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出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军部队令人汗颜

抗战胜利后，云南实力派人物卢汉，曾奉国民政府之命，率所部第一集团军赴越南受降。这是中国唯一一支出国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为国人争光，本是其海外之行的应有之义。但揆诸史料，国军在越期间军纪之混乱，颇足令中国人汗颜。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国军海外受降军纪考》。

1960 年8 月4 日，台湾国民党高级将领王升，因协助南越政权改良军政任务告一段落，须返回台湾，南越方面特为其举行欢送会，并在会上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高度肯定。其中一名南越少校军官，回顾往事，今昔对比时，曾提到越南人对国民党受降部队的极负面之评价：

“在将军未来之前，我们曾听说‘中华民国’的军队训练精良，但仍将信将疑。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贵国卢汉的部队到越南来接受日军投降，军纪很坏；奸淫、掳掠、吸鸦片，给我们极恶劣的印象。”①

此种恶劣印象，有参与受降之国军老兵回忆为证。如据赴越受降之六十军182师警卫连士兵杨绍柏回忆，当时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多，有的军纪差，内容多方面，引起越民党组织暗杀团。”杨绍柏偷偷离队回国，“在嘉陵桥雇了一张船，船上一对青年夫妇，男的戴越民党帽子，一个老者、一个男孩送到红河，河中露有死尸，我们想是越民党暗杀回云南的官兵。”②

再如，据卢汉所部第一集团军参谋处军官李培锟等人回忆：

“当时（入越）滇军官兵思想极为混乱。有主张打回云南老家的，有主张占据越南作为根据地的，有发‘劫收’财想借故回家的……等等不一。……国民党中央派往越南接收机关的大员们，大发‘劫收’财，除在接收武器弹药及物资上贪赃枉法外，利用关金券与越币的兑换率有利，大肆运进关金，抢购黄金等商品。入越半年使越商和侨商，受到极大损失，怨声载道。大大贬低国军威望。”③

或许是因为卢汉在1949年率部起义进入政协的缘故，李培锟将“大发‘劫收’财”的主体，仅指向“国民党中央派往越南接收机关的大员们”。但据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利用关金券与越币的兑换率”者，也包括入越之卢汉所部。

朱偰于1945年9月，以财政部代表身份，赴越处理日军受降相关事务。其日记于1946年公开刊行，是研究国军赴越受降的极关键史料。朱氏在日记中披露：

“自国军入越，调防频繁，散兵游勇，纪律欠佳。下午七时，（海防市）街市常有抢劫，故商店未晚即先闭门，甚至白昼行人，亦颇冷落。”④

因朱氏系财政部之代表，职责所在，对国军官兵利用“关金券与越币的兑换率”疯狂牟利一事有特别的关注。朱氏披露，当时“军队向黑市收进五百元票，强法方兑换”，引起市场混乱，1946年1月3日，国军代表与法方代表曾就该问题开会谈判，“席间双方争论激烈”，最终国军方面做出三点承诺：

“（1）凡已经兑换五百元越币之部队，除特殊情形外，不得再请兑换；（2）对于申请兑换之五百元越币来源，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应严加审核；（3）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保证一月份兑换之数，将较十二月份大为减少。”⑤

但该承诺并未完全奏效。此后，“军人牟利，仍从黑市大量低价收进五百元票，而汇请当局强迫东方汇理银行兑换”。⑥终于再度闹出外交纠纷案，1月11日下午，朱氏不得不“赴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目的是：

“制止二十二师在海防强迫东方汇理银行每日兑换关金七十万元一案，盖国军入越以来，部队每对银行直接行动，往往引起国际交涉，增加政府困难不少。”⑦

诚然，国军在越南，受种种不利因素制约。国内因素，如蒋介石乘卢汉部调出云南之机，令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撤销了“云南王”龙云在云南的本兼各职，使以滇军为主之国军在越心绪不宁；国际因素，如日军残留之破坏，法方必欲恢复其在越殖民地位等。然国军赴越受降，因军纪甚差而给越人留下不佳之国际观感，终是不争之事实。

注释

①陈祖耀，《西贡往事知多少——揭橥‘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的秘辛》，P66。

②杨绍柏：《随滇军赴越南受降散记》，收录于《烽火余生》，中共昭通市委统战部昭通市黄埔同学会编，2005。

③李培锟、车俊谦：《入越南受降杂记》，收录于《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

④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8，P80。

⑤⑥同上，P86-87。

⑦同上，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