括《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当年5月，上海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

据悉，在此之前中央巡视组对几个省市的巡视反馈意见中，涉及到领导干部家属牟利的有广东、新疆和上海，而措辞则以上海最特别：一方面，群众对个别领导家属倚仗权力谋利反映强烈；另一方面，巡视组建议对领导家属经商等要“高度重视并清理”。而上海成为首个试点改革地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上海当局的主动“请缨”。

至今将近两年后，《人民日报》的数字显示，上海已对229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行为进行了规范，其中137人的亲属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11人调整现任职务；10人免职退休；1人辞去现任职务；3人涉及严重违纪，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50人作出书面承诺；17人不属于规范范围。就此来看，上海在短短两年里的改革力度和效果确是比较可观的。

其实除了这项改革，还有其他一些中央深改组的改革方案是以上海为试点。比如，司法体制改革，自贸区改革，群团改革，等等。这即使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些改革也显得意义重、幅度大、难度高、涉及面广。

除了中央深改组的改革方案，另有一些微观层面的改革选择了上海。有对上海改革比较关注的观察人士表示，很多政策中央都是拿到上海先行先试，错了就改正，成功了就推广。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上海甚至斩获了“试点专业大户”的称号。

上海非唯一 改革试点诸侯争先

当然，作为试点地区的并非只有上海。比如，重庆也是中央深改组群团改革试点，首批作为司法改革试点的更是有7个省级地区之多，包括上海、吉林、湖北、广东、湖南、青海和贵州。

事实上，中央深改组所制定的顶层设计，首先以试点方式进行推进的数量非常多，也并非仅由某一省级地区所承接，而是根据改革对象和内容的不同而有所选择。如果试点改革进展良好，则会很快被扩大推广到其他地区或单位。

2016年4月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决定，在上海先行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开展试点。此时上海试点才刚推进约一年时间。或许是因为此项改革较难，所选择的第二批改革试点地区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坐镇。

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相对顺利和迅速一些。这项改革的首批7个省级地区试点始于2014年7月，2015年上半年，又有11个省级地区进入试点名单。事实上，司法体制也是外界对中共十八大后感受最深的改革领域之一。

顶层设计吃重 不再摸石过河？

“改革”是中国近40年里的一个时代主题，是其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原因。不过，发展的程度越高，问题积累得越多，改革也就越难，难就难在实践上。中共十八大前，“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的流行，正是出现于这一背景。

中共十八大后，专门成立深改组，习近平亲任小组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三位政治局常委任副组长，成立中央一级的改革机构。此后，省、市、县三级也成立了本地区深改组。由此在中国体制之内形成一套上下衔接的改革体系。

改革是一项谋动的工程，需要与政治治理有所不同的逻辑和方法，其难点在于如何推动改革的执行。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制定和搭建起基本的组织构架，第二次会议则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时间进度。之后，深改组还会有通报改革进度，向下施压以推动改革的议程。

当下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就其方法论来说，与上世纪邓小平时代所进行的改革仍然具有很多相似点，同时也有较大区别。其相似点在于，中央地方仍需协调配合，中央的决定性地位与地方的探索实践角色并未改变。

其区别则在于，改革决策和压力传导方向，都已由自下而上转为自上而下。邓小平时代“摸石头过河”仍然不可或缺，而“顶层设计”则更为重要。就像是已经走出浅滩，驾船进入弯道，即将驶入大河大江，此刻最需要正确方向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