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彷徨的台湾亟需走出殖民地阴影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一首《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多少台湾人的心声！作为被遗弃的孤儿，台湾始终在找寻可以自主的命运，却屡屡受挫；作为被殖民者，台湾至今未能彻底从阴影中走出。台湾有太多解不开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又纠缠着种种现实政治盘算。如何跳出蓝绿的执拗去理解台湾？台湾又如何在彷徨了这么久之后找到出路？自诩为游侠的杨渡，或许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思考。

杨渡曾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一百年漂泊》（繁体版：《水田里的妈妈》）、《暗夜传灯人》等。

理解台湾为什么这么难？

多维：您作为一个见证了台湾民主进程、历史进程的文化人、历史学者，并且参与过一些现实政治，您是否觉得理解台湾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对多数大陆人而言，听说过的台湾与亲眼看见台湾的区别，会让他们觉得理解台湾很难。

杨渡：台湾的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它不像中国大陆，是一种大陆型的大历史，有完整的、自主的主体。台湾是被清朝割让出去的，所以一直有被遗弃的孤儿感觉。台湾的抗争史，就是不断在找寻自主命运的历史。

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人基本上被当成二等公民。统治初期，日本在两个政策中间游移不定：一个是走“法国-阿尔及利亚”路线，就是把阿尔及利亚当做法国领土的延伸，称为“内地延长主义”；另外一个是英国统治印度的模式，把印度当殖民地，对印度人歧视对待，给他们特殊的法令，教育、经济制度全都区隔开来，就跟统治香港一样，民主制度、议会都没有，就是指派的殖民地官员。

日本原本想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制度，最终却采取有歧视性的“六三法案”。“六三法案”即是让台湾总督拥有立法权，他发出的行政命令就是法令，那不就是跟英国统治印度一样吗？比如日本人念小学校，台湾人念公学校；日本人读中学、大学有名额保证，台湾人只是名额之外的附加；日本在台湾不设思想、人文的学科，而只设医学、农业学校、工业技术学校等，就是要把台湾人训练成高等的技术工具。凡此种种明显的歧视，每个老一辈台湾知识分子都很清楚。

也因为这样，台湾的武装反抗从1895一直打到1915年，整整二十年。之后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运动抗日，从文化协会到农民组合。然而，1928年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抬头，将日本的左翼运动、社会运动、农民运动逮捕镇压。对台湾也一样，许多台湾的社会运动人士在刑囚中被活活打死。1931年后，台湾的反抗才因为暴力镇压拘禁而停止。

1945年光复时，台湾人欢欣喜悦，兴奋地等待中国的到来。但从八月份日本投降到10月份国军接收，中间存在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导致台湾混乱不堪。幸赖过去的抗日志士自动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安定人心。十月，国军接收人员到来时，台湾人主动组织起来，手举旗帜，报纸还征集会写国字的人，举着标语，去基隆港迎接，是这样的一种情感。

多维：可为什么后来会渐渐演变为亲日呢？

杨渡：台湾人彼时希望，祖国来了台湾人可以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家园，过有尊严的生活。可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好怎么接收。在国军来之前，台湾当时的社会治安比大陆任何一个地方都好。更直接地说，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是二等公民；可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台湾人连公民都不是。整个败坏是台湾人难以想象的。

可即便如此，却也不能全怪国民政府，因为百年来，整个中国处于战乱流离，从来没有过公民的概念、意识。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也没有机会、环境去培养、构建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再往前推，中国从清朝已降，到二战结束之前，百年来何尝有过正常的公民观念？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才会发生“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之后最悲情

多维：“二二八”被镇压之后，台湾就进入一个颇为悲情的时代了。

杨渡：很多人这么认为，其实并非如此。“二二八”发生，军队从北到南镇压过去，死亡人数方面，依据“二二八基金会”补偿的人数统计，有八百多人申请。可能有些受害者的家属不愿意申请，或者有些无名死者等等，人数会再多一点，但大体来看，就是一千人左右。

真正最严重的是在“二二八”之后。军队镇压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会甘心、服气吗？“二二八”之后才开始了真正的反抗。特别是“二二八”留存下来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两个中国”，镇压百姓的国民党“白色中国”和进行地下反抗的“红色中国”，所以有些反抗分子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是随着大陆局势不断逆转，中共地下党也不断壮大，还有很多外围的读书会、学生组织等等。到1949年，国民党败撤到台湾时，中国的军警、特务也相继撒台，那么多的特务军警，在台湾这小地方，开始大范围逮捕任何思想有“问题”的、左翼的人士，还鼓励告密，我们管这个叫白色恐怖。

可以说，真正让台湾人对政治恐惧，是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后。整个逮捕到1953年左右才结束。这中间有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1950年6月爆发的韩战。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局势很不稳。虽然开始逮捕一些人，但监狱里面的法官不敢判死刑、不敢枪决，为的是留后路。一直到韩战爆发，国民党觉得安全上稳固了，监狱里关着的人开始大量被枪决。对台湾人来讲，这段历史才是真正最痛的，可是因为过去没有“白色恐怖”这名词（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被使用），人们全部把它归于“二二八”三个字。

在这段曲折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本来抗日的人，在白色恐怖时期，反而被国民党杀了。更复杂的情结是，后来国民党作为外省人力量垄断了权力，又变成一种省籍情结。

事实上，1949年撤退来台的一百二十几万外省人，带来的不是只有党国威权体制，还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文人、艺术家、思想家。台湾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是国民政府带来的。民进党核心人物的思想启蒙者其实都是外省人，特别是胡适、雷震、殷海光、周德伟等。这些文化人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思想启蒙，也带来了很多学术机构和学人，像中研院、乃至于几个大学在台湾复校。这些人对台湾的文化奠基做了很深的奉献。因此，我称之为“1949渡海传灯人”。但台湾有些人被省籍情结绑架了，以致于失去对文化奉献者的感念之心，这是非常可惜的。

台湾人还活在殖民地阴影下

多维：您刚才也提到了日本，其实大陆跟日本有很深的历史纠葛与历史宿怨，那是根本就化解不了的，大陆现在也最担心台湾倒向日本。我们也注意到，台湾至今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日本情结。不久前《湾生回家》作者田中实加的身份造假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日籍资深媒体人本田善彦在《台湾“这个国家”会自我解体吗？》一文中，也揭示了这一点。

杨渡：本田善彦跟我的想法很接近，他在台湾很久了，并不是很典型的日本人，对台湾的亲日情结，是很不以为然的。

至于《湾生回家》，充分暴露出台湾人至今没有从二等公民的殖民地意识中觉醒过来，依然觉得当日本人是高人一等。这部片子连同书籍影响很大，正是因为田中实加是以日本人的名义做的，身份造假被揭开后，自然会大跌眼镜。

透过《湾生回家》的风波，台湾人需要自省：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事实上当时移民到台湾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人，台湾对日本移民到台湾的历史，他们的想法和政治意图，以及各种不同人的身世缺少理解和分析，而一味地歌颂他们移民到台湾，彷佛是屈就来建设台湾，很了不起。更进一步看，台湾殖民地的伤痕至今还没有结束，台湾人还活在殖民地的阴影下。

不得不说，田中实加很妙，直接戳破了台湾殖民地的情结。台湾人如果真的要做自主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一下要从殖民的心态中走出来。让我意外的是，没想到年轻人也不自觉地陷入到殖民地的情结中。这是台湾需要自省的。

被民进党垄断的台湾史

多维：在这方面，台湾的舆论引导可能也要负很大责任。之前看到有台湾媒体公开美化日据时期，称赞那个时候政治清明、秩序井然。

杨渡：媒体之所以可以这样公然歪曲历史，在于台湾史的研究从陈水扁时期开始被民进党垄断。彼时，陈水扁将台湾历史、台湾文化作为重要的资源，故而设了很多台湾研究所、台湾文学系。其他人对于台湾史的研究没有资源，也没有机构可以去支撑。直到现在，台湾史的论述，基本上是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上。反观国民党，这几年也基本上没有投入资源去做台湾史研究，结果更加速了民进党的言论霸权。

我正在换一种思路写台湾史，因为台湾史不是也不应该像民进党的讲的那样。这也是《一百年漂泊》和《暗夜传灯人》之后的写作计划，书名就叫《在台湾看见历史》系列，我会尝试用一些历史照片来见证台湾史。

其中有几个需要着重厘清的历史事件。例如：台湾、大陆与世界史的连结、台湾人抗日史、1949渡海传灯的文化人、50年代的土地改革，戒严时代的白色恐怖，以及从经济到社会的大转型等等，很有必要用现代的眼光，宏观的视野去看待。既不像国民党特意避开蒋介石的威权统治、独裁，也不像民进党所讲全部都是外省人的原罪，也要肯定外省人的知识分子在台湾自由主义思想、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

我们把历史回归到民间的视野，便会发现台湾人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成长经验。我们曾一起奋斗，一起流汗，一起打拼，怎么就被蓝绿给分割了呢？所以我想从民间的共同感情，来写一写台湾人的历史，一种有骨气的台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