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反日游行中他被砸穿头骨 如今怎样了?

“不管也不问，医生也不来。罪犯都快出狱了，我还在医院住着。”

“住院四年，正常人都成精神病了。出院害怕政府不管 ”

“日本人坏的很，不买日本车就没有这种飞来横祸了。砸车的都是农民，你跟他计较啥？我也想开了，我逃不过这一难。”

四年前李建利在915反日游行中被蔡洋砸穿头骨，终生偏瘫。两次开颅手术后，李建利头骨被砸穿处用钛合金修补，创伤后遗症让他身体机能、语言机能受损，他不出院，怕“政府不管”、“没有后续治疗”。医院外就是太平间，他说自己“说不定哪一天走。”

“为了这个车，毁了我们后半生。”妻子说。

而蔡洋的家人始终不解：“他是爱国青年，方法不当，抵制日货，可以判缓——人家是为了爱国。”、“网上说成那样，家里人能好受吗？”

采访手记

作者：导演龙艾

穿过吵杂的医院大厅、走廊，穿过那些焦躁不安的面孔，进到45号病房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安静，病房门总是关着的，电视的声音几乎响一整天，“病人”李建利半躺在床上，就像在自家沙发上一样放松自在，上午看四套的中国新闻、二套的经济新闻、下午和晚上看电视剧频道，这是他每天固定的节目表，他甚至能记住哪个广告之后节目开始。

他喜欢看时政新闻，对于当下的国际大事了如指掌，时常对正在播放的新闻加以评论，似乎他和外面这个世界仍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中日关系总是他最敏感的，“日本人坏因为侵略我们”，但是当一旁的妻子也跟着指责日本的时候，他又会补充说，日本给中国引进那么多生产线，没有日本给提供技术，中国也没有今天这么快的发展。

最后，他总结了一下：“人们不知道怎么爱国。”“你觉得应该怎么爱国？”“我说不上来”，他沉默了一会，又说：“像电视演的那样。”电视上放的是一个叫“我们这样爱国”的公益广告。

除了每天上午做一个小时的康复训练，几乎很难感觉到李建利是一个病人，医生从来不进这间病房，护士进来也就是查个房、发个账单，护理巡视单上除了整理床单那一项打了勾，其他各栏都是空白的。

对于不出院的理由，李建利的解释是因为政府没有人来跟医院结账，住院四年多已经累了八十多万的住院费，另外，还要等政府批第二笔赔偿款，否则不请护理、没有后续治疗方案，出了院在家里只有老伴，摔个跤都是要命的事，不久前的一次抽风让他仍心有余悸：“在医院安全，犯病了随时可以叫大夫。”医院里的小道、楼梯、每一个坡，他都熟稔于心，家里倒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做完手术后，李建利卧床很长一段时间，没法说话，只能用左手在写字板上歪歪扭扭地跟家人交流，他说那会悲观得很，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了。

落差还来自于出事前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连某某政法书记都认识我”、“在西安市做二手车生意里是数一数二的”——他会这样描述自己过去的能力，交际广、人脉多、能给人办事，是他对于“有用”的界定，而现在除了亲属，很少有熟人朋友来看过他，“朋友都在朋友圈里”，他自嘲地说。

每次聊起915那天事情的经过，李建利都会变得格外寡言，问到细节时，他会紧张，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右手会愈加僵硬，他说不愿意再回忆那一天。

但他还是上网看了最近媒体采访自己的节目，还会留意到网友的评论，有人说他开日本车活该，有人指责他先拿砖头砸了蔡洋。“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这不是纯粹日本车，想让他们跟我到车后面看，上面写着一汽丰田，天津产的，他们不听，还砸了我的挡风玻璃”，他说。关于为什么会夺过砖头砸了对方，李建利说自己也不知道、不记得了。

当时同在车上的妻子给出的解释则是，丈夫是个爱车如命的人，以前她开车跟人撞了，李建利的第一个反应是先去看车有没有事，她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围着我们的有好几百人，叫着口号，感觉凶得很，我还看见有拿着锄头的，跟打战似的。”“那天我不出门就好了。”李建利沉默了许久后，抬起头说的这句话，像是回答，又像是等待一个回应。

要拼凑出“爱国青年”蔡洋的人生轨迹，在四年之后变得更为困难，当年接受媒体采访的工友已经找不到，家里最了解他的二姐也不再愿意接触媒体，而当年媒体通过他们发现的蔡洋在qq空间里的留言，成了人们了解蔡洋的唯一直接信息。

网瘾少年、在工地被欺负、对现实的不满、和父亲及村里人的冲突，这些在他的母亲杨水兰那里得不到任何解答，蔡洋在家里排行老四，从小不爱读书，杨水兰说：“他哥哥因为穷没上成学，就把蔡洋摁到地里打，逼他上学，他都不去。”在杨水兰眼里，“他就是个小顽童”。

当年反日游行的气氛，杨水兰在南阳也能感受到，她看到街上到处是写有抵制日货的标语，卖日本车的门店早早关门，开日本车的都插上了小红旗。当蔡洋砸人后跑回家，跟她说网上对于自己的行为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时，杨水兰并没有太大的怀疑，直到她在别人家看到儿子上了电视，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

蔡洋被警察从家里带走时，杨水兰还在地里干活，此后案件在西安审理，杨水兰说家里人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只是在宣判前一天接到律师电话，丈夫和大儿子才赶去了西安。四年过后，在这个家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蔡洋生活过的痕迹，杨水兰说儿子被抓走的时候就带了两身衣服，其他的衣物，前两年翻修房子都丢掉了，旧相册里只剩一张蔡洋两岁时的照片。

离开蔡洋家一个月后，接到了杨水兰的电话，她说蔡洋从牢里打来了亲情电话，他说自己学会了做衣服，以后出来想干这个。她还说蔡洋懂事了，知道关心母亲的身体。但他表示不想接受采访，因为没有用，也“没什么可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