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接替丁盛抵不住高压 违心批判黄永胜

丁盛调离广州之后，赵紫阳接替丁盛担任广东一把手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本文为《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附录四，作者迟泽厚。

1967年初，广州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到半年，省、市党政机关便彻底瘫痪，社会大乱，革、保两派已经形成，而且壁垒分明。

毛泽东决定广东于3月15日实行军管，黄永胜出任省军管会主任。他从未做过地方工作，广东又是个经济、政治、人文大省，他深感这副担子难挑。

对地方实行军管，就得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根据黄永胜、刘兴元的指示，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兼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负责，以司令部办公室的干部为主，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班子，负责搜集和向上反映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随时向军区领导提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我兼任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也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因为这个临时机构的办公室房号为19，于是大家习惯称之为19号办公室。毛泽东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谁是“保守派”（实际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大家则有不同认识，上面也没有明确标准。但是，以江青为核心、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很快便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明确表态：以广州“三面红旗”（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广州医学院红旗）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为“革命造反派”，即革命左派，军队应全力支持此派；而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则是“保守派”。由于各“造反派”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于是这一派通称旗派；而另一派则因拥护军管，认为军管后全省一度东风浩荡，则被称为东风派，也称拥军派。

对广州的两派应该支持哪一派？19号办公室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要求支持“造反派”，军区不能违抗，但是，“造反派”毕竟是少数派，他们造反劲头很大，却不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倘若因支持“造反派”而得罪了多数派，或者像上海那样，进而镇压多数派，势必天下大乱，贻患无穷。毛泽东过去不是也说“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吗？据此，我们提出了“一碗水端平”和“支左不支派”的方针，黄永胜、刘兴元等军区领导都表示赞同。

当年4月中旬，周恩来来到广州。在4月18日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周恩来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定的调子，明确宣布旗派是“革命造反派”，而东风派则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这一定性，无异于宣判东风派的政治死刑。旗派代表无不兴高采烈，而东风派的代表们或垂头丧气，或愤愤不平。会议结束时，东风派几个头头围住黄永胜，说他们回去无法向群众交代，他们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与军区有很大关系，要求军区指出，他们究竟“保”在哪里，他们“保”了哪个“走资派”？黄永胜好歹劝走了这几个代表，然后向周恩来讲了他对形势发展的忧虑。周恩来沉默不语。

周恩来于19日凌晨飞返北京。未曾料想，当天晚间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指示对他关于东风派评价的一段讲话进行修改，将“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改为“革命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这是对东风派评价的重大修改，“革命组织”的地位虽比不上“革命造反派”，但它毕竟不是保守组织，不能将它压垮、吃掉。消息迅速传出，军区领导和支左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吃了一颗定心丸；东风派群众也得到不小安慰；而旗派一些头头则深感沮丧，他们知道军区实际上是同情、支持东风派的，如今又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挡箭牌，他们想一派掌权的美梦很难实现了。

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他能如此表态，实属不易，倘若没有事先征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他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周恩来的新指示也让黄永胜增强了团结两派群众，减少社会动乱，创造“支左”新经验的信心。从5月12日至6月12日，他先后与两派12个较大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举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也对他们提出建议和希望。他要求旗派讲政策，把握斗争大方向，加强与东风派的沟通，不要唯我独革；他鼓励东风派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争取早日甩掉偏于保守的帽子，与旗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同广东周围各省、区以及全国形势相比，广州市以及广东全省，这一时段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还有个有趣情况：东风派虽然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但是，他们的组织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又有发展。

7月上旬，黄永胜带着一批反映东风派在周恩来指示后如何取得明显进步的材料，又带上参谋长阎仲川作他的助手，满怀信心地进京，要申请为东风派摘掉“保守”的“帽子”。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戚本禹、叶群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听取黄永胜、阎仲川的汇报。汇报材料很充分，黄、阎讲得也挺不错。汇报刚一结束，叶剑英便站起来，右手一挥：“摘帽喽！我看可以。”还没等周恩来表态，戚本禹赶紧发话：“总理，我看是不是还按你4月份在广州讲的，暂时不变，再考验他们一下？”周恩来明白，戚本禹讲的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态不是可以轻易表的。他沉默片刻，然后望着黄永胜说：“我看这样吧，你们可以说，我听到他们有了很大进步感到高兴，希望他们不要自满，继续努力，对他们还要再看一段时间。”

冷水浇头。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黄永胜仍不甘心，他叫阎仲川先回广州，他则留在北京，想再看看形势，继续争取。然而，霹雳一声，来了个武汉“七二Ο事件”！当他看到如同丧家之犬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他的同伴们在宾馆东躲西藏的狼狈相，看到“造反派”可以对重兵防护的京西宾馆肆无忌惮地轮番冲击，抓“陈大麻子”，抓一切他们想抓的人，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感到阵阵悲凉。与此同时，他又从杨成武私下借给他的“文革内参”材料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到广州的记者们写的许多攻击广州军区的报道。在他们的笔下，广州军区非但不“支左”，反而成了镇压革命左派、支持保守派的顽固堡垒。黄永胜不能不想，这些所谓记者都是有来头的，他们写的这些东西，肯定会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现在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垮了，“中央文革小组”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下一步会整谁呢？

8月上旬，军区党委常委接到黄永胜的电话，说他对下一步的“支左”工作有些重要想法，不便于在电话上讲，请常委派个人到北京听他面谈，然后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常委指定我去北京。我于13日乘飞机赶到北京。次日，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结束时，他说还要再谈一次，随即匆匆外出。我在北京的几天，见他频繁外出，估计他是找一些尚未倒台的战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据我所知，他去得最勤的地方是杨成武家，杨那时正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两天之后，黄永胜同我进行了二次谈话。黄永胜本来是个爽朗乐观的人，但这两次同我谈话时，他却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情绪坏极。这种情况过去我从所未见。两次谈话，他主要讲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趋势的看法以及军区今后在广州“支左”的策略。他认为，过去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我们的想法跟上面格格不入，根本行不通！胳膊拧不过大腿。保守派人多，听话，拥护军队，拥护共产党，运动中反而受压，确实叫人同情。但是，我们越同情他们，他们就同军队靠得越紧，“造反派”就越反感，反对军队，两派关系也越紧张，最后就出现武汉这样的事件。要知道，上面是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出了事情，倒霉的是保守派的广大群众。“你看看，武汉的‘百万雄师’现在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被‘造反派’打得无处躲藏，死了多少人哪（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披露：湖北全省所谓各保守群众组织，在“七二Ο事件”中，共死伤18.4万人。见该书第三卷298页。）！四川的‘产业军’也是这样，真好惨哪！”那怎么办呢？他严肃、痛苦、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过去的做法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当机立断，把‘屁股’掉过来，和多数派脱钩。这个决心很难下，感情上过不去，而且只要军队不支持，他们的组织可能要垮掉。但是，这总比被打成反动组织强。要赶快行动，我们不能既毁了自己，又害了那些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讲了掉“屁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迟则生变，不能再犹豫了。

8月18日我回到广州，向常委原原本本地汇报了黄永胜的意见。我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把眼光集中在刘兴元的身上，请刘拿主意。刘兴元沉思片刻后表示：大势所趋，不掉“屁股”是不行了。但是，现在“支左”干部都毫无思想准备，弯子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势必出事，欲速则不达。还是要先从做通“支左”干部的思想工作入手，既抓紧，又不轻率，才能尽量减少损失。大家都同意刘兴元的意见。

然而怪事来了。从8月底之后，在全国并未见“中央文革小组”借“七二Ο事件”对“保守派”乘胜大举扫荡；而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广州两派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旗派挨批的事儿却逐渐多了。10月初，终了传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于是人们恍然大悟。这条“最高指示”真好，它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两派你死我活的纷争，解除了“造反派”的主体地位和特权。若是早有这条指示该多好啊，可以少死多少人、减少多少损失啊！看来毛泽东也在“七二Ο事件”中受到了启示，看到了众怒难犯，看到“造反派”实在不得人心，靠“造反派”成不了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最高领导人的出发点和一切方针、政策全错了，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只要参与这场运动，就绝无功绩可言，能够不避风险，采取一些消极抵制措施，减少一些损失，已属不错了。黄永胜在“支左”工作中是兢兢业业，想方设法争取减少一些损失。广东大规模武斗比周围各省、区以至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来得要晚，伤亡也少；工农业生产破坏较轻；两派之间对立不算尖锐，派性消除较早；“解放干部”工作走在全国最前列；革委会成立后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这些情况有目共睹，周恩来曾多次表彰。有人说，黄永胜如果坚持到底，在武汉“七二Ο事件”后不提出掉“屁股”的意见就好了。倘若时光能够倒流到1967年七八月间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不管让谁坐到黄永胜的位置上，感受大概就不一样了。

1974年7月，在丁盛调离广州之后，接替丁盛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一次作“批林”报告，说黄永胜掉“屁股”是一个阴谋，是想“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赵紫阳这样高智商的政治家，竟然说出如此不近情理、逻辑混乱的话来，实在令人惊讶。试问：黄永胜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弄乱，让两派互相残杀，能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愿这是他在政治高压之下讲的违心话。