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调查贺龙案 周恩来叮嘱别吓死人

贺龙在四一二事变时抓捕过李仲公，遭到李的记恨，后被武汉政府保出。文革时写信诬陷贺龙，实施报复。贺龙案被重新调查后，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这时李已是80多岁了。周恩来特别嘱咐华国锋：不要把他吓死了。本文摘自2011年第2期《党史博览》，作者李海文，原题为《华国锋受命调查贺龙元帅冤案》。

毛泽东周恩来从战争年代养成了在夜里办公的习惯。周恩来常说，白天发生的事情，当晚报到他这儿，他夜里批了，第二天一早下面的同志就执行，不耽误事。1974年他已76岁高龄，患癌症已经两年，每天还工作十几个小时。华国锋和国务院的其他同志经常在夜里被叫到周恩来那里开会或研究工作，大家都习以为常。

1974年4月18日凌晨2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找华国锋谈话，要华国锋复查贺龙的案子。

周恩来是贺龙的引路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时，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重兵在手。此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他的背向影响当时的时局。蒋介石派李仲公等人到武汉做贺龙的工作，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贺龙。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做贺龙的工作。

贺龙出身穷苦，倾向革命，支持工农运动。他对周恩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遵照共产党的命令，贺龙率部到九江，再次拒绝汪精卫上庐山的邀请，同叶挺一起到南昌。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南昌后，请他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在会昌，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发表简短讲话。

起义失败后，贺龙逾越险阻，经香港到了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派叶剑英等许多干部到苏联学习，名单中也有贺龙。贺龙觉得自己熟悉湘鄂西一带的地形和民情，如果回到湘鄂西，在那里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没有问题。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特别派周逸群做他的助手，派卢冬生护送他们回湘鄂西。临行前，周恩来与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20多人回到湘鄂西，迅速拉起一支队伍，后来发展为红三军，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会师后，贺龙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坚持北上。1936年10月，到达甘肃静宁，红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任一二。师师长。他率部驰骋华北，创建晋绥根据地，威震四方。晋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前线的门户，是保卫延安的前哨。这里山高沟深，时常发生干旱，连年战争，民贫地瘠，部队缺衣少食，贺龙宁可自己吃黑豆，也要将粮食送到陕北。1942年，贺龙回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贺龙将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后率十八兵团从陕西南下，和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二野一起解放了四川，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贺龙调北京，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5年。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军委副主席。

贺龙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林彪身体不好，贺龙和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把矛头对准了贺龙，从1966年8月起，散布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谣言。中央文革积极配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讲话，说：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1966年12月，周恩来将贺龙夫妇保护在西花厅。由于林彪下决心要打倒贺龙，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不得已决定将贺龙夫妇送走。为保证贺龙安全，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让他负责贺龙住地外面的保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周恩来所在支部的书记杨德中负责贺龙的生活。贺龙夫妇住在卫戍区一师驻地西山象鼻子沟。外面有解放军一个连保卫。卫戍区一师派的沈医生对贺龙很好，经常帮助他买药、买食品。

1967年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为组长，叶群为副组长，负责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张秀川。专案由军队负责。林彪是唯一的中央副主席，直接插手，周恩来自然不能过问。这个专案组下设十几个分组，审查对象共有23名。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有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贺龙、邓小平），中央委员1名（许光达），中央候补委员1名（甘泗淇）。甘泗淇已故也不放过。贺龙专案组作为主专案，对各分案组负有联系指导的责任。邓小平专案就在其列。11月，康生、叶群主持讨论、批准《关于贺龙专案开展工作的设想》，叶群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多次要求专案组“要在九大以前定案”，对“案犯…‘不能有任何同情、动摇、犹豫、怀疑”，“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要“全部把他们打倒，全部挖出来”。1968年，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案组成员，说：“要抓现实问题。”

专案组将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贺龙夫妇只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1967年夏，专案组借口水源困难，断水45天，每天只有一小壶饮水，其他用水只能接雨水解决。此时贺龙7l岁，抬雨水时，扭了腰，18天不能动。

国庆节。贺龙病重住在卫戍区的医院，周恩来下令让薛明陪床，并派杨德中和一师师长到医院看望，尽量保护贺龙夫妇。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唯一副主席的地位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并在党章中写明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肆无忌惮地迫害贺龙。1968年6月14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监护。贺龙的处境更加困难，身体越来越坏。1969年1月，专案组规定收缴贺龙自备的药品，从此连必要的药品都不能保证，强令他们搬家，离开周恩来安排的住地。贺龙的糖尿病急剧恶化，6月8日出现酸中毒，却注射葡萄糖，6月9日死于301医院。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医生是不敢注射葡萄糖的。为了掩盖罪责，贺龙住院，不准薛明陪同。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开专案组会议，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专门有医生照顾，我们尽到了责任”。

1969年11月下旬，专案组将贺龙夫人薛明从陆军转到空军，送到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军队干校，给她改名换姓，派一个班的人看守，强迫她从事繁重的劳动。

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向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报送《关于通敌分子、篡军夺权阴谋家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专案组秉承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的意志，《审查报告》以专案组报告的形式出炉了。

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周恩来要华国锋复查贺龙元帅的案子

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繁忙之中，周恩来一直记挂着贺龙、薛明。他派人找薛明，几经周折，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山区找到。急如星火地派两名同志到贵州看望她，并带去6份关于林彪罪行的文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1年10月薛明回到北京，周恩来派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刘西尧看望她。让他们一家人团聚，薛明这才见到失散5年的孩子们。1972年恢复了薛明的党籍、军籍。邓颖超看望了薛明，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撤销了中央专案组“二办”，“二办”是专门负责军队干部专案的。1972年开始解放干部，秋天从秦城监狱放人，在交通干校、政法干校、部队兵营被监护的人中不少人被解除监护，可以回家。以检查身体为名，将在干校的同志调回北京。解放中央管的部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管的干部都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为贺龙平反一事迟迟没有进展，原因就在于“四人帮”的阻挠。薛明和叶群是中学同学，在延安整风时，薛明揭发过叶群的历史问题。“文革”期间，叶群帮助江青整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江青帮助叶群整薛明。打倒贺龙是江青同林彪、叶群勾结在一起做的。林彪折戟沉沙，江青对贺龙夫妇仍不放过，不依不饶。因周恩来让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刘两尧管此事，江青通过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以派出护士为名，行监视薛明之实。另外，贺龙专案组下设若干个分组，如果贺龙平反了，下设的分组所涉及的人也要平反。都平反了。中央文革功劳何在呢？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才得以开始。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知道，1973年底，特别是1974年1月“批林批孔”后，周恩来处境困难。“四人帮”是不同意为贺龙平反的。另外，专案组整了一大堆材料，要平反就要复查。死人无口，无法辩护。专案组给贺龙加了无数顶帽子，编造了无数的罪名，要一一澄清、排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胆大心细，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不但不能为贺龙平反，还会给“四人帮”造成整周恩来、整国务院的口实。

周恩来和华国锋谈话后，很快派总理办公室的小纪给华国锋送来了一包材料。

华国锋查清了贺龙的“问题”

贺龙是晋绥根据地的创始人、领导者，华国锋一向尊重贺龙。他看完了材料。

晏道刚的侄子晏章炎1967年2月14日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晏道刚的弟弟晏勋甫即晏章炎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厅长，解放后在武汉市政协工作，“文革”前已去世。晏章炎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贺龙女儿贺晓明告诉笔者，专案组吸收晏章炎为成员。

最关键的一份材料是“文革”初期民主人士李仲公送了两封信给中央。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策动反汉（武汉政府）反共被贺龙逮捕，送交当时的武汉政府。后武汉政府开始清共，他被保出。因此，他对贺龙怀恨在心，1968年3月28日他伪造了两封信陷害贺龙。李仲公陷害说，这两封信是贺龙1929年于武汉写给他的，署名贺云卿，并请他转给蒋介石。信中的内容是贺龙表示想投靠蒋介石。这是不可能的事！贺龙1927年7月和周恩来等酝酿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参加了共产党。他如果真想投靠蒋介石，就不会带兵从武汉赶到南昌，领导起义。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这时李已是80多岁了。周恩来特别嘱咐华国锋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把他吓死了。周恩来和华国锋一起研究信纸是否是几十年前的。研究笔迹后，周恩来说笔迹不是贺龙的。研究签名后，周恩来说：当时贺龙就不用这个名字。认为这两封信很难站住脚。在为贺龙平反过程中，周恩来始终都很关心，开政治局会议时，见到华国锋就询问进展情况，并告诉华国锋要注意哪些事。政治局会议差不多是天天晚上开，或者隔一两天就开一次。

李仲公也承认笔迹不是贺龙的，但是他说贺龙可以找别人写嘛。他不改口。后来找到李的弟弟，把他接到北京来。李的弟弟说，解放初期，李仲公在西南想得到地位高的职务，因贺龙反对没有当成，因而怀恨在心。“文革”爆发后，李仲公知道贺龙受到冲击，曾对弟弟说：现在我把信交出去，可以立功。李仲公的弟弟把情况说清楚了，这两封信不能成为贺龙的罪证。

同时，华国锋将公安部施义之、杨贵等人找到中南海，拿出李仲公写的两封信，让公安部做技术鉴定，辨别真伪，拿出结论。大家商量后，决定先查信纸和墨汁的年代。3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信纸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与20年代造纸用的纸浆完全不同。墨汁有化学成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华国锋很快将结果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十分高兴。

关于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到湘鄂西的事，林彪早就知道。当时贺龙就把熊杀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此报告中央，报告是由夏曦、贺龙、关向应联合署名的。报告就存在中央档案馆。可是，林彪要整贺龙蓄谋已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1968年9月，有意扣压了这份材料，未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贺龙早年在湘西当镇守使，和熊贡卿认识。1933年12月，熊派梁索佛（又名梁天闻）送信给贺龙，要到苏区，要求接见。贺龙发觉了来人的阴谋，很气愤，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贺龙开了会，分局“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大家都说可以让熊来湘鄂西。熊到了苏区，企图收编红军。贺龙报告湘鄂西分局，经分局决定，贺龙处决了熊，可以说有正式手续。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分局将此事报告中央，报告中写道：

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之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专案组将此材料有意扣压下来，不报中央。专案组不敢自作主张，他们是秉承林彪的意志办事的。这个案子是林彪一手控制、一手制造出来的。

另外，党内、军内也有人跟风，乱揭发，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催促他们重新写材料。

这两件事都查清是诬陷，周恩来让华国锋和纪登奎起草平反的报告和中央的通知。当时，纪登奎任中共第十届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分工管组织、专案。中央的通知经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修改。

毛泽东过问此事。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9月14日，华国锋和纪登奎将修改后的中央通知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十分高兴，于15日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上报毛泽东。

华国锋出席了贺龙的追悼会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作为中央第25号文件下发。

《中央专案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两份文件文字基本一样，只是《通知》比《报告》简略一些。《通知》指出：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要进行审查。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用”“和“篡党夺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贺龙同志已于1969年6月9日病故。贺龙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在当时的情况下，仍保留“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病故”这两种说法，否则这个通知难以通过下发。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中央的情况十分复杂，过了一年，到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被害第七年，才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为贺龙公开恢复名誉。在那种情况下，规模不可能太大。周恩来重病在身，仍到八宝山出席仪式，在贺龙遗像前鞠躬7次，并亲自致悼词。半年后，周恩来逝世。

华国锋出席了贺龙追悼会。能为尊敬的老领导尽力，他感到欣慰。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后不久，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等人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开始搜集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案子再翻过来。

为贺龙彻底平反，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创造了条件。1978年秋冬，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要彻底查清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谋害贺龙的批示，由总政保卫部牵头，由干部部、组织部和总后、装甲兵等派人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始调查这一冤案。经过一年多的工作，1980年3月24日作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